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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生举手说：“要在课后玩，不能上课的时候也玩。”
这时候，我就点了一个很贪玩的学生，让他站起来回答：“你说说看，为什么不能在课堂上玩？”那个学生低着头小声地说：“课堂上玩就会搞乱课堂纪律，搞得老师生气，大家听不好课，自己也听不好课。”
从这样一个学生的口里说出这样一段话，我大声地说了一声：“好！说得非常好！”便带头鼓起掌来。全班随即响起了一片掌声。掌声过后，我走到这个学生身边，诙谐地说：“不过，金老师给你提一条意见，回答问题的时侯，不要低着头，不要学蚊子叫，男子汉大丈夫要敢说敢做……。”我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至此，快要下课了，我觉得目的已基本达到，于是我以别开生面的方式结束这堂班会课。我没有作什么归纳小结，只是有些动情地说：“今天的班会开得非常好。也许在你们的眼里，金老师是个老头。你们看，金老师的头发也白了，胡子也花了，脸也起皱纹了……。但是同你们这些祖国的花朵在一起，我仿佛也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童年的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今天我不想再说什么，我只想把我童年的一首儿歌献给同学们，作为今天这节班会课的结束语。希望我们今后的三年共处，能给我，也给你们多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说完，我清了清嗓子，唱了起来：
我们三个小朋友，
快乐地把手拉，
生长在祖国的花园里，
红领巾在胸前挂。
我坐着一架小飞机，
骑上了一匹小木马，
将来我驾驶拖拉机，
劳动能手人人夸。
这是解放初期我在小学学会的一首儿歌。我已经多年没唱歌了。为了准备这支歌，我在家里练了四五天。我要用歌声与同学们传递童声，交换童心，唤醒童趣，引发共鸣。开学以来，我没有在学生面前哼过一声歌曲，为的是隐藏歌喉，积攒情感。今天突然一亮，希望能给学生带来一点惊喜，拉近一点我们之间的距离。
为了迎合学生的正当爱好，我最充分地满足他（她）们的本能要求，该给他（她）们的就给他个痛痛快快，给他个开开心心。在快乐中培养师生的和谐，谋求教育和教学的效果。
开文艺晚会是学生最喜爱的一种娱乐形式。在不影响兄弟班级的情况下，只要学生要求，我就同意，并亲自督促指导节目的组织准备，还与学生同台表演。
课余，孩子们爱到教室后面的空阔处或外面的走廊上（我们的教室在楼上）跳皮筋，跳绳，踢踺子。我也常会参与其中，与男女同学同跳一根绳子，同踢一个踺子。虽然笨手笨脚，滑稽诙谐，却能引发一阵阵笑声，带来满堂欢悦。此时师生同乐难分彼此。
我还常抽空与同学们在教室里在操场上玩各种有趣的游戏。如玩智力测验，脑筋急转弯，玩铁路车皮调度，玩十八猜，抢三十，玩接成语，猜迷语等等。
渐渐地，四班开始发生变化，再没有科任教师向我告状了，有时还能听到老师们的赞叹声。从学生各方面的表现看，他们已基本接受了我这个老头班主任了。而我这个原本就很喜欢学生的老头，现在与我身旁的这一群娃娃已是情如鱼水了。
随着我与孩子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不久就干脆泡在孩子们当中了。这一泡就是三年，这三年我与自己的眼睛商量不看电视，与妻子商量不管家务……。
时间长了，我发现蹲班的效果很好。自从我蹲班以来，四班的课堂纪律、自习纪律、教室面貌、班风学风，又有明显变化。在学校的值周记录中，百分评比竞赛的得分率日日上升，周末总分很多时候都是四班第一。我还感觉到，蹲班使师生关系更加密切，师生感情更加融洽。此外，由于我日夜置身于学生之中，班上的细微变化、点滴情况都在我的视线之内，有利于及时鼓励和发扬优点，及时解决和处理问题。
就在我蹲班不久，有一个晚上，我发现走廊上有几个人影在窗前晃动，看上去不是老师，也不像学生。我问旁边一个学生，他告诉我那是街上的人，以前经常会到这里来，有时还会进教室拉人。听了学生的反映，我心里一惊，在自己的班上竟有这等事情！我决心解决这一问题。接下来几天，晚自习我故意迟到，想抓个现行。但偏偏那几天无鱼上钩。听学生说，近一段时间他们来得少了，有时候来也是要么早要么晚。我想，大概是他们发现教室里有老师，心里有所顾忌。看来，这些人并不是目空一切，只是他们有染于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一时自我失控。其实，正义与法纪在他们心里还是有威慑力的。这让我的勇气倍增。
我继续留下空档，等待他们的光临。这天天气晴朗，月光如水，一中校园电灯明亮，树影婆娑。我站在初一教学楼后面墙角的阴暗处约半个时辰，就看到三个小青年从大门方向径直向初一教室而来。等他们上楼五六分钟左右，我便轻轻地快步追了上去，见我班门口三男二女正在边嗑瓜子边打情骂俏。两个女的正是我班的学生。我加快脚步赶了过去，抓住两个女学生往教室一推，嘭的一声将门关上，大声吼道：“这里是教室，不是娱乐场，谁敢在四班捣乱，我就对他不客气。”这几句怒斥，其实是说给外面的人听的，满脸凶相也是做给外面的人看的。我想以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一次性解决问题。有时这种方法虽然难看难听，却是管用。因为我向对方传递的是一种以正压邪的强势信息。这种方法对部份良心未泯、正气尚存的人尤其有效。从此，再不见那几个青年在四班窗前露面了。
