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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开了好一阵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迄今他还未查清楚），他被押进一间黑房子。房子里没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湿，铺着稻草。几天之后，才算给了张小木床，晃晃荡荡的，屋里点着耀眼的电灯。离他一米处，一直坐着一个看守。门上有观察孔，门外的看守也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他的裤带、鞋带都被抽掉，生怕他自杀。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
没多久，进来了两个军人，打开牢门，一边一个挟着他出去。他双手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脚下拖着没有鞋带的棉鞋。一出门，刺眼的太阳光，使他目眩眼花。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见到门上写着绿色的三个字：提审室。
进屋之后，老杨见到在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五十多岁，穿便衣。还有三个男的，穿军装。他很快认出其中一个男的，脸色铁青，坐在正中——那是王洪文！
屋子很深，两个军人在离桌子几米远处，让他站住，仍一左一右挟持着他，生怕他动手似的。他刚一站定，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声桌子，把桌子茶杯的盖子都震掉了，茶水撒了出来。王洪文厉声说道：“杨茂之，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
老杨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王洪文见他不理不答，继续高声训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的那些话，无非是从你老婆那里听来的。告诉你，我把你老婆也抓起来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你必须集中交代你的罪行——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你写出交代，不许交给别人，我派专人来取，严防扩散。”
老杨一听，这才知道刘松林也被捕了。
老杨始终沉默不语。王洪文骂骂咧咧一阵，只得结束了“提审”。
原来老杨这人，早就看不惯江青，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话成了“恶毒攻击”。
比如，有一回部队里放录音，老杨听见林彪夸奖江青是“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女同志”，江青当场感谢“林副统帅”的“鼓励”，叶群则领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老杨听罢，直摇头，说他们在“唱双簧”。这句话，飞快地被汇报上去了，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老杨的“最严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间，听见别人在议论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接班人”。老杨不以为然地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
老杨的话被汇报上去，气歪了江青的鼻子。江青知道，老杨所讲的毛泽东主席的话，势必来自刘松林那里。于是，作为“严重问题”，逮捕了老杨和刘松林……
刘松林被捕后，最初是与老杨关在同一监狱中。她并不知道老杨也被捕了。
有一回看病时，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动病人登记表，停在老杨那一页上。刘松林看见杨茂之的名字，吃了一惊，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
她很想知道老杨关在哪里。可是，不久她被转移到另一处监狱。
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大罪”。又是王洪文提审她，追问她怎样“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身陷囹圄，她细细寻思，唯一的解救途径是向毛泽东主席求援！
那句所谓“恶毒攻击”的话，不是杨茂之创造的，也不是刘松林的发明，而确确实实是毛泽东亲口说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次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赶紧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
刘松林想写信给毛主席。可是，监视人员昼夜盯着她，她怎能悄悄写信？即便写成了，怎么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开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写了信，托谁递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转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去，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的；一旦说起王洪文扣押她的信，王洪文担当不起
果真，在王洪文提审她时，刘松林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而且要由他转交，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不过，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信不能封口。
刘松林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当面交给王洪文。
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压此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读了刘松林的信，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他作了批示，说娃娃们无罪……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江青、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刘松林和杨茂之。
那时，刘松林已在上海的监狱关押了五个月之久。她刚生了老四，在狱中被迫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坐到晚上十时才能躺下睡觉。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红肿了。她，一身是病。
经叶剑英元帅帮助，毛泽东主席同意，刘松林出狱后被送回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帮”，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一九七九年，老杨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接到刘松林打来的电话，知道她从北京来上海，下榻于空军招待所。我便去看她。时值严冬，屋里没有暖气，她戴着驼色绒线帽，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已经有点发胖的她显得更胖了。
在闲谈中，她托我办一桩事：帮她寻找当年在上海关押过她的监狱……
虽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曾在上海工作过多年。不过，一九七一年十月，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监狱时，她的双眼被蒙上了黑布。她记得，那是一辆越野车，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头目戴立清，她坐在后座，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就这样，她被送进一座监狱。
她被关在三楼。从窗口望下去，窗外有农田，有晒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边，细细观看那些被子，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丈夫的——因为丈夫也被捕了，不知关在何处，而他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
没几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据刘松林说，那窗上装着铁栅栏，这表明关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监狱，不是临时借用的房子。她被关在三楼，而且楼下晒的被子相当多，这表明监狱的规模相当大。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这又表明监狱坐落于上海郊区。我曾去上海各监狱采访。我猜想，当年关押刘松林的，可能是上海漕河径监狱。那是一座老监狱，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
于是，改日我陪刘松林驱车前往漕河径监狱。如今，那里已是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了，看见门口的牌子，刘松林皱起了眉头：她怎么会成为“少年犯”呢？
走进狱中，刘松林觉得有点像——那楼的颜色，那窗户上的铁栅。
监狱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根据“窗外有农田”这一点，监狱负责同志判定可能是二号楼。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二号楼。上了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像。”她信步向顶头朝南的一间走去，自言自语说：“像是这一间。”
那一间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监狱负责同志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监狱负责同志脱口而出。
“对，对，一点也不错！”就像做地下工作时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就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监狱负责同志说。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照片都珍贵！”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
紧急集合！全连紧急集合！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上海奉贤海边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战士们，是按军队编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二百多工作人员，成了一个“连”。
全连集中在用芦席、竹子扎成的棚子里。人们一手持红色语录，一手持一张小板凳——这已成了“五？七”战士开会的规矩。
望着芦席上浆糊尚湿的大字标语，人们面面相觑：“深挖现行反革命！”
一张张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们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不敢喘一口粗气。一个陌生的军人，坐在主席台上。
工宣队头头宣布开会了。他在讲了一通全世界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全上海形势大好、全干校形势大好、全连形势大好之类每会必讲的废话之后，便“但是”起来了：
“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们报社，有一个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坐在你们中间！”
顿时，全场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电影中“定格”一般，一动不动。
沉默良久。
工宣队头头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芦席棚里扫视着。他终于用尽吃奶的气力，大声地揭开阶级斗争的“谜底”：
“这个最狠毒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夏其言！”
此时此刻，年近花甲、听力颇差的原《解放日报》副总编夏其言，还正在轻声地问坐在旁边的人：“谁啊？谁啊？”
突然，一只冰冷的手，使劲拎起夏其言的衣领，连搡带推，把他押上台示众。
夏其言仿佛还在梦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怎么忽然会成为“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
工宣队头头宣布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牲般的语言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
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
紧接着便宣布：对夏其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那个陌生的军人站了起来，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辆汽车早已在门外“恭候”。
当汽车在海滨公路上急驰的时候，“五？七”干校刷出了大字标语，每一个字比斗还大：“坚决拥护工宣队团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
顿时，在这所干校劳动的、属于出版系统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们注视的中心。
在汽车上，那军人紧紧地坐在夏其言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