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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的门半开着，有那么一会儿，我怎么都无法强迫自己自己把它全部推开并走进去。我害怕极了，脑海中反复浮现出希区柯克（已故美国著名导演，悬念大师。）的一部老电影，讲一个男人酒后毫无意识地掐死自己的老婆。他找啊找，花了半小时，终于在储藏柜里找到了她，她已经变成了一具肿胀的尸体，眼睛睁得大大的。凯拉·德沃尔是我最近遇到的人中唯一玩长毛绒玩具的，而我离开她母亲动身回家的时候，她还在蔷薇花被子下安静地睡着。一个愚蠢的念头涌上来：难道我昨夜一路开车返回了黄蜂山路，身上除了一条三角裤外一丝不挂？我还干了什么？——
什么？我强奸了那女人？然后把孩子带来这儿？这都是在梦游的时候干的？
我在睡梦中还取来了打字机，不是吗？它这会儿不就放在该死的楼上走道里吗？
走三十码穿过一个树林和沿着公路开五英里可是大不相同的呀——
我不愿站在这儿听脑海里这些声音打架。就算我还没疯——我不认为自己疯了——光是听这些喋喋不休的声音也会很快让我变疯，很快。我伸出胳膊，推开卧室门。
一刹那，我仿佛看到一滩八爪鱼形状的鲜血被吸进床单里消失了，足见我的恐惧有多真实多专注。然后我紧紧闭上眼睛，重新张开，再一看，被单和床单皱巴巴的，床单大部分从床垫上扯开了，能看到床垫结实的缎面。一个枕头躺在较远一端的床沿上，另一个揉成一团落在床脚。乔亲手做的小地毯歪在一边，我的水杯倒翻在床头柜上。卧室看上去更像是经历了一次争吵或一个放荡的夜晚、而不是谋杀，没有血渍，也没有黑色的长毛绒玩具。
我跪下朝床底下张望，什么也没有——连灰尘结成的绒团都没有，多亏了布兰达？梅赛夫。我再查看床单，先用一只手抚过上面的褶皱，然后把它拉回原地，用角上的弹力绳重新固定好。这种床单是了不起的发明，如果由女人们，而不是那帮一辈子从没理过一次床从没洗过一篮子衣服的白人政客来颁发“自由勋章”的话，毫无疑问那个发现松紧床单的家伙一定早就拿到勋章了，一次玫瑰园里举行的颁奖典礼。
拉平床单后又看了一遍，没有血，一小滴都没有，也没有找到哪怕一小点干了的***。没发现前者不出我所料（我早就这样对自己说了），可后者呢？不管怎么说，我可是刚做了世界上最具有创造力的性梦——在这个三重性梦里，我与两个女人尽享鱼水之欢，还让第三个用手干了一把，而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我觉得自己还有着一夜纵欲后起早虚脱的感觉。但是，假如放了焰火，也该留下烟灰啊？
“在乔的工作室里，那儿最有可能，”我对着空荡荡、洒满阳光的卧室说，“或是在从这儿去那儿的路上。没把它留在玛蒂？德沃尔的身体里，现在你可以松口气了。你并不想跟那个年轻寡妇发生私情吧。”
另一半的我表示不同意，那一半寻思着玛蒂？德沃尔恰恰是我想要的。但昨天夜里我并没有与她做过爱，正如我没有在外面湖上的浮板上与亡妻做过爱，莎拉？泰德威尔也没有用手帮我达到高潮一样。既然我搞清楚了自己没有杀害过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台打字机上。我为什么要把它拿过来？为什么呢？
老兄，多么愚蠢的问题。我妻子可能隐瞒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甚至是一段私情；房子里可能有鬼；大道往南半英里可能有个老头恨不得往我脑袋里敲进一根木桩再把露在外面的那头敲断；我简陋的阁楼里可能还藏着一些塑料玩具。仅此而已。然而当我站在明亮的阳光下，望着自己长长的影子投在远处的墙上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从妻子的工作室里拿来了旧打字机，我做出这样的举动应该只有一种动机。
