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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原谅的是我陈毅……”毛泽东拦住陈毅的话，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都向前看嘛。”
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上后，就着手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这一天，毛泽东召集负伤刚刚归队的罗荣桓、谭政和几个支队的党代表布置工作。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很快就要召开红四军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会前要搞些调查，着重解决中央指出的问题和红四军本身存在的问题。抽你们几位来，就是为会议作准备工作。荣桓，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罗荣桓满不在乎地说：“伤口愈合了。吃得消。”
毛泽东转向大家问：“大家都有什么想法，可以先谈谈。”
罗荣桓抢先说：“部队中打骂士兵，体罚士兵，甚至动刑，这些应该通过会议来解决。”
毛泽东很赞成地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队伍，理应废除肉刑和打骂体罚士兵的行为。你们要多开一些调查会，各个阶层的都要开。这也和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准备，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认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会议设在上杭县的古田村曙光小学，又称廖家祠堂或和声小学。它坐落在彩眉岭笔架山下，翠竹环绕。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长篇报告。报告中说“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的思想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毛泽东的讲话博得了到会代表的热烈掌声，掌声在曙光小学上空回响。毛泽东的讲话在群山回荡。“……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会议休会期间，毛泽东和陈毅相约，在厢房坦诚交心。陈毅敞开自己的心扉，来了个胡同里扛竹竿，直来直去。说：“我在上海时，中央组织部征求过我的意见，问我今后怎么办？他们认为我卷入了这场斗争，以后不好相处，要我到鄂豫皖或是去广西。”
毛泽东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敏感地看着他。
“我当时告诉中央组织部，说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好，那就是还没有把您请回来，等办好了再考虑工作调动问题。”
毛泽东钦佩陈毅的坦诚、直率、大度，不加思索地告诉他：“你那里也不要去，就在这里工作！”
陈毅也为毛泽东的胸襟开阔、不计前嫌和卓越领导人的风度所动容。他用激动、感激兼而有之的目光看着毛泽东。毛泽东完全是一派政治家的风范，大有气吞山河的气势。“党内有争论不要怕，今后还会有，也可能要争论一万年。通过这次的争论，我们彼此增加了了解，不仅不会影响个人感情和工作，反而会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这一次，他俩谈得很融洽，双方都消除了压在心头的积怨，彼此进一步增加了了解和信任。有了这一次的谈话，在以后的历史风云和政治动荡中，陈毅“走麦城”时，毛泽东都能站出来替他说公道话，恐怕也是与这次深谈有着相当的关系。尤其是1938年后，中央有些人借机整陈毅，罪状是“八月失败”中陈毅带领两个团去湘南和陈毅取代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尊重事实地站出来替陈毅辨解，一是事先陈毅写信向他报告过，二是当时的形势不能全怪他，况且陈毅还作了深刻的检查。在陈毅逝世后，毛泽东他自己也有病，中央没有安排他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突然，他老人家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当时，他是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风衣，匆匆去了八宝山。可见，他和陈毅的交情是多么的深厚。除历史的原因和工作关系外，陈毅同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的相通的地方，那就是俩人酷爱诗词，经常赋诗和词。能够阐解毛泽东诗词的除了大文豪郭沫若外，怕是只有陈毅了。
陈毅写的诗也时常请毛泽东着色润笔。
古田会议开成了一个历史性会议，毛泽东作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报告，成为多年来指导我军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会议结束时，陈毅用他那贯有的铿锵有力的声调讲道：“同志们，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大家的努力，大会开得很圆满、很团结。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对大会作的报告，提出解决的八个问题，将是我军今后建设的方向！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前委选举结果如下：正式委员：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谭震林、李任予、黄益善、任永豪、宋裕和、田桂祥；候补委员：杨岳彬、李长寿、熊寿棋；前委书记：毛泽东。”
这次会议后，毛泽东曾领导这支队伍走过一段辉煌的历程。
转眼到了1930年元旦。这时的形势，出现了一些危机，蒋介石发动了冬季军事攻势，调动闽、赣、粤三省的军队，进剿闽西苏区。
