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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着，外面有一道尖叫，是世界末日才能听到的声音。两人出门一看，见馆里的女出纳员一脸惨白，颤抖的手指向厕所：“女厕所里有有有一个……”
有个男的吧？肯定是他。柳老师冲入女厕所，果然是小脑袋在那里用下巴夹住衣角，慢慢吞吞地系裤绳。
“你怎么跑到女厕所来了？”
“对不起，我眼睛不好，怕是看错了。”
“你眼睛不好，嘴也哑了？不能问一声或者咳一下？”
小脑袋走出门来，往墙上嗅了嗅，“大事不好，问题很严重。”
公共厕所门上的字是墨汁写的，经过日晒雨淋，已经有些模糊。柳老师不想在这一点上纠缠：“人家小娄有心脏病的，来个当场晕倒，你麻烦就大啦知道吗？”
小脑袋歉意地笑，越过柳老师，对躲在他身后的女子折下腰：“大妹子，你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可以证明。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上来！”女子大叫。
“好好，我不上来。”
“你怎么这样无聊？”
小脑袋怯怯退了一步。“我是说，你没看见什么，事情不要紧的……”
“你放什么屁？我想看见吗？我要看见什么？我当然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就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人正不怕影子邪根本不要你来说，根本不要你来证明……”女人越说越乱，被小脑袋的安抚再一次搞得气急败坏。
小脑袋冲着柳老师和文化馆长睁大眼睛：“我给她赔不是，她火气还这样大？她今天早上跌了一跤吧？”
这话的意思是：她是不是一跤摔坏了脑子？
柳老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之一，小县城里的大牌艺术家，经常在剧院舞台一侧指挥乐队。这里的很多人并不理解乐队，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两手“挠来挠去”是做什么，只觉得他能在那里挠，挠上一两个时辰也不累，想必是个重要的角色。柳老师理论水平也高，经常哗哗哗地甩着扇子，把任何曲子都分析得头头是道，比如分析出一个主题两个形象三个发展四个特点五个什么什么，用有些学员的话来说，随便捡根草都打得出一锅理论汤。他还特别强调乐生于情，“什么时候道白，什么时候开唱，都是有剧情条件的，不能乱来。你昂首阔步走向刑场的时候才会唱《国际歌》吧？挤鼻涕或者撕脚皮的时候唱得出来吗？”这是他常打的比方，让戏曲作者们茅塞顿开。
柳老师诲人不倦，为人很谦和，成天有一张笑菩萨的脸，常把熟人邀到他家去喝茶，抽烟，吃面条，谁要是缺点粮票，他也慷慨掏腰包。自从他从剧团调入文化馆，有些乡下来的业余作者还曾在他家吃过饭，开地铺打过呼噜，就当他家是一个免费客栈。当然，他热情之余也有小小图谋，比方一心等待客人们夸他，而且在进门后五分钟内立刻知晓他的各种美事：最近入了党，荣升创作组副组长，将来当上宣传部副部长也是可能的。他在恭维之下谦虚一番，算是得到了最大回报。
两天来，他再次受到重用，主持文化馆恢复以后第一个创作班，任务重，要求高，一心要抓出成效。他翻遍了学生时代所有的笔记本，整理出厚厚的讲稿，给大家耐心讲解调式、和声、动机、小三和弦、革命经典《沙家浜》的总谱配器等等。他讲着讲着，正在眉飞色舞之时，听到一丝奇怪的声音混进了小三和弦，不和谐更不对位，是彻头彻尾的噪音干扰——来自教室后排座的一个小脑袋。
“喂！”他忘记了对方的名字。
前排学员一怔，顺着他的目光朝后看。
“喂，喂，说你呢！”
震怒目光抵达之处，小脑袋一颤晃，醒了。
“你怎么能在这里打鼾？岂有此理，你你你怎么可以打鼾？”
“对不起，我眼皮子好重，好重。”
“我在这里支张床，给你拿被子枕头来？”
“不不，不要床，要床就开玩笑了。好难得的学习机会，专门来学习的，怎么能在这里睡觉？”老寅抽了自己一耳光，揪揪鼻子，咬咬牙，重新捉起笔和纸片。
“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这些课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吗？”柳老师委屈地敲敲桌子，让学员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让自己挺胸缩腹不无悲情地重返和弦。但和弦还没有讲完，最重要的理论分析还没有出台，无耻的噪音干扰又冒出来了，当然又是来自后排。这一次，要不是小脑袋身边的人及时推一把，要不是这一把阻止了来势凶猛的鼾声和涎水，柳老师今天讲课的情绪差点就没有了。
“你继续讲，继续讲，没有问题的。”小脑袋察觉出寂静的异常，抬抬下巴，远远地给老师送来鼓励。
“你要我讲什么？你让我怎么讲？”
“讲和弦。”
柳老师今天的授课情绪已经没有了。他本来还想讲解一下自己的两首作品，让大家了解成功的创作是怎么回事，但心情一坏，也就偷工减料，草草收场，走的时候连折扇也忘在桌上。
