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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他所买的风铃、电子琴就像一个讽刺，我愤恨地把它们砸烂。这时，我的儿子‘哇’地大哭起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他完全听不到我砸东西的声音啊。突然间我明白了，他虽然听不见，但他看得见父亲愤恨的样子。他看得见，而且比我们这些人看得更清楚。打那起，我决定重回学校学习语言，手语，肢体语言。对，他仍旧听不见，但他可以享受我肢体语言的幽默，而我享受我言语的幽默。我们都很快乐了。”
“教授，您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谢谢。现在我看到我的儿子，我常感谢上帝，因为我的儿子是一个礼物。其实人生只是一个态度问题。”
“什么态度？”
“以前我是每一件事上抱怨，无一件事上感恩。现在是每一件事上感恩，无一件事上抱怨。”
杨一与天舒开车继续行驶，似乎听见小孩子开怀的笑声。
三、相爱容易相处难杨一和天舒还是合适做室友的。天舒烦做饭做菜，杨一正好相反，对于家里的事，除了做菜，什么都不爱理。家里付房租、电费和电话费都是天舒的事。
天舒自认为比杨一细心，杨一也趁机省心。到了月底，杨一就递给天舒一张支票，说：“我的房租。”天舒很认真地看看，以免杨一出错，看过之后，说：“知道了，没问题。”活像个二房东。
做饭做菜，自然就落在杨一头上。通常是杨一做菜，天舒洗碗。天舒虽不会做菜，因著有一个中医师母亲和学了生化专业，常常讲一些让杨一不知所措的话：“夏天吃牛肉对人体不好。”有一阵子又传出鸡肉也有问题，天舒忧心忡忡地说：“听说笼养的鸡肉含有尼古丁，吃多了，人会越来越笨。”杨一起初不以为然，听得多了，上了心，有个学生化的室友，使得百无禁忌的杨一看着冰箱里的食物，顾虑重重，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做饭做得多了，也成了习惯，后来，天舒一进门，就问：“可以吃饭了吗？”好像杨一做饭是理所当然的，而她天舒回来吃饭也是天经地义的。
而天舒洗得多了，很气愤杨一浪费碗筷的作风。杨一做一盘番茄炒蛋，洗番茄用一只盘子，切完番茄放人另一只盘子，打蛋一只碗，做好的番茄炒蛋又另换盘子。她做一道葱爆牛肉用了六只盘子。每晚天舒要洗一水池的碗筷。
“杨一，你省一点用碗用盘，你看这一水池的碗盘，不知道的以为我们这里住了十个人呀。洗碗很辛苦的。”天舒盯着重重叠叠的碗筷说。
“做饭也是很辛苦的。”杨一不以为然地又往水池里塞了两只碗。
“那以后我做饭，你洗碗。”
杨一似笑非笑，天舒见了：“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做饭给你看就是了。”
第二天，天舒下厨。天舒确实不常下厨，杨一考察了一下厨房，立刻下了这个结论。天舒做菜毫无章法，先后次序不分，手忙脚乱却进展缓慢。杨一不帮忙也算了，偏偏每十分钟就进来一次，说些诸如此类的话：“咱们什么时候有饭吃啊？”“今天晚上能吃上饭吗？”“要是实在不行就吱声，我可以帮你。”
终于天舒端出一桌子菜，说：“四菜一汤，我们提早进入小康了。”
杨一见一桌黑不溜秋的东西：“能吃吗？找找看你那儿还有没有保济丸。”
“你尝尝就知道了，味道不错的。”
“天舒，你真是贤惠啊。”
天舒含笑道：“这么快就有共识了？”
“你真是闲（贤）得什么也不会（惠）啊。”
天舒抿抿嘴：“我是脑力工作者。”
“这么说，好像我是体力劳动者了？”
两人哈哈大笑。不过，两人很快有了矛盾，杨一觉得她犯了一个错误，不该找好朋友做室友，相爱容易相处难，就跟朋友之间不要有生意往来一个道理。
一天晚上，天舒正在洗碗，杨一说了句什么，天舒在哗哗的洗碗声中，叫：“你说什么？”杨一以极快的语速重复：“这个LONG WEEKEND（长周末），我要去LA看望同学，把我的伙食费去掉。”
天舒呆了一下，也嘟囔了一句什么。
哗哗的水声中，杨一说：“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我周末常去我表姐那儿，伙食费也该去掉。”
天舒说完自己也有点难为情，转身洗碗。
“可周末你不在的时候，我也在外面吃呀。”
“你还常常请人来家里吃饭。”
“你请的人多，还是我请的人多……”
天舒把水龙头一关，还想说什么，可这哗哗哗的音乐背景没了，话也说不出口了。
突然间，水声没了，话声没了，寂静得很。两个人都为对方如此耿耿于怀的斤斤计较不快。各不说话，各自回房，各自想事。
门被敲响了，杨一想去开门，才出她的房间门，见天舒已经先行一步，杨一转身回房，关了门。
进来的人是她们的邻居台湾女生雅惠。杨一、天舒私下里叫她“非常女孩儿”。雅惠年轻爱玩，每一个星期都要租几盘录相带回来看，除了BLOCKBUSTER 的英文带子，还到中文录相带店租，最爱租来看的是《非常男女》。她看完了，租期还没到，便拿过来给天舒和杨一看，说那是台湾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杨一既然是学传播制作的，可以看看。杨一说：“你这么爱看，是不是也要上一次《非常男女》？”雅惠说：“我妈妈说了，在美国什么黑的、白的，别乱找，遇见马英九那样子的，就赶快找一个。”逗得她们哈哈大笑。
