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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槽的黄水翻滚着泥沙、泡沫，浩浩森森，汹涌澎湃。
野战军军政处处长杨国宇一身泥水，行动极敏捷，像一个快速旋转的泥球，洪亮而富有乐感的川腔随着他的身影流动。
“磨蹭啥子嘛！5连，快到上面去！……你这位同志，这哪里是抢险，分明是搭鸡棚棚嘛！重新加固！
“杨大人。”邓小平没有开玩笑的心境，只是平时喊惯了，脱口而出。
“邓政委！”杨国宇用手抹抹脸上的雨水，焦急地说：“水要是再往上涨，可就……”
“知道了，我再派些部队来！”
“还有麻袋，草包！”
邓小平“嗯”了一声，走下黄河大堤。
刘伯承住的院子里也积满了水，青砖搭起一线“砖桥”。
邓小平走到门口，看到一块立着的大青砖上刻着度数，积水在一点一点往上涨。
屋子里已经漫进了水，尽是稀稀的泥浆。邓小平走进去，没有见人，正欲转身出门，看到桌子上刘伯承的墨迹——“忧心如焚”。
邓小平站下，沉默地面对这四个字。
为大将者，焉有不察天候、地理，而度情势者。这不安静的黄河，这日益增加的围兵，严重威胁着十几万大军；一旦洪水与围敌双重而至，整个战略转折将有可能失败，造成千古遗恨……。马上走！马上走？伤员没有转运，炮弹、物资没有补充，没有经费，没有冬装，没有休整，没有……什么也没有，而面对的又将是没有后方的作战。
忧心如焚！
这种心情勾起了邓小平的记忆。
那是1945年8月，邓小平和刘伯承也经历了这种“忧心如焚”的时刻。
日本人刚投降，蒋介石在重兵进犯上党的同时，三次电邀毛泽东，图谋在军事压力下迫使中共订城下之盟。
毛泽东寄希望于刘邓指挥的上党战役。
8月28日毛泽东飞重庆。8月24日刘邓还在延安。
如果从延安沿秘密交通线回到晋冀鲁豫前线，行程需要一个月。
上党战役越是打得好，重庆谈判桌上的筹码就越有分量，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就越安全。可是，一步怎能迈过千山万水？
忧心如焚！天气也是这么热，这么燥。
在太行前线的李达也十分焦急，连电催促刘邓速回太行山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
令人无法置信：最终使刘邓迅速回到太行前线的却是一架美国飞机。抗战刚结束，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还没有撤走，飞机就是他们的。与刘邓同机离开延安转赴各根据地的还有林彪、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王近山、膝代远、江华、张际春、黄华、陈斐琴等。
当然，这些美国人不知道乘坐他们飞机的是些什么人，他们还以为一群“土八路”想开开洋荤呢。
五个小时后，刘邓的全班指挥人马到达太行前线。上党大胜。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刘邓创作了“解放战争序曲”这一杰作。
在时间和空间上所赢得的东西，对于军事行动是多么重要啊！
眼下，再不会有美国的飞机把部队运往大别山了。
邓小平拂袖，出门钻人雨中。
野战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地主的院落里，房屋高而宽大。李达面前七部电话机，拿起这个，响起那个。
李达从抗日战争开始就一直襄助刘邓，不离左右。刘伯承历来主张司令部要精干，他的“袖珍司令部”是出了名的，四位主管干部没配一个秘书。大大小小的战役从战前计划到战斗组织实施、战后总结部署，都由李达亲自动手、动腿、动嘴。在野战军司令部各级干部中，李达是休息最少的一个。他谦诚执著，多年来又耳儒目染刘伯承“心细如发”、“周全慎密”的作风，所以事必躬亲，部队每到一处就带着军政处处长杨国宇检查群众纪律，甚至连部队的临时厕所挖的地方对不对、掩埋得好不好都要过问。
过黄河以来，部队在战斗间隙还休整过一两天，李达却像上了套一般连轴转；拿下羊山，部队休整了，他反倒更忙。往后方转送的，从后方调运的，车、马、人、物、吃、喝、拉、撒、住，哪一样想不周全都会出问题。最费精力的是南下大别山的战略展开构想。作为野战军的参谋长不能“上了轿才缠脚”，他需要在兵马未动之前，给统帅部提供一份完备的战略蓝图。
李达被超负重荷压得头发一把一把掉，眼圈烂了般的殷红。他没有烟酒嗜好，实在难以支持了，就嚼一口大葱，喝一口醋，厚厚的嘴唇吧嗒一阵子，说不出什么道理，那疲惫到了极度、僵硬得失去韧力的神经在辛辣和酸涩的刺激中渐渐又恢复了弹。
早上，刘伯承让卫士长“押”着李达去睡觉。刘伯承前脚刚走，他又偷偷溜回司令部。未料，刘伯承转了几圈又回来，一眼瞅见抱着电话机的李达，实在是火了：“啷个搞的嘛！这个时候，你要是病倒了，不是要我的命吗？”
李达憨笑着摆摆手，对着话筒喊：“不行！赶快把那里的电话线架通！随时报告水情。不行，20分钟必须架通……”
刘伯承无可奈何。
邓小平匆匆走进来。
刘伯承忙问：“堤上情况怎么样？”
“不好。”邓小平转过身又对李达说，“险情不减，再拉两个团；上去，多备一些麻袋、草包。”
情报处处长柴成文走进来报告：“现在又有桂系两个师往这里调，加上从陕北、山东调来的五个师和原有的东、南、西三面围敌，一共是13个师，30个旅，35万人。从所得情报看，敌可在两天内完成合击之势。”
刘伯承沉思。
