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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面对专案组的审讯，据实答复，如此“顶牛”了一个月。
专案组着急了，在六月二十二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江青在该专案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这下子，专案组对孟用潜的“攻势”一下子加强了。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
“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写了二十次申诉，否定自己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孟用潜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
“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潜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内中有：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长，原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被捕，被关押了八年多；
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就死于狱中；
丁觉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写道：“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没有特殊关系。”可是，他在狱中受到逼供信，讲了违心的话。翌日，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
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十二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死于狱中。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了一番狠毒的话：
“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江青甚至还发动三百名红卫兵在沈阳大查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想查到刘少奇“叛变”的“证据”。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经过两、三年的“呕心沥血”，江青终于把她所“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结案，在一大堆伪证之上，给刘少奇戴了三顶大帽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命”。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面对政治高压，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这一决议，举座皆惊。六十六岁的陈少敏，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除了陈少敏公开表示反对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党、全国宣读那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举着那份《审查报告》说道：
“不要小看这么一本，里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张春桥的话，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刘少奇中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十四天——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选择了这一天，让刘少奇知道他被“永远开除出党”，是因为这一天正是刘少奇七十岁的生日！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四十摄氏度！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所谓“一号手令”，刘少奇从北京被押往河南开封。那时刘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白发长达一尺多！病中的他，没穿衣服，被用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
初冬的寒气，使刘少奇着凉，肺炎并发。到了开封，他陷于持续高烧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时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惨死在开封狱中！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这么填写：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来
打陶铸，抓彭德怀，判王光美“死刑”，整死刘少奇……
江青意犹未尽，居然觊觎周恩来！红卫兵提供的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击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之后，“揪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在“文革”中，原本“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图书馆，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扑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上，仔仔细细寻找那些《脱离共党声明》、《自首启事》。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夏，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原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成立和领导了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社员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便以“五号”的谐音取了个化名“伍豪”。此后，周恩来发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逸豪”为化名、笔名。
周恩来怎么会发表《脱离共党启事》？难道他也是“大叛徒”？
于是，天津红卫兵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在五月十三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对周恩来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份启事曾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申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新闻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时报》号外版刊载。启事全文如下：①
①转引自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所载、经周恩来生前亲自编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江青在收到天津红卫兵送来的启事的第四天——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
江青在信中写道：
“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显然，江青下了一着咄咄逼人的棋，使周恩来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
周恩来当即作出坚决回击，于五月十九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答复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②
②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志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