学生是一个脆弱的群体，需要老师的关怀，更需要老师的呵护。有一段时间，我听说有的学生在上学的路上，在回家的途中，在校园运动场，常被少数街上的无业小青年敲诈勒索。有的钱被敲去，有的物被抢去。身上无钱无物的就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送物送钱到指定的地点交付，否则就要挨打受罚，还威协说不准告诉家长和老师。这必然会给学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仅影响学习情绪，甚至有时还会逼着学生做坏事。对这类事情，班主任岂能睁只眼闭只眼漠然处之？如果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女遭此危难，岂能食甘睡稳？尽管事情出在外面，我仍决定给学生提供保护。我一方面要求学生少在外面逗留，上学或回家要结伴而行不要单独往来，更不能在路上贪玩滋事；一方面指点学生遇到歹人，要用智慧摆脱。如果一时不能脱身也不要害怕，要沉着应对，不能把钱物轻易交出去。万一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向班主任反映，只要我知道的，就会设法给他们解脱。
有一次，有学生对我说，一个常在校内转悠的青年（那时学校的围墙尚未封闭，熟悉情况的校外人员可任意进出）向他索要十元钱，限下午五点钟在操场交付。那个青年我以前见过多次，只是从未正面接触过，没引起注意。今天听了学生的报告，我打算会一会他。下午，还未到五点，我就见他站在操场上东张西望，便不紧不慢地走到他身边，笑着向他打招呼：“小伙子，一个人玩哪？”小青年不吭声，拔腿就想走。我在他身后，放重一点音量，仍笑着叫了一声：“小伙子……”趁他回头，我递过一支烟说：“我知道你抽烟，来，烟不好，抽一支。”他愣着，有点不知所措，没有伸手接烟。我说：“怕什么？我又不是你的老师，你也早就不是学生，没关系，抽一支。”我把烟扔了过去，他本能地伸出手接住了。我身上有火柴，但我故意说：“有火吗？我忘了带了。”他掏出打火机，先点燃自己的。我便自己凑上去把烟点着。我边抽烟边说：“小伙子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叫李刚，前年开始就没念书了，是吧？看你很聪明，挺可惜的。”他笑了笑，但仍不吭声。我接着说：“你不认识我吧？我姓金，原来是南山中学校长，前几年调进城，本来教育局领导安排我在三中当总务主任，我不想当官，要求在初一四班当了班主任。”
我在这里把我当过和未当过的“校长”“主任”端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此时说说有益无妨。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有一种传统的惧官尊官习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听说对方是什么“长”什么“任”，心态就会起变化。或肃然起敬，或陡然生畏，至少会觉得此人非同一般，不可招惹。哪怕站在面前的是块“朽木庸料”，也会认为他一定有过人之处或另有硬靠，要不怎么能当官？因此再狂妄的人在“长”或“任”面前也会有所收敛。
我在自报家门时，同时注意了对方的表现。尽管他脸色暗淡，表情冷漠，但当我说出“校长”二字时，他的头还是动了一下，两眸闪电般瞟了我一眼。我接着说：“听说你认识我们班很多学生，是吗？”我点了一大串学生的名字，其中包括今天上午被敲的那个学生——意思是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你不要乱来！李刚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偶尔露出一点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继续似真似戏地说：“你还想读书么？想读就到我们四班来，我保证收留你。年青人要多学点正道本事……”。我对着他说了一大堆之后，他当时没有对我作出什么表态。但我后来再问学生，他的那十元钱再没被追索了。再后来我又先后三四次与另外几个无业青年有过类似的接触。从此，几乎再没听到有学生反映被敲榨的事了。
共同相处多了，我与学生的情感几乎有些越位。在梦境中，在校园里，有时竟会出现一些超越师生关系的表现。甚至有时像一个不善家教的父亲，连自己孩子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偏袒包容。有一天晚上，学校保卫科的值日老师抓住我班的一个学生来教室找我，说这个学生在商店偷了东西，要罚款二十元。我一听罚款，心里很不好受。我知道这个学生的家庭十分困难，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就靠父亲给人打工赚点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的温饱。罚款二十元不是等于在瘦人身上割肉吗！尽管这个学生在班上学习习惯不太好，纪律观念也淡薄，常有事故发生，但我看着他胆怯的样子，想到他困难的家庭，心里涌上一阵怜悯，竟给他掩饰起来。
我对保卫科的老师说：“这个学生很老实，从未做过什么坏事，今天是头一回，就原谅了吧。”
保卫科的老师说：“这是学校的制度，犯了就要执行，不管什么人，一视同仁。”
我见保卫科的老师一定要罚，好象这二十元钱要掏我的腰包似的心疼，竟然同这位老师较起真来。
我说：“他偷了东西赃物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