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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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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石碏(què)对此很有看法,他当面劝谏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

卫庄公转过头,“哦”了一声,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去。

石碏追在庄公屁股后头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

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

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

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

二老婆厉妫,陈国公主;

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也是陈国公主;

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身份是“嬖(bì)人”。

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历史书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

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并非姓氏),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春秋时期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地位。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人,说得好听是公子,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副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

春秋时期,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多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就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

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一般是以女子娘家的地位为依据来确立。

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的,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

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

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

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

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

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

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

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

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

“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

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

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

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

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

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

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

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

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

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

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

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

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

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

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

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

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

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

《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好可怕的战果!午后书社?

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

“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

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

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

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

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

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

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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