我来到浴室，想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先把身上的汗和脚上的尘土冲干净。正要伸手打开淋浴龙头的时候，我呆住了，俗缸里注满了水。难道我在梦游中出于某种原因给浴缸注了水……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干的？我把手伸向下水口的塞子，又一次停住了，我回忆起自己站在68号公路旁那会儿突然感到嘴里满是冷水的味道。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等待这种感觉再次发生。但它没有发生，于是我拔出塞子放水，并开始淋浴。
我可以把那台IBM打字机搬下楼，甚至弄到露台上去，坐在那儿可以享受湖上吹来的习习凉风，但我没有。我把它一直搬到我的办公室，办公室是我工作的地方……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曾在屋脊下面温度一百二十度（约合摄氏49度）的地方坚持工作……下午三点钟前，那儿常常是这么热的。
打字机里卷着的那张纸是卡斯特尔…洛克镇上名叫“快拍”的照相器材店的粉红色收据，我们住在这儿时乔老去那家店买东西。我是把它背面朝外卷进打字机的，对准书信字体的打字球（IBM出品的这款打字机使用打字球而不是杠杆设计，一边转动一边打字，还可以变换字体。），上面打上了几个女人的名字，似乎我是在做三重性梦的同时挣扎着记录下它的内容：
乔莎拉玛蒂乔莎拉玛蒂玛蒂
玛蒂莎拉莎拉
乔乔安娜莎拉乔玛蒂莎拉乔。
下面是一行小写：
正常精子数量精子正常都是玫瑰色
我打开办公室的门，把打字机抱进去，摆回尼克松海报下它的老位置，把粉色的纸从卷轴里拉出来，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里。然后拣起打字机插头插进墙角的插座里。我的心狂跳着，沉重地撞击着胸腔，就像我十三岁那年沿着通往游泳池最高一层跳台的阶梯往上爬时的感觉。我十二岁曾三次爬上那个梯子，但后来都以沿原路爬下来收场；可既然到了十三岁，我就不能再临阵脱逃了，我必须从跳台跳下去。
我觉得我看到柜子角落藏着个扇子状的东西，在一个标有“工具箱”字样的盒子后面。我往那个方向跨出一步，随即又回转身，发出一声闷闷的笑声。我曾经勇敢过，不是吗？是啊，结果是被人用铁夹子从水里捞出来。如果我把那扇子形状的东西翻出来，却发现这房间和我想找的东西毫无关系，那该多傻呀。
“放松些，”我自言自语，“放松。”但我做不到，就像当年那个胸部窄小的男孩身穿可笑的紫色游泳裤走到跳台边沿时一样，游泳池在他脚下是那么绿，底下男孩女孩们抬起的脸又是那么小，那么小。
我朝书桌右边的抽屉俯下身，用力一拔，谁知用力过大，它整个儿掉了出来，所幸我的光脚丫即时从原地挪开，同时我爆发出一阵响亮、毫无幽默感的大笑。抽屉里有半令纸，边缘微微卷起，像是放了很久了。看到它们，我立刻想起自己已经买了新纸——比这些新多了。我没理它们，把抽屉重新塞回原来位置，试了好几遍才让抽屉的滚轮滑进滑道；我的手都发抖了。
