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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同时“哦”了一声，不由笑了起来。
朱云卿：“部队向永丰、乐安、宜黄、南丰地区南移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还应补充一些。”他说着走到桌前，翻动拟好的方案，看后说：“总政委都想到了，看来我的担心是有些多余。”
朱德不无幽默地说：“不是多余，是英雄所见略同嘛。”
三人笑了，笑的是那样开心。
四月初的赣南，正是春暖花开之际。满山一片葱绿，似云如黛；杜绢花红满山头，似浓墨丹青。苏区人民正忙着田间耕作。山头、哨卡有地方游击队、妇女、儿童把守。在宁都梅江东山口，一位年轻妇女在山坡上挖野菜。山口上，一个十三、四岁的男伢子手持红缨枪在放哨。突然，他发现前方的山道上有五个人远远地走来。放哨的男孩对着山坡上挖野菜的妇女喊道：“娘，前面有人来。”挖野菜的年轻妇女张望一会，她拿起早预备好的小旗，举在半空中来回摇动。向对面山头发出信号，直到对面山头的小旗摇动才停下来。
来人全是商人装束。走在前面的是留有八字胡，穿长衫，戴礼帽的任弼时，后面依次是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等，手里提着箱子。他们来到山口。
“站住！”
男孩用红缨枪拦住他们的去路。
任弼时热情地唤道：“小鬼……”男孩忙纠正道：“啥子小鬼，我是儿童团员。”
任弼时笑了，其他人也随着笑了：“啊！儿童团。对，儿童团。”
“你们是干什么的？”小男孩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他们。
任弼时回答：“我们到宁都。”
“到宁都？有路条吗？”
“有、有、有！”
顾作霖忙上前将路条递过去。
男孩看了看路条，又还给他。生硬地说：“过去吧。”
“好、好。”顾作霖连声应着。
他们刚走几步，男孩突然又大叫一声：“站住！”
五人同时止步望着他。男孩又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到苏区不该看的不能看，不该问的不能问，懂了吗？”
“好、好。”顾作霖点头应着，说：“到了苏区就是不一样啊。”
五人走过山口。年轻妇女又用小旗向对面山上发出放行信号。
他们五人到了宁都青塘墟，这时红军总部已转移到此。任弼时五人由人引导着来到了总部，毛泽东、朱德、项英同他们见面，相互介绍认识。工作人员忙着为他们打水洗脸。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是中央派来的代表。在当时，习惯上被人私下称作“三人团”。他们的到来，又带来了上海党中央的新精神。
几天以后，中共苏区中央局继续开扩大会，会场设在青塘虚的祠堂里，到会人员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朱云卿、周以栗、彭德坏、滕代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还有各军军长、政委。祠堂里坐得满满的。
会议发生了分歧。
项英认为面对20万大军的步步为营，幼小的红军无法打破，只好转移。他认为，应该向四川转移。他在苏联曾听斯大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现在的项英有一种自豪感。他瞧不起土生土长的毛泽东，高傲地斜了毛泽东一眼，那分明是一种轻视和挑战。毛泽东十分平静地坐在那里，把他这个微小的举动全看在了眼里。
项英以一个中央代表的身份，用居高临下的口气批评道：“汀州会议后，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以分兵退敌为好。”汀州会议以来，江西苏区的军政实际上是毛泽东、朱德说了算。
他话中的用意是显而已见的。最多的成分是在批评毛泽东。
毛泽东虽没有出过国留过洋，更没有喝过洋墨水，可他通晓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更知道中国的革命必须建立农村武装，充分发动人民，才能有效地发展壮大。
对于他来说，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面对气势汹汹的强大敌人，他知道如何对付他们。因此，他认为战略退却的问题，只能有一个，其目的那就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准备反攻，必须选择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是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行反攻。如果离开了这一点，讲退却，实质是“逃跑”。他的意见为大多数所接受。
可是，项英仍抱着葫芦不开瓢的态度。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在中央早就听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到苏区才短短几天时间，又听到了不少关于毛泽东的故事。他们目前，对毛泽东仅仅是才有了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项英求救地看看他三人，那目光分明是期盼他们的支持。他三人都想着各自的心事，没有去理会他。会议只好暂时休会。
15。钻牛角尖
宁都青塘墟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休会后继续进行。
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进攻的敌人，全部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说是20万人马，实际上是以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为主。但他们都是杂牌军。一些人太看重了敌人，同时也看轻了我们自己，因而提出了不必要的退却方针，在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地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慌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一阵掌声。
