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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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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徭薄赋,在至正二十四年决战陈友谅,至正二十五年平灭张士诚的两次关键时刻,连续两次下令减免税赋,招募垦荒,元朝派往朱元璋处的使节杨思义,是当时出名的“农业专家”,朱元璋闻知后将其硬留下来,成为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户部尚书。

建“政府”,定“兵制”,肃“军纪”,兴“儒学”,敬“大户”,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让一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的“吴”政权,破茧化蝶,渐具“封建国家”雏形。刘伯温的断言,实则该补充一句:九恶者,若尽数做成“九不恶”,所谓义军,实则“封建国家”。

恰如海外明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说:“元末各类割据政权,多徒有‘国家’之表,却无‘国家’之实,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实,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

既是“国家”当然就要与“红巾军”决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灭陈友谅的朱元璋命部将廖永忠将依附于他的红巾军“名义领袖”小明王从滁州接至南京,途经江苏六合时,凿船将其溺死。这场谋杀不仅意味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起义领袖”,从今天起成功“洗底”。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灭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拥戴下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军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大漠,元朝灭亡。

做到“九不恶”的朱元璋,至此将这个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话,演绎完成。

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国家的开国帝王,评价他的成功,或许《亚洲史》主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最为客观恰当:

“一个平民出身的起义者,用战胜自己的方式,战胜天下,开创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个关于勇敢者探险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却是一个更接近于普通人奋斗脉络的奇迹。”


第二章 谁缔造了“洪武盛世”

【一】

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时期(公元1368年~1399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铁马,权谋厚黑。但有一件不容回避的史实,却在历史长河里被忽略了。

这个史实,是一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顷,户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国家岁入米麦合计32789800石,官仓储粮71800000石,不计民间百姓储量,亦可供全国官民支用3年。全国棉花总产量11803000余斤,果木种植总量10亿株。全国各府县共开塘堰4000987处,疏通河道4162处,修筑堤岸5048处。《明史·食货志》如此评价这一时期: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

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

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

【二】

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

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

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亩至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

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

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

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说这3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

【三】

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

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简短几笔,且就在这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祥,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时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

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决”,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都闪光的“好钢”。

“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

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增加财源;前线用度庞大,就发挥“数学特长”,精打细算。尤其是对北方战事,不顾前线将领反对,几乎缩减各类开支达一半,更不辞劳苦,将各类开支的用法详细开列清单,交前线诸将执行。财政实在吃紧的情况下,就减少宫室修建开支,“拆东墙补西墙”缓解燃眉之急。苦心终于没有白费,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徐达、李文忠的北路军北逐蒙古,在定西和上都会战里接连消灭元朝的有生力量,虽有岭北之败,却暂时解除了元朝残余势力对大明边境的威胁。南征军也捷报频传,攻克福建、广东诸省,平灭四川明玉珍的割据政权,堪称奇迹的是,这几年间,明朝国内生产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百姓未增加负担,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长,既不过分劳苦百姓,又保证前线供应,完成一统江山的伟业。奇迹的背后,是杨思义呕心沥血的劳动。

战争结束了,而属于杨思义的却刚刚拉开帷幕。自担任户部尚书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事事以安民为先,其建议的多项政策,都切中了大明朝经济建设的脉搏。各省水旱灾频繁,杨思义建议国家设“预备仓”,以备水旱灾害赈济之用,此举沿用整个明清两朝,惠泽无数苍生。屯垦大兴,杨思义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桑麻,不几年国家桑麻产业大兴,更带动丝绸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在北方设“九边”军事重镇,但九边初设,边关钱粮匮乏,国家用度也捉襟见肘,杨思义提议设“开中法”,即在国家经营食盐贸易的前提下,允许商人以向“九边”送粮的方式换取盐引,获得贩卖食盐的特权。此法一出,全国商人纷纷响应,争相在“九边”购地屯垦,招募流民耕种。结果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九边”从此钱粮充足,边防大振,商人们换取盐引,获利颇丰,山东、陕西、山西、河北、辽东等饱受战火荼毒的边关地区,因商人竞相屯垦,重现阡陌纵横,经济繁荣之相。在“开中法”中获利颇丰的商人们,渐形成了两个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商人集团——晋商集团和徽商集团。

身负大才的杨思义,却从不恃才傲物,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称他“宽宏容达”,特别是与朱元璋的相处中,杨思义性格宽厚,说话讲究分寸,即使是与朱元璋相左的意见,也能以合理的说话方式获得朱元璋认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这位“大贤”始终器重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会“做人”,更因为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知道,这位思维缜密、眼光卓越的户部尚书,从来都是位“急农民之所急”的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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