最后我坐进书桌边自己的老位子里，椅子承受我重量的时候发出久违的“嘎吱”声，随着一阵熟悉的“轱辘”，椅子前滚动了一点，我把双腿放进书桌的凹处。然后我面对打字键盘坐在那儿，全身冒汗，脑海中仍然浮现着游泳池的高台，我从上面走过时，它在我的光脚丫底下显得又高又悬，我记得下面人声的回响，记得闻到氯气的味道，还有排风扇发出连续、低沉的？轰…轰…轰…轰“的声音，仿佛池水也有属于自己的隐秘心跳。我站在跳台边沿犹豫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心想如果自己入水姿势不对，会不会砸昏过去。也许不会，但自己也有可能被吓死。《瑞普利全球大惊奇》（是纽约漫画罗伯特？瑞普利（1893…1947）开辟的报纸漫画专栏，专门搜罗奇人怪事，”瑞普利“项目下除读物以外还有各地的瑞普处奇趣馆，类似于博物馆。）里面记载过一些类似的实例，在八到十四岁的那段日子晨，我可是把这本书当科学书看的。
去做！乔的声音叫道。我脑海中她的声音通常是平静有克制的，而这次却很激动。不要害怕，去做！
我把手伸向打字机的开关，同时记起有一天曾把自己的Word6。0文字编辑程序扔进电脑垃圾箱。再见，老伙计，我当时想道。
“希望这个能行，”我自言自语，“求你了。”
我的手往下一落，掀开开关，打字机开始运转。书信字体球先准备性地旋动了一下，仿佛舞台上的芭蕾舞演员，等待开始。我拿起一张纸，看见汗湿的手指在纸上留下了印记，但我不在乎。我把它卷时机器里，将打字球置中，打入
“第一章”
然后静候暴风雨的降临。
第13章
我八岁时得了麻疹，病得很重。“我以为你快要死了。”一次我父亲对我说，他不是一个说话爱夸张的人。他告诉我，他和我母亲是如何在某个晚上把我浸到一浴缸冷水里，当时两人都担心冷水的刺激会让我心跳停止，但两人都确信如果他们再不做点什么，就得眼睁睁地看着我被高烧烧死。我已经开始大声地说些重复的胡话，说什么看见屋里有明亮的人形——被吓坏了的双亲很肯定那些就是来带我走的天使。而在把我浸到冷水里以前父亲最后一次给我量体温时，按他的说法那支旧强生肛门体温表的水银柱升到一百零六度（华氏一百零六度约合摄氏四十一度）。他说，在那之后，他就不敢再给我量体温了。
我不记得什么明亮的人形了，但我记得一段奇异的光景，那时我仿佛站在一个同时放映着好几部电影的游乐园长廊上。世界变得有弹性了，那些从未膨胀过的地方现在膨胀起来，那些一向坚硬的地方现在摇曳着。人们——大多看上去高得不可思议——迈动着漫画里才有的双腿，在我的房间里冲进冲出。他们的说话声隆隆作响，产生即刻的回声。有人在我眼前晃动一双婴儿鞋。我好像记起我的兄弟西迪（塞德的昵称）把手伸进衬衣里面，手贴着皮肤发出放屁一样的声音。时间的持续性崩溃了，每样东西都以碎片的形象出现，像挂绳上奇形怪状的维也纳香肠。
从那件事到我回莎拉…拉弗斯的那个夏天之间的许多年里，我得过各种疾病感染、甚至难以启齿的毛病，但没有一次像我八岁那年的那场高烧。我也不认为自己会再有这样的经历了——我相信只有儿童、得了疟疾的人、或者精神严重分裂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体验。但七月七日晚上和七月八日早上，我所经历的感觉和那场童年梦魇是那么相似。做梦、醒来、行动——融为一体了。我会尽我所能向你们描述那番经历，但我的任何一句话都无法真正传达那种经历的奇异之处，那就像我发现了一条隐匿在这世界的围墙以外的秘密隧道，并沿着它爬行似的。
起初，音乐响起。不是狄西兰爵士（爵士乐的一种，盛行于美国南部各州），因为没有喇叭声，但很像狄西兰爵士，一种原始、带持续鼓点的比波普（爵士乐的一种）。由三四把吉他、一只口琴、一把直立贝斯（或许是一对）演奏，这些声音的背后是一阵有力、欢快的鼓点，但听上去不像是在一架真的鼓上演奏出来的，而像是一个打击乐队天才在敲击一堆盒子。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开始进入——女低音的声线，不太像男人的声音，在高音区变得沙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