毛泽东还住在曙光小学左厢房内。这天晚上，毛泽东灯下伏案写作，警卫员正在往炭火盆里加炭。林彪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毛泽东办公的左厢房外，当他正要进去时，突然改变了主意，在院中徘徊了一阵子。少许，他犹豫了一下，毅然走向门口，当他又到了门口时，却犹豫不决地停步不前。显然，他心思重重，又临时改变了主意，转身离开这里，通过院子向大门外走去。时间不长，他又转了回来，同时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大步穿过院子，向毛泽东办公的左厢房走来。恰好警卫员从房内出来，林彪脸上堆出笑容向他招招手。
警卫员借着房内射出的灯光，看到了林彪，就主动走到了他面前。林彪交给他一封信，并小声向他交代了几句。警卫员转身离去，林彪看着他走进了左厢房，才满意地离开。
毛泽东正在审视他刚刚写好的作战方针，警卫员走上前轻轻叫了一声：“首长，林彪司令员给您送来一封信，说是作为向您的新年贺词。”说着放到了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警觉地拿起信看了一眼问：“他人呢？”
警卫员说：“他把信交给我就走了。”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看看那厚厚的信，继而打开展视。毛泽东看着看着眉头不由愈聚愈紧。原来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如战争环境艰苦，面临着强大的敌人，革命高潮什么时候能到来？也就是说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看着林彪的信，不由不引起了他的深思。林彪在没下井冈山之前，思想上就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思想情绪。当部队主动南下，从大余到寻乌，两次都因他的原因，部队险遭全军覆灭的下场。在他担任一纵队司令员后，也散布了一些消极的思想情绪。
毛泽东浏览一遍后，把信放到一边，点上一支纸烟，深深地抽了一大口，继而起身在屋内徘徊起来。此时，毛泽东的思想是沉重的。从林彪写信的本身来看，林彪的思想已经动摇。从另一个方面看，部分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已经影响到了高层领导。目前面临的不仅仅是敌人的三省会剿，更重要的是革命队伍内，一部分人的思想意志的薄弱。毛泽东这一夜，一直都在想着这一个问题。
军事局势愈来愈紧张。第二天，天刚亮，毛泽东在曙光小学主持召开了由朱德、陈毅、朱云卿、林彪、罗荣桓、曾士峨、伍中豪、张鼎丞、胡少海、谭震林、邓子恢等人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在会上，林彪有意躲着毛泽东有意或无意的目光。
这次进攻闽西苏区的敌人，有14个团的兵力。一张标记好的敌我军事态势地图，展现在大家面前。红兰交错的箭头，表明情况相当严重。
朱德指向地图：“闽敌刘和鼎部已经占领了龙岩和坎市，他们妄图向西北的小池推进，进而进攻古田；粤敌已经向永定、武平地区推进；赣敌十二师已经由长汀分别向蔡坊、旧县推进。敌人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妄图把我们一举消灭在古田地区。”
毛泽东强调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置粤敌而不顾，阻击闽敌，打击赣敌。敌人有敌人的重点，我们呢？我们也有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就是集中兵力消灭赣敌！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内外结合、南北策应，打破敌人的会剿。我和前委机关同曾士峨、罗荣桓的二纵在南线作战，朱军长带领一、三、四纵在北线作战。”
朱德插话：“请同志们注意，这就是我们的南北夹击战略。
要想实现这个战略，打破敌人的会剿，我们必须相互协同，南北策应。“
毛泽东又强调：“我们一定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离开闽西苏区。一旦出现难以预料的复杂情况，我们就要依据战争的变化，随机应变，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但我们的目的，都必须是巩固和发展闽西苏区为前提。”
朱德问到会者：“作战任务都明白了吗？”
大家都说：“明白了！”
朱德宣布：“会议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分头准备。”
1月3日，毛泽东为了掩护朱德带领的红军主力转移，带领曾士峨、罗荣桓的二纵先朱德离开古田村。这天一早，朱德、朱云卿为毛泽东、陈毅送行到村口。握手告别时，毛泽东说：“我们就此分手了，你走时我就赶不回来为作送行啰。”
朱德：“你到小池阻击闽敌的北进，那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送行。”
毛泽东和陈毅没再说什么，就向朱德等人告别上路。
毛泽东带领二纵在小池，顽强地抗击敌人两天一夜后，迫使敌人退回龙岩。在4日晚撤出战斗，5日来到上杭古田的赖家坊，毛泽东被安排在协成店。毛泽东和警卫员带着一身征尘刚走进一处农院，贺子珍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毛泽东高兴地告诉她：“敌人的先头部队被打缩回去啰。”贺子珍也告诉他，朱军长率领一、三、四纵已经出发了。
毛泽东进到房里，看见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立时感觉到暖融融的，有一股暖气扑面而来。毛泽东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到炭火上，同时招呼警卫员也过来烤烤手。
贺子珍为他准备好了洗脸水。在毛泽东洗脸的时候，贺子珍告诉他：“你要的材料，我都为你准备好了。就放在桌子上。”
毛泽东停止洗脸，回头看着她说：“林彪写给我一封信，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流露出一些悲观思想情绪。他这个想法带有普遍性。在井冈山时有人怀疑过，尤其是四军‘七大’以后，这种思想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他洗完脸走向他的办公桌：“我想通过给林彪的信，公开教育大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