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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江青前往田汉家拜访时，廖沫沙正住在田汉家。廖沫沙本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田汉的同乡，也曾在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一九三○年五月加入中共。此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文革”中，廖沫沙作为“三家村”中的一家受到江青挞伐，那是后话。
刘茵所写《繁星闪耀——记廖沫沙》，内中记述了廖沫沙回忆的江青头一回到田汉家的情景，颇为珍贵。只是文中按晚年的习惯称他为“廖老”，其实他当时不过二十四岁罢了。
三十年代，田汉给艺华电影公司撰写剧本，廖老作为他的助手，住在田汉家。一天，黄敬的姐姐俞珊带来一位女士，说是从北方逃难到上海，请田汉为她找个住处。廖老就这样认识了这位李女士。其实，这位女士早已慕田汉之名，想投奔他的门下，这次找上门来，绝非偶然。她与廖老见面后又说又笑，东拉西扯，呱呱啦啦不停。田汉家房子不多，只得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当时，廖老与田汉住到旅馆里去写剧本，妻子又回湖南去了，他在田家分住的房间空着。有一次，江青见廖老回来取东西，便踅进房间，大模大样地说：“廖先生，我是第一次来上海，没地方住，你们在旅馆写剧本，你这房间空着，就让我先住你这儿吧。”廖老不便拒绝，只得含糊地回答道：“内人不几天就回上海来，她回来前你先住吧。”后来，廖老与妻子搬到别处，不料江青又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家干扰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廖老夫妇除一间卧室外，只有一间厨房，他们对江青冷淡地说：“那只好住厨房了。”
“我先到另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说完她走了，再未登门。江青对那次廖老没有殷勤欢迎她住下耿耿于怀。一九七二年，她竟然气狠狠地对美国记者维特克追叙了三十九年前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足见其度量之小，为人之阴！
田汉、廖沫沙是江青三十年代的知情者，难怪“文革”一开始，她就拿“三家村”“四条汉子”开刀了。
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径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径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论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名人，不论在《中共党史人物传》还是《中共党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传略或条目。他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央农委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而她——徐明清，原本鲜为人知。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成千上万次用铅字印刷。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不论是“正传”、“外传”，还是“秘史”、“野史”，凡是写江青的，她的名字无法绕过去的。这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她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写江青传记的作者，没有一个直接采访过徐明清。正因为这样，据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种江青传记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如实反映她和江青的关系，其中好多本书把徐明清写成“叛徒”，写成江青的“同伙”。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作者之一，我也曾误信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发的某些文件中关于她的材料，以为她是“叛徒”，陷入迷误。
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我在北京给她挂了电话，希望对她进行详细采访。她家颇为僻远。为了便于采访，我干脆搬到了离她家只有二、三百公尺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她是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住在一幢宽敞的平房里。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厅，便看见墙上悬挂着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写给病中的王观澜的那封著名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徐明清年近八旬，个子小巧，态度谦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观澜同乡，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她于一九二六年底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九年秋由团转党。一九八四年春节，薄一波受党中央委托，在茶话会上提及十五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是这十五位老大姐之一。
徐明清是怎么结识江青的呢？我打开录音机，请这位历史的见证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一九二八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不久，她成为该校共青团支部的支部书记。一九三○年四月，蒋介石查封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不久，他公开露面，倡议成立工学团，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徐明清成为“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所谓“工学团”，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是一九三二年十月成立的。这个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径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取名“晨更”。在当时，“晨更工学团”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
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正因为日沉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亦即江青。
徐明清那时叫徐一冰（有的江青传记误为“徐一永”）。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在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常委。
“晨更工学团”是一个教育团体，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工学团”其实是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拈据，靠着一位“交际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股长。黄警顽有着过目不忘的“天才”，见上一面，此后便认得，号称认得十万青年。黄警顽在十里洋场为工学团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
“晨更工学团”的人员逐渐增多，几间农舍不够用了。黄警顽到底不愧为“交际家”，他打听到北新径镇罗别根路罗家花园对面，有一座被资本家废弃的花园。那里，有一道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是一幢破败的小楼，底楼四间，二楼三间，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小楼后边，有一排平房。另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玻璃花房。这座烂摊子一般的“花园”，由一位姓陆的农民看管。经“交际家”前往“交际”，“花园”的主人答应借给“晨更工学团”办学用，不收分文房租。于是，那里便成了“晨更工学团”的“大本营”。那座小楼、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员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女教员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三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江青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罢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她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时隔半个多世纪，徐明清还记得，那信的开头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还记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徐明清在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说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劝慰了一阵，从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脸的原因。不过，江青没有说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党员，徐明清也从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党员。
“宁波李”调走了。小阁楼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们之间的交谈更多了。
那时，“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已经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陈企霞比徐明清小两岁。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及：“一九三二年起，从通信中结识了叶紫。在他的鼓励下，我到了上海。……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由左联派到沪西郊区，参加工会教育工作，入共青团，也和党有了联系。”（《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这时，共青团支部认为江青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团。据徐明清回忆，当时陈企叫“陈华”，团员之中有王东放、紫玉玺（后来改名紫川若）等。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重新入团。
当时的生活颇为艰难，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江青为了避难来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万幸，不太计较生活问题。她每日与众不同的“常课”，是打了井水洗头发。天天洗，很注意保养自己的乌亮的头发。
那时，谁要进城，就向徐明清讨几角钱车费。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几乎不进城，没向徐明清要过车钱。
黄敬前来上海寻找江青
一九三三年冬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棉袍的男青年来到“晨更工学团”，说是找“李老师”。当徐明清听说男青年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