李达说：“11纵报告，今天进入梁山以西、郓城以北。各部队都在想办法迷惑敌人——用石灰粉在主要道路的交叉口撒上问北的标志；在能通过部队的徒涉场、渡口，用高粱杆搓成向北的箭头；有的部队还沿途不住地打空枪。敌人不知所措，真的以为我们要北渡黄河。从徐州、开封调来的敌军尾追他们向北去了。”
“好！”刘伯承站起来，“让他们动作再大些，一定要造出主力北渡黄河的声势，吸引敌人越多越好！”
邓小平：“必要时，可使一部渡河，彻底消除敌人的犹豫、访惶！”
李达：“11纵新组建不久，我想让冀鲁豫军区配合他们向黄河佯动，牵制敌人。”
刘伯承：“很好，就这么办。”
李达匆匆离去。
邓小平点着一支烟。
刘伯承摘下眼镜擦拭。
走？留？
10万大军面临抉择。
战场局势不测如阴阳，难料如鬼神，贵在临期应变。大帅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
刘伯承：“邓政委，我们马上开个会。”
邓小平：“打破常规，除各纵队领导，把司、政、后机关各部处的同志都请来！柴成文，通知他们，速到！”
会议气氛热烈、活跃。
天气闷热，陈再道解开衣扣，撩起衣襟扇风：“我的意见是再打它一两仗再走。虽然连续作战，部队疲劳，但我们是胜利。师，士气旺盛；而且现在华东野战军的五个纵队已经到达郓城巨野地区，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完全有能力、有把握歼敌一路或两路！”
杨勇上来烟瘾，烟头对烟屁股，一根接一根：“敌人数量虽多，但一部分是败军，一部分是长途奔袭，他们到了鲁西南，地形不熟，又没有群众支持，成了聋子、瞎子，我们在内线作战则如鱼得水。抓住时机再干它几个师，既甩了包袱，又吃了肉，何乐而不为！”
杜义德说：“到嘴的肉不吃是可惜。如果顾及黄河决堤，或蒋介石炸坝，也可到豫皖苏地区寻机再打几仗，那样对于打开豫皖苏的局面、扩大战果都非常有利。”
陈锡联向来决策果断，思维敏捷，心直口快，素有“陈大炮”之称。此时，“大炮”却引而不发。都讲了，他才开口道：“你们说得都有道理。我来放一炮。蒋介石一桌一桌给我们送酒席，我比你们还想吃。我块头大，容量也大嘛！”
陈锡联夸张地拍拍肚子。
大家笑起来。
“可是还要考虑到我们毕竟是连续打了一个月的仗，部队的休整、干部的调整、俘虏的补充和训练等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不可忽视！我认为，不管内线作战或立即南下，都有一定困难。因此我建议，还是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左右，尔后视情况再定。”
刘伯承、邓小平讲话不多，中神贯注地听着。偶然插上一两句、提出些问题，把大家的思想引向深处。间伯承拿起放大镜，走到敌情标图前，反复审视敌人的兵力部署，并详细向参谋人员询问敌军各个部队的主官姓名名、部队实力、装备状况、作战特点等情况。他又走到南下地图前，放大镜从东起连云港、徐州，西到伏牛山，北起黄河，南至长江边，一点一点地移动着……他的眼睛随放大镜又从鲁西南、陇海路向南移动、再移动，直到长江边；转而注意力又集中到津浦线的徐州、蚌埠，向南到合肥、南京、安庆，再西移到平汉路的武汉三镇和信阳、许昌、郑州诸点
时间很快过去了，李达宣布休会，吃午饭。
作战科同志匆匆吃过午饭，齐集作战室议论着上午的会议。
作战参谋王文帧说：“整个上午，我的精神都紧张到神经末稍了。从首长的讨论中能学到许多东西。以前只是背地图、熟悉地图，可是地图在今天不再是一张纸，活了！”
张生华说：“没有全局在胸，没有深思远虑、切磋琢磨和丝丝人扣的思维，想使地图复活是很难的。”
章安翔轻轻拍着桌子说：“可惜呀！诸位当中如果有一位是文学家，上午的事就可以写一篇很好的特写或小说。”
作战科科长笑了：“参谋官们，抓紧时间干咱的活儿，文学家会有的！”
大家停上闲谈，开始工作。
邓小平走进作战室。
“已经开始工作了？好嘛，参谋人员应该这样！你们注意，要立足一个‘早’字，要做好随时南下的一切准备。小张，你告诉1号（刘伯承），请他休息一下；我到3、6纵队看看，顺便再到河堤走一走。”
邓小平离去不久，刘伯承就来到作战室。他又驻足在地图前，先是用放大镜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移动，不时用拇指和中指比量陇海线至长江边、津浦路到平汉线的距离，最后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陇海路、黄泛区、涡河、洪河、汝河、淮河……
刘伯承自言自语：“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
统帅的决心是统帅的智慧和意志的体现，是统帅运用其渊博学识、丰富经验，发挥其预见性和洞察力的产物。即便是再伟大、再高明的统帅，定下决心的过程也是高度紧张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痛苦的过程，犹如胎儿躁动于母腹之中。
忽然，刘伯承转过身，问参谋们：“你们是啥子意见哟？”
没有人敢回答，都知道这个问题太重大了。
“你，小张，你的胆子大，敢于发表意见，摆摆看嘛。”
张生华平素是敢于提建议的，但事关战略决策，他不敢贸然开口。
“怎么？问题大，把你们都吓住了？参谋么，就是要敢参与、善谋划，多谋善断嘛。”
刘伯承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