会后进行分组讨论会。在分组讨论会上，项英坐在一边心绪不定地听着大家的发言。
黄公略认为现在我军士气正旺，上下团结，求战心切。我们又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加上地方群众的支持，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他一部，一定能打败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蔡会文也认为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地方政府和群众同意在苏区打，反对中央红军退出红区。
林彪平时少言寡语，显得深沉，尤其是他那两道浓眉下的眼睛却有一股异样的目光。他的看法是在战略上主动退却，避其锐气是对的，但绝不是逃跑主义，战略退却和逃跑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他的观点很明显是毛泽东的观点。其他领导都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基本上认识趋向一致。项英虽没有表示什么，可他心中仍有疑虑。
在另一座民房内，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也在开碰头会，李韶九也挤了进来。他们认为项英处理“富田事变”的做法，完全是错误的。他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完全模糊了它的性质。王稼祥也认为“AB团”危害之大，是人所共知的。对于“富田事变”的领导和参与者，决不能手软。同时提出对李文林、曾炳春也要进行审查。
李韶九见中央代表的观点是支持他的，不无得意地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一匹好马，有一条好枪了。”
顾作霖问他：“那个人是谁”？“谁？”李韶九却神秘地说：“那可是个大人物。”
是谁李韶九没有直说，他们也没有再问，后来他们的话题又转到这次军事行动上。他们三人虽不像项英那样锋芒毕露，但从心里是支持项英的。这一点，毛泽东和朱德俩人心中是清楚的。
会后，毛泽东来到朱德住处，同朱德就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进行商量。这一对老搭档彼此心心相印，每逢大的行动，都要在一起研究出具体行动方案，每逢遇到难处俩人总在一起商量对策。对这次反“围剿”的方针，有人反对，是早有预料的，尽管这样，面对反对的是中央派来的大员和中央派来的代表，深感压力重大。
俩人都感到事情很棘手，一时竟沉默不语。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说服他们，争取他们，是这次反‘围剿’成败的关键。”
朱德说：“《战前部队集中命令》已下达，20日方面军主力向龙冈地区集中。到达龙冈后，有时间分别再找他们谈谈，必要时，再开一次扩大会，统一思想认识。”
毛泽东同意朱德的建议，目前只好先按命令行事。
部队按着总部的命令开始行动。龙冈大山深处的山道上，树林间斜进无数个带光环的缕缕阳光，毛泽东、朱德同大队人马一起转移。
战士们见总部首长跟着部队一起行军，情绪高涨，都忍不住投过去一眼，并无声地招招手。毛泽东、朱德走热了，胸前的衣扣也解开了，停在路边借喘息之际同战士们打招呼。
天幕低垂，上弦月挂在西边天空。红军主力仍夜行在山林中，没有声音，没有光亮，只有脚步声。
在龙冈大坪，也就是第一次反“围剿”时抓到张辉瓒的地方。总部首长已先期到达。毛泽东、朱德、周以栗正拿着地图研究情况。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也来到了大坪上，望着身边走过的队伍。电台班在王铮的带领下，正在忙碌着架机器。
参谋处长郭化若已是代参谋长，他走过来报告情况，说“刚接到各路军的报告，他们都到达了指定的地点集中。”
毛泽东：“参谋长，你把东固地区的情况讲一讲。”这时项英也走了过来。郭化若指着自制的地图讲道：“东固四面环山。东南有‘狐狸十八歇’，南有大乌山和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是九寸岭，正北是钟鼓山和东固岭。
山上只有五条小道，易守难攻。东固的北面、西面、南面都有敌人驻守，并且挨得很近。“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风趣地说：“东固有点像井冈山啰。
那五条小道不就是五大哨口吗？山高林密便于集结部队，利于隐蔽，易于封锁消息。命令部队再向西转移40里，到东固地区集中，隐蔽集结，等待时机，先吃掉王金钰部。“
项英听到毛泽东还要部队继续向西，迎着敌人前进，以为这是在冒险，是个人英雄主义。就不悦地说：“部队到东固集中，一旦走漏消息，就是三面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拿几万红军的生命当儿戏。你这是在钻牛角！”
毛泽东早掌握了敌情，也了解敌人的战术。古人讲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也不客气地讲：“我们就是要钻这个牛角！将敌人对我军的大‘围剿’，变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变不利为有利，变劣势为优势，变弱为强。这个牛角值得钻！”
部队按照毛泽东的命令，集中在东固这个狭小的地带。大山深处的东固，一向平静，突然热闹了起来。
3万大军悄然云集到这个地方，伺机待动。可这万人的东固镇陡然增加了几倍的人员，供应问题顿时紧张起来。
在十二军军部，罗炳辉、谭震林也正在为红军的供应问题发愁。
罗炳辉军长为难地说出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东固本来就不富裕，加上敌人的多次抢劫，农民自己生活都很困难，一下子又增加了这么多的部队，供应成了大问题。从今日起，全军一律改三餐为两餐。”有人担心战士受不了。罗军长专门强调，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来处理。革命战士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经受考验。艰苦的环境、艰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