学习班的内容不光是培训，更重要的是创作：四天之内，每个学员都要交出一首歌曲，优胜之作将参加地区和省里的大赛。作为督战者，柳老师背着手来回转游，不时检查创作进度，给这位分析一下结构，或者给那位调整一下歌词。还好，学员们看上去大多比较卖力，常常是两人共一张破桌子，停电的时候还共一盏油灯，各自埋头吭哧吭哧地大写，嘴里不时哼出各种不成形的曲调。有的则去文化馆外的小河边，操着胡琴或者唢呐试奏新作，发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声音，让柳老师联想到哮喘或者癫痫，联想到肠梗阻或者便秘。老师有些着急，但着急的时候居然偏偏少了一个人，走到老寅的房间里，只见床上一个大花被子隆起来，罩住了一个人形。旁边散落的衣裤，红薯味或者酸菜味余绪未绝。
太不像话！柳老师踢踢床脚。
阉鸡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打开迷迷糊糊的眼，“吃饭……还没到时辰吧？”
“一天五毛钱误工费，都是国家的钱，专门请你来睡觉的？”
“老师来了哦。不是说四天才交稿吗？”
“你算算，今天是第几天？”
“还早，还早。”
“你不急，我都替你急。你看看人家。”
“放心，我不一样，我是只孵蛋的鸡婆，我的曲子都是睡出来的啊。”
“你是不是还要鲤鱼甩籽？天天从这楼上甩下去，才甩得出你的惊世之作，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哎呀，你这个人，一讲话就吃了铳药，你不要催，我平生头一件最怕的事，就是催。”老寅吞了口涎水，又往被子里钻。
柳胖子气得差点要晕过去，本想把这只假鸡婆从鸡窝里揪出来，扇上一耳光，冲着屁股头猛踢一脚，让他该去哪里就去哪里。细一想，人家毕竟是农民，好歹是革命阶级，轮不上自己过分造次，就忍住了。
他气冲冲找到馆长，强烈要求领导出面严肃纪律，把那个来混饭吃的小脑袋赶快轰走，有饭也不能给这种人白吃。馆长想了想，说边山峒的人你最好莫惹。柳胖子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馆长就说，你没听说过边山峒啊？那里的人最蛮。其他地方的人出门讨饭，送财神，送土地神，又唱又闹，逼得主家乖乖地掏钱，只有边山峒的叫化子站在大门口，一句乖巧话也不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馆长见柳胖子还不明白民情，就说起当年边山峒剿匪，说那时各乡的土匪都降了，只有边山峒不降。不管是由国民党来剿，还是由共产党来剿，反正是不降。他们情愿受火刑，皮子都烧炸了，出黄油，臭气冲天，也没有半句求饶。有的受剐刑，剐上一整天，刺刀捅弯了，血溅丈多高，把墙红了一大片，死者也不吭一声。民国那些年，常有人挑着几箩筐人手人脚和人肝人肺，到县城东门挂起来示众，让大家看看土匪的下场，吓得行人都不敢过桥，一个个从桥下走。不用问，人肉肯定是从边山峒挑来的。
馆长一大堆人手人脚人肝人肺，把柳胖子吓得脸色灰白匆匆告辞，再也不敢提小脑袋，说是要去接夫人下班。
接下来的几天，柳胖子一遇到老寅便绕着走。他没有料到的是，四天过去以后，老寅没有交白卷，倒是真在床上孵出了鸡，一只金鸡。八个学员的作品之中，他的《犁田山歌》首屈一指。柳胖子把这首歌拿到灯下哼了一遍，拿到阳光下又哼了一遍，在办公室里哼了一遍，回到家里又哼了一遍，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凭正统科班的见识，他得承认，他得承认，不仅是他自己，就是他经常提到的那些同学，那些经常被他挂在嘴上四处炫耀的同学，不论是在省级院团的专业作曲家，还是什么音乐杂志的副主编，或者音乐家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都作不出这样优美的音乐。如果遮去作者姓名，他完全可能把它误当大师的杰作搬到课堂上去。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犁下七寸是黄金，
深耕才有好收成……
不过就是这么几句普通甚至浅白和零乱的词，如何可以谱得这样动人心魄？这真是奇了，怪了，邪了！
肯定是抄袭。柳老师恨恨地想着。不过，曲调中明明伏有本地山歌的素材，看上去不大可能来自外地的大师。
他定定神，决定去找老寅查问个清楚。此时，几个学员正在文化馆的食堂里吃饭，密集地围了一桌，谈笑风生，热气腾腾。只有老寅无言语，一脸的庄严肃穆，直勾勾的目光只在碗里生根，伸出去的筷子，稳稳地从容不迫而且认真负责，夹住一根萝卜，在空中停稳了，再运回自己的碗里，停稳了，再运到自己已经准备就绪的嘴里。他没有听到柳胖子的招呼。柳老师拍拍他的肩，还拍出他的不耐烦：“阎王老子都不差饿鬼。吃饭就吃饭，吃饭人也催得吗？”
旁边一个学员大声对他说：“是柳老师找你哩。”见他不理，再喊，“是柳老师找你哩。”仍然没有改变他的目不斜视，也没给他脸增添任何表情。学员只对柳老师抱以苦笑说，他就是这样的，一吃饭就痴了，雷打也听不见。
没关系，没关系的。柳胖子只好以后再说。
像柳胖子这样的高手，能一眼看得出老寅的深不可测，曲子里既有泥土味，又有西洋套路，来路一时说不清楚。作为游戏之作，老寅后来上厕所拿的一张纸，被柳胖子看到了，竟是一支圆舞曲，地道的俄罗斯旋风，流露出中央音乐学院当年的教学风格，跳跃着草原、白桦树、花裙子、红菜汤以及手风琴的异国气息，完全能以假乱真。作者应该是毛三寅斯基或者毛三寅柯夫才对。
看完他的很多曲子，包括他拿去擦屁股的曲子，柳老师这才换上一张大笑脸，恭请他到家里去做客，泡上好茶，递上好烟，称呼也变了：“喂”变成了“毛同志”。
甚至变成了“毛老师”。
毛老师倒有点拘谨，夹住双膝，直腰端坐，手心朝上地托举一支烟，小心翼翼地抽出嗖嗖气声，不知是哪里在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