雅惠的父亲同天舒的父亲一样，是早年的留学生。雅惠的父亲也对雅惠提及当年他留学的事情，说那些大陆学者和留学生生活极为节省，简直到了“自虐”的地步。有次他向一位大陆同学借一个夸特（二十五美分）打电话，之后就忘了此事。几天后，那位大陆同学不见他来还钱，不好意思地小声说，那天你借我的钱还没还呢。父亲没有明白，那人又说，那天你打电话……父亲这才记起来，他忘记了，实在是因为钱太少了。
大陆人对金钱的重视是台湾学生不理解的，这种二十五美分的事在台湾同学之间，是没有人会在意的。当时雅惠父亲和一位大陆学者住同一层楼，那个访问学者经常吃方便面，用的肥皂都是大陆带来的。一次父亲买了一些菜送给他，说一个人吃不了。那个访问学者沉默片刻，很礼貌地回绝了父亲，说：“谢谢，我这样挺好的。”一副对待“嗟来。
之食“的架势。父亲好心讨了没趣。好几年后与雅惠谈起，说他理解，换了位置，在那个时代，他也会那么做。中国文人骨子里的东西太相似了。而这位访问学者讲学期满后，带回去了三大件：电视机、冰箱和音响。几个曾经偷偷嘲笑这位访问学者吃方便面的台湾学生哑住了。父亲望着这位上了岁数的名教授还是穿来美国时的那身衣服，却拖着两个鼓鼓的大箱子而去的身影，他落泪了。
这会儿，雅惠拿了几盘带子过来问她们要不要看。她见天舒的表情似有不快，就问，怎么了？天舒叹了一口气，引雅惠进她的房间，将她与杨一之间不快的一幕告诉了雅惠。
雅惠听了，暗笑在心，为了那么一丁点的钱，伤了和气，可笑至极。
“拜托呀，那有多少钱，你们这么久的朋友，值得吗？”
“我也知道，我也不想这样，是她先挑起来的。”天舒把责任推到杨一头上。
美国的房子大多由木板做成，隔音效果差，天舒与朋友的电话，杨一全能听见。现在，天舒与雅惠的谈话，杨一在她的房间里，听得一清二楚，仿佛电台的现场转播。这是很让杨一生气的，天舒这个没头脑的人，怎么什么都跟外人说，这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吗？更让她生气的是，天舒竟然把杨一说成了肇事者。
雅惠很快就走了。杨一真想冲人天舒的房间兴师问罪，又转想：她又不是自己的妹妹，能想骂就骂吗？
正在心烦意乱时，电话铃响了。天舒接的，在自己的房间里叫了声“电话”，把杨一的名字省掉，就像她父母吵架，母亲叫父亲听电话也是如此。
杨一拿起电话，是前男友ERIC：“我们去中国的事，怎么样了？”
杨一没了词。以前他们说好这个暑假一起去中国，现在他们已经分手，ERIC 怎么还提这事？按中国人的习惯，分手虽也都说“还是朋友”，但行动上就不再相干。
“你认为如何？”ERIC追问。
“你让我想想，我现在很忙。”
“好，我的女朋友也一起去。”
“什么？你，还有你现任女友，一起？”
“怎么了？”
“好好，先这样吧，我想一想。”杨一没几句话也就挂了电话。杨一的外表让人觉得她开放，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人。天舒表面上循规蹈矩，行为反而大胆。杨一这么分析。
回头再想想，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天舒想：杨一还是不错的，家里的电视、音响和录放机都是杨一搬来的，她一分钱没花也用得像自己的东西一样。杨一想：天舒也还是不错的，每次到她表姐家，都是大包小包的零食往家里带，她没有哪次日下留情过。
第二天早上，天舒起床出房门，遇见正在刷牙的杨一，天舒“嗨”打了个招呼，杨—一口白沫地也“嗨”了一声。
这件事算是过去了。
四、第一与第二的区别搬进新家不久，杨一在新家里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她在中国就认识的美国朋友安宝行先生。杨一的出国得到了两位美国朋友的支持。一位是她在大学里认识的“汉学家”安宝行先生，六十岁不到，大腹便便，彬彬有礼，幽默风趣。
他说他酷爱东方生活及东方哲学。事实上，他已在中国生活了九年。
另一位是美国的老记者WILSON先生，他鼓励杨一出去看看，尤其是到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发达国家。他说，任何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应该到美国走一走。WILSON先生在杨一出国留学的申请中给予了行之有效的帮助。
安宝行先生在中国合同期满后，回到美国，与杨一联系上。杨一请他到家里来做客，她们包饺子招待这位外教。
杨一调着饺子馅儿，对天舒说：“安宝行是他的中文名，他的英文名字叫BEN。他是一个热爱中国的人。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人比较敏感，也有些偏激。我总觉得，大部分美国人对待中国人，总是有距离的，与中国人交朋友也是有距离的，带着一种优越感俯视着进行交往。而安宝行先生不会。他的汉语好极了，你背过身听他讲话，还以为他就是中国人。有时我看着他，纳闷这么个老头怎么长了个高鼻子。”
天舒说：“这也是奇怪。一个美国人，说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我们都感到亲切；一个中国人，如果说他热爱美国，热爱美国文化，我们肯定会说他，怎么这种话都可以说出口？”
杨一咯咯地笑。
他老了。安宝行先生一进门，杨一就明显地感觉到，他这么样的老。安宝行先生开门见山地请杨一帮助他在中国找一份教英语的工作，他知道杨一在她以前的大学里活跃，也有些路子。安宝行先生说这些时，目光充满了企盼。
杨一只是听着。
安宝行先生神色黯淡，说他如果不能去中国教学，他会去越南和泰国教学。“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