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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曰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者也。大抵《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窜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说《周官》者以郑氏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短，亦不可没其长。是书博徵约取，持论至平。於《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尤合圣人阙疑之义也。
△《周礼述注》·二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字耜卿，号茂夫，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之弟也。杭世骏《榕城诗话》称其家居不仕，潜心经学，著有《三礼述注》，此即其一也。其书取《注》、《疏》之文，删繁举要，以溯训诂之源。又旁采诸家，参以己意，以阐制作之义。虽於郑、贾名物度数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词简要，颇足为初学之津梁。考其兄光地《榕村集》中，有《周官笔记》一卷，皆标举要义，不以考证辨难为长。其侄锺伦亦有《周礼训纂》，与光坡此书体例相近。盖其家学如是也。宋儒喜谈三代，故讲《周礼》者恒多。又鉴於熙宁之新法，故恒牵引末代弊政，支离诘驳，於《注》、《疏》多所攻击，议论盛而《经》义反淆。光坡此书，不及汉学之博奥，亦不至如宋学之蔓衍，平心静气，务求理明而词达。
於说经之家，亦可谓适中之道矣。
△《周礼训纂》·二十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锺伦撰。锺伦字世得，安溪人。康熙癸酉举人，未仕而卒。此书自《天官》至《秋官》，详纂注疏，加以训义。惟阙《考工记》不释，盖以河间献王所补，非周公之古《经》也。书后有乾隆丁丑其子广平府知府清馥《跋》，称锺伦初受三《礼》於其叔光坡。康熙癸酉乡荐公车后，日侍其父光地於京邸。及光地出督顺天学政，复迁直隶巡抚，十馀年中，锺伦皆随行，得其指授。又多与宣城梅文鼎、长洲何焯、宿迁徐用锡、河间王之锐，同里陈万策等互相讨论。故其学具有本源。凡所诠释，颇得《周官》大义。惟於名物度数，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详。如《巾车》“重翟，锡面朱总。厌翟，勒面缋总。安车，彫面鹥总。
皆有容盖。”《注》：“总以缯为之，著马勒，直两耳与两镳。容为幨车，山东谓之裳帷。车衡輨亦宜有焉。盖如今小车盖也。皆有容有盖，则重翟、厌翟，谓蔽也。安车无蔽，谓去饰也。”锺伦谓：“总惟当施马，於车义无所取。”考蔡邕《独断》曰：“飞軨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左画苍龙，右画白虎，系轴头。”《续汉舆服志》曰：“乘舆重牙斑轮，升龙飞軨。”注引薛综《东京赋注》“飞軨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系轴头。”所云缇油，即注所云总，以缯为之。所云轴头，即注所云輨。然则飞軨即总之在车者，而锺伦谓总惟饰马，误矣。锺伦又谓：“容以缯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之下际则以翟为蔽。”
考《经》文“皆有容盖”，实兼承上重翟、厌翟、安车而言。但重翟、厌翟二车既有容盖，又有翟蔽两旁，以画饰，安车则惟有容盖，而无翟饰耳。既无翟饰，即惟藉裳帷为障蔽。裳帷之制，当四面围合，上下通彻。故《诗》曰：“渐车帷裳。”《笺》云：“帷裳，童容也。”《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衤童褣”。童容与衤童褣义同。盖衤童褣长襦，上下相连以覆体，车之帷裳垂覆上下，形相似也。又《士昏礼》：“妇车亦如之，有裧。”《注》“裧，车裳帷。”《续汉书舆服志》注：“旧典传车骖驾赤帷裳，惟郭贺为冀州，敕去襜帷。”《释名》：“衽，襜也。在襜襜然。”云襜帷，盖如裳衽下垂也。凡此皆同於《巾车》之安车，但有帷裳，无重翟、厌翟者也。如锺伦所云“帷裳但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下际以翟为蔽”，则安车但蔽上际，不复蔽下际矣。《释名》曰：“容车，妇人所载小车也。其盖施帷，以隐蔽其形容也。”若容但蔽上际，不及下际，岂能隐蔽形容乎？如此之类，颇为疏舛。然如辨禘祫、社稷、学校诸篇，皆考证详核。又如《司马法》谓：“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锺伦据蔡氏说，谓：“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今考《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
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起於五人，讫於百人，盖军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验，足证其说之精核。又明於推步之术，训《大司徒》土圭之法，谓：“百六十馀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诸实测，非同讲学家之空言也。
△《周官集注》·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字凤九，号灵皋，亦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会试中式举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落职修书，特赐侍讲衔致仕。是编集诸家之说诠释《周礼》，谓：“其书皆六官程式，非记礼之文。后儒因《汉志·周官》六篇列於礼家，相沿误称《周礼》。故改题本号，以复其初。”其注仿朱子之例，采合众说者，不复标目。全引一家之说者，乃著其名。凡其显然舛误之说，皆置不论。惟似是而非者，乃略为考正。有推极义类、旁见侧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圈外别之。训诂简明，持论醇正，於初学颇为有裨。其书成於康熙庚子。后苞别著《周官辨》十卷，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证以《汉书·莽传》事迹，历指某节、某句为歆所增，言之凿凿，如目睹其笔削者。自以为学力既深，鉴别真伪，发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瑶先有是论，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论太高，颇难依据，转不及此书之谨严矣。
