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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停下脚步，还有大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沃灵顿，那是一座当地人常称为“乡村俱乐部”的木头建筑，名副其实——它带一个六洞的高尔夫球场，一座马厩和一个跑马场，一个饭店，一个酒吧，一座可供三四十人住宿的会所，会所周围星星落落散布着八九座小屋。它甚至还带一个双轨保龄球场，尽管那些小柱得靠你和对手轮渡去竖。沃灵顿建造的时间是一次大战早期，比莎拉—拉弗斯晚些，但并不太晚。
一条长长的码头通向一座小一点的建筑，人称“日落酒吧”，沃灵顿夏季的游客们常在一天结束时到那儿喝酒，另一些则在一天开始时在那儿要上一杯“血玛丽”。我朝那个方向望去，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水上酒吧左边的门廊上站着个女人，正看着我。
看到她我差点儿跳起来。当时我的心情刚好不是最佳，也许这有点关系……不过我认为无论我的心情有多好，她都会把我吓一跳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一动不动，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瘦得出奇，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她那张脸。你有没有见过爱德华·孟克的《呐喊》？那好，想象一下那张尖叫的脸休息时的样子，闭着嘴眼睛警惕地盯着画外，那你就知道这个站在码头顶上，有着长长手指头的手搭在扶手上的女人是怎样一副尊容了。不过我必须告诉你，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爱德华·孟克的画，而是丹弗斯太太。
她看上去大约七十岁，穿着件黑色的连体游泳衣，外面套着条黑短裤。这种搭配显得出人意料地正式，仿佛那永不过时的黑色鸡尾酒小晚装的变种。她的皮肤奶油一样惨白，不过扁塌塌的肚子以上的部位以及皮包骨头的肩膀两侧除外，那两处浮满了大块的棕色老人斑。她脸上长着骷髅般突出的颧骨和光秃秃鼓起的眉骨，整张脸像一把尖锐的楔子。眉骨下面的眼睛深陷在眼窝的阴影里，几乎看不到。稀疏的白发从耳边笔直挂下来，垂到前倾的下巴两侧。
上帝，她太瘦了，我心想。她什么也不是，就是一袋子——
想到这里，我浑身打了个冷战，一个强烈的冷战，好像有人被人电击了似的。我不想让她注意到这点——于是我抬起手来挥了挥，挤出一个微笑。早上好，站在水上酒吧那边的女士。早上好，你这老掉牙的骨头袋子，你差点吓得我尿裤子，不过这些日子没关系，我原谅你了，你过得还好吗？我怎么觉得我笑得比哭还难看。
她没有朝我招手。
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傻瓜——镇上没有头号傻瓜，我们轮渡来揍——打招呼的手以一个尴尬的半敬礼姿势收场，好像一只手掌按在我的两片肩胛骨之间。
她刚才站着的码头现在空无一人。我眯了眯眼，第一个反应是她肯定走进酒吧的阴影里去了，但她不在那儿，而是像个鬼魂那样消失了。
她走进酒吧里去了，宝贝，乔的声音说。你知道的，对吗？我的意思是……你是知道的，对吗？
“对。”我自言自语，那个夏天里我经常自言自语。“是的，也许她真的进去了。也许她走路鬼鬼祟祟的。”是啊，就像丹弗斯太太。
我再次停下回头张望，可道路沿着湖边稍稍捌了一点儿，从这儿已经望不见沃灵顿和日落酒吧了。真的，我心想，这样更好。
回去一路上我在脑海里一一列举莎拉—拉弗斯前后发生的怪事：反复出现的梦境、向日葵、电台标签、夜里的哭泣声。我觉得自己与玛蒂和凯拉的巧遇，外加电脑先生尾随而来的电话也勉强算得上是怪事之一……只是比起夜里听到的孩子的哭声是不同意义上的怪事。
那么，乔安娜死时我们在德里而不在黑迹湖这一点呢？也算得上是件怪事吗？我不知道，我甚至不记得为什么要把它算在里面。一九九三年秋天和冬天我正忙于把《红衣人》改编成电视剧脚本。一九九四年二月我开始写作《一落千丈》，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在这本书上。况且，提出前往T镇，前往莎拉……
“一向都乔开的口。”我对着空气说，当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时立刻明白这话有多么正确。我们俩都很喜欢这所湖畔的房子，然而每次都是乔提出“嗨爱尔兰人，让我们去T镇住几天吧。”这话她随时都可能说出口，似乎我已经把莎拉—拉弗斯给忘了，即使在夏天临近的时候。我真有那么专注于写作？好像不是……难道还有其它原因？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很不对头，可我不知道是什么。毫无来由。
这让我想到了莎拉·泰德威尔和她某首歌的歌词。她的歌从来没有留下过录音，但我有盲眼蓝调艺人雷蒙·杰弗逊翻唱她这首歌的唱片。其中一段唱道：
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支谷仓舞，甜心
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支圆圈舞
让我吻你甜蜜的嘴唇，甜心
我找到你，你是我的宝贝。
我喜欢这道歌，常想象它不是出自那位老民摇歌手醇厚的歌喉，而是从一个女人嘴里唱出来时会是怎样。从莎拉·泰德威尔的嘴里。我打赌她唱起来更甜美。朋友，我打赌她能唱出轻巧的节奏感。
我又到了自家门前的湖畔，环顾四周，没人（不过我已经听到今早第一艘滑水汽船排水的声音），于是我脱得只剩内裤，朝浮板游去。我没有爬上浮板，而是躺在旁边的水面上，一手抓着扶梯，慵懒地用脚踏水。这已经很舒服了，可是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该怎么打发呢？
