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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还批示：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决定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这如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五月三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去年七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打招呼。他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引者注：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待大家笑毕，毛泽东正色道：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又说：
“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溜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毛泽东又提起了“帮”的问题：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最后说：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毛泽东曾用“三要三不要”警告过林彪，如今则是警告江青，警告“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五月一二十七日、六月三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一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慑于压力，就连江青也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原文如下：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二八、六、一九七六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江青的“后院”——文艺界起火
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
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七月十八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七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五）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创业》一片。
此片上映不久，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