△《礼说》·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农易说》，已著录。是编不载《周礼》经文，惟标举其有所考证辨驳者，各为之说，依《经》文次序编之，凡《天官》二卷，计六十一条。《地官》三卷，计六十三条。《春官》四卷，计九十五条。《夏官》二卷，计六十一条。《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条。《考工记》一卷，计四十条。
古圣王经世之道，莫切於《礼》，然必悉其名物而后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后可语其精微，犹之治《春秋》者不核当日之事实，即不能明圣人之褒贬。故说《礼》则必以郑氏为宗，亦犹说《春秋》者必以左传为本。郑氏之时，去周已远。
故所注《周礼》，多比拟汉制以明之。今去汉末复阅千六百年，郑氏所谓犹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为何语。而当日经师训诂，辗转流传，亦往往形声并异，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书，於古音、古字皆为之分别疏通，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史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时说《礼》之家，持论最有根柢。其中如因巫降之礼，遂谓汉师丹之使巫下神为非惑左道；因《貍首》之射，遂谓周苌宏之射诸侯为非依物怪；因庶民攻说，翦氏攻禜，遂谓段成式所记西域木天坛法禳虫为周之遗术：皆不免拘泥古义，曲为之词。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则失之蔓衍。因《左传》称仍叔之子为弱，遂据以断犁牛之子为犊，亦失之附会。至於引《墨子》以证司盟之诅，并以证《春秋》之观社，取其去古未远，可资旁证可也，遂谓不读非圣之书者非善读书，则词不达意，欲矫空谈之弊，乃激而涉於偏矣。
然统观全书，徵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论繁而悉有条理。百瑜一瑕，终不能废其所长也。
△《周官禄田考》·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自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后人多从其说。即有辨者，不过以摄官为词，彤独详究周制，以与之辨。因撰是书，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凡田、爵、禄之数不见於《经》者，或求诸《注》。不见於《注》者，则据《经》起例，推阐旁通，补《经》所无乃适如《经》之所有。其说精密淹通，於郑、贾《注》、《疏》以后，可云特出。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谓子、男之国不得有中士。考《孟子》称小国地方五十里，有“中士倍下士”之文。赵岐《注》曰：“子、男为小国。《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颖达《疏》谓：“诸侯统公、侯、伯、子、男。”则子、男有中士矣。《王制》又曰：“其有中士、下士，数各居其上之三分。”郑《注》谓：“上、中、下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周礼·太宰》贾《疏》释此文，谓：“朝聘之位，次国之上士当大国之中士，中士当下士，下士当其空。小国之上士当次国之中士，中士当下士，下士当其空。故云各居其上之三分。”若子、男无中士，则小国之士不敷三分之数，与《经》文戾矣。
彤又谓：“加田之制，国八十里者，其加田极於百里，四十里者，极於五十里。
二十里者，极於二十五里。”考《司勋》文曰：“凡赏地无常，轻重视功。”又曰：“惟加田无征。”郑《注》曰：“加田，既赏之又加赐以田。”夫赏田且无常数，况加田乎？《春秋·宣公十五年传》：“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又赏士伯以瓜衍之县。”《襄公二十六年传》：“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辂三命之服，先八邑。”《襄公二十七年传》：“公与免馀邑六十。”《襄公二十八年传》：“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此无论其为赏为加，率无常数，正可与《司勋》文相证。而彤定以二十里、十里、五里，稽诸经传，略无明文。又彤算畿内百万井，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万井，存田六十四万井，以为三分去一，本於班固《刑法志》。
今考百万井而去三十六万井，乃二十五分而去九。《班志》本不云三分去一，彤所引殊为误记。且《班志》非为《周官》作注，故立算不必尽据《经》文。今彤既据《经》文，即当参校《经》义，求其吻合。考郑《载师注》算近郊百里则用三分去一之法，算六遂以外则用十八分去五之法。盖近郊以内，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相通三夫，而受六夫之地。至六遂以外，上地家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家百亩，莱百亩；下地家百亩，莱二百亩。相通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其所受之田，既较近郊为加多，则所去之地，即当较近郊为加少。故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