我决定用来清理二楼我的办公室，完事后兴许去乔的工作室转转，如果那时自己还没丧失勇气的话。
我往回游，轻松地踏着水，脑袋浮在水面上，湖水沿着身体流淌而过，像凉凉的丝绸，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水獭。快到岸边的时候我抬起滴着水的脸，看见主街上站着个女人正看着我。她瘦得正像我在沃灵顿见过的那位……不过这一位是绿色的，绿色的指着道路的北方，像古代传说中的森林女神。
我猛喘一口气，呛进不少湖水，然后咳了出来。我在齐胸深的湖水里站起来，擦了擦灌满水的眼睛，紧接着笑了（虽然带着一丝怀疑）。那女人所以是绿色的，是因为它原来是一棵白桦树，看到树叶在斑驳的白树干周围的形成的那张窥视着的“脸”仍旧让我毛骨悚然。由于没有一丝风，那张脸纹丝不动（像那穿黑短裤黑泳衣的女人的脸一样纹丝不动），可是在微风轻拂的日子里，它会显出微笑或皱眉……甚至是大笑的样子。它后面矗立着一棵病恹恹的松树。一根光秃秃的枝干指着北方，我就是错把它当成了一只指向北面的皮包骨头的手。
这已经不是我头一遭把自己吓得灵魂出窍了，我总是看到一些东西，仅此而已。当你写了足够多的故事，在你看来，地板上的每块阴影都像是脚印，灰尘中的每根线条都传达着神秘的信息。当然，这显然对于我分辨这些离奇事件中哪些是真的发生在莎拉—拉弗斯，哪此只不过发生在我离奇的想像中没有任何帮助。
我匆匆扫视周围，发现湖的这一带仍然只有我一个人（虽然这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除了那艘船以外，湖上又响起另两艘船嗡嗡的马达声），于是嗑嗑绊绊地脱下了浸水的内裤，绞干放在我的短裤和T恤衫上面，然后捧在胸前光着身子走上了枕木台阶。我假装自己是男仆本特，正给彼得·温西爵士端去早点和报纸。回到房子里的时候，我已经乐得像个傻瓜了。
二楼虽然开着窗，可依旧闷热，一踏上最顶上的楼梯我就明白了原因。乔和我曾经共享这个楼面，她的办公室在左边（一个小房间，真正的小房间，由于另外拥有房子北面的工作室，这个小房间对她足够了），我的在右边。走道的尽头是带网格的空调出气孔，那台巨大的空调是我们买下房子后一年添置的。望着它我意识到自己有点想念它特有的噪声。空调上贴着个留言条，上面写着：诺南先生：空调已坏。打开只能出热气，发生碎玻璃一样的声音。迪恩说卡斯特尔—洛克的韦斯顿电器店会送维修零件过来。我只有看到了才说得准。B·梅赛夫。
我看着最后一句话笑了——这正是梅赛夫太太的风格——然后试着打开开关。乔总是说，当一台机器察觉到附近有个长着***的人类时，它往往会表现得更好些，可惜这回不是。我听了五秒钟空调的转动声，然后关上开关。正像镇上人喜欢说的那样，“真他妈糟透了”，在它修好之前，我在楼上连镇字游戏都玩不了了。
我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转了转，看能找到什么，也同样好奇地想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感觉。答案是，几乎没有。这里放着我的书桌，我就是在它上面完成的《红衣人》，向自己证明第一本书的成功并非侥幸；那里挂着一幅理查德·尼克松的照片，他高举双臂，摆出胜利的“V”字姿势，底下是标题：你敢从这个人手里购买一辆二手车吗？那里放着乔为我做的织毯，一两个冬天之后她迷上了阿富汗披肩，从此放弃了编织。
办公定对我并不陌生，但每一样东西（尤其是光秃秃的书桌）都在告诉我，这里是过去的迈克·诺南的工作地。人的生命，我曾经读到，通常包含两股力量：职业和婚姻。在我的生命中，婚姻已经结束，而职业正处于一个似乎是永久性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我终于毫不奇怪地发现，自己曾在其中耗费无数日夜，兴高采烈地编织过各种假想生活的工作场所，如今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你正看着某个已经被解雇了的……或突然死掉了的文员的办公室。
我正要离开，突然转出一个念头。角落里的文件柜塞满了纸张——银行对账单（大部分是八到十年前的）、各种信件（大多没有回复）、一些零碎的创作草稿——但我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我转移到壁橱，里面的温度少说也得有一百一十度，翻出一个梅赛夫太太标上了“工具”标签的纸板箱，找到了——一台三洋牌随访录间机，那是黛布拉·温斯托克在我们完成了给普特南出版社的第一本书之后送给我的。经过设置，这台录音机能在你开始说话时自动打开；在你停止说话的时候自动进入“暂停”状态。
我从来没问过黛布拉，当她第一眼看到这台机器时，想到的是不是“噢，我敢打赌任何一个自重的流行小说家都会想要这个宝贝的”。还是其它更为明确的目的……比如某种暗示？把你潜意识的小传真变成文字吧，趁它们还新鲜，诺南？我那时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但我有了它，一台真正高性能的录音机，而我车上刚好有不下十盘磁带，都是我自己录了开车听的音乐带。今晚我就要在里面塞进一盘磁带，把音量调到最大，把机器调到“录音”状态。然后，假如那个我迄今听到过两次的声音再响起来，我就能把它录下来。我可以把它放给比尔·迪恩听，问问他的想法。
如果今晚我再听见那孩子的哭声，而机器却没有自动打开呢？
第9章（下）
“那么，我会知道一些别的事。”我对空荡荡洒满阳光的办公室说，汗流浃背地站在办公室门前，腋下夹着录音机，眼睛看着空书桌，“或者至少有个怀疑的理由。”
和对门乔的小办公室相比，我的办公室显得拥挤但更有家的感觉，她的地方一向东西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