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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并不陌生，“……她在T镇上。”
“我能帮你找个换工保姆（年轻的外国人为了换取学习外语、免费食宿等便利，免费为所在国家庭服务。）。”我说，心想这回比约翰·斯托尔便宜多了。
“不。”另两人异口同声地说，然后互想看了一眼，笑了起来。但即便在笑的时候，玛蒂还是流露出紧张和不快的情绪。
“我们不能留下任何供德金或德沃尔的诉讼小组会跟踪调查的字面线索，”约翰说，“谁付钱给我是一回事，谁付钱给玛蒂的保姆就是另一回事了。”
“再说，我从你那儿得到的帮助已经够多了。”玛蒂说，“这已经让我于心不安。我不能因为自己杞人忧天而再向你索取。真的。”
“我能接受你替我付约翰的律师费，因为那是为了凯。”她把手放在我手上，轻轻握了一下，“而这个为了我。好吗？”
“好。不过你得告诉替你看孩子的人，还有圣经学校的负责人，说你手头有个监护权诉讼，可能是个棘手的诉讼。无论谁，甚至是他们认识的人去领凯拉，没有你同意，他们都不能让他带走孩子。”
她微笑了。“我已经说过了，是约翰提醒我的。保持联络，迈克。”她拉起我的手，亲切地拍了它一下，然后开车走了。
“你怎么想？”我问约翰，我们望着那辆斯考特吉普喷着黑烟向新普罗提大桥驶去，那座桥是卡斯特尔大街的延伸，把离镇的车辆引上68号公路。
“我想她很幸运，有一个有钱的保护人和一个聪明的律师，”约翰说。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不过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觉得她并不那么开心。我有种感觉……我也不知道……”
“你觉得她周围有一道你也看不清的阴霾。”
“大概，大概是这个样子。”他用双手耙了一下那头不安分的红发，“我只知道那是让人伤心的东西。”
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只不过对我而言这种感受更深而已。我想和她上床，不管伤心与否，也不管正确与否。我想要感觉她的手放在我身上，拉我、按我、拍打我抚摸我。我想品尝她肌肤和青丝散发的芬芳。我想让她的嘴唇贴在我耳侧，呼吸掀动着耳内的柔毛，告诉我去做我想做的任何事。
快两点的时候，我回到莎拉…拉弗斯，开门进去，心里除了我的书房和那台带书信字体球的IBM打字机外什么都没想。我又在写作了——写作，仍然让人难以置信。我打算一直工作到六点，游个泳，然后去乡村咖啡馆吃一顿巴迪的高胆固醇晚饭。
进门的一霎那，本特的铃铛突然一个劲地响了起来。我在前厅里站住，手留在门把上。房子很热，到处都亮堂堂的没有阴影，但我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仿佛置身于半夜时分。
“谁在这儿？”我喊了一声。
丁零声停了下来。周围先是静悄悄的，随后传来一个女人的惨叫，这叫声来自每个地方，从洒满阳光、漂浮着微尘的空气中宣泄而出，仿佛汗水从滚烫的身体里透出。声音里交织着愤怒、恼火、悲伤……但更多的，我觉得，是恐惧。我也发出了一声惨叫，我实在忍不住。我在黑洞洞地窖阶梯上听到无形的指节敲击墙板的时候也吓坏了，但这比那要可怕得多。
这惨叫始终没有停。它只是渐渐淡去，如同那孩子的哭泣声渐渐淡去，仿佛发出尖叫的人被迅速地沿着一条长廊朝远离我的方向带走了。
至少它消失了。
我靠在书架上，手掌紧贴着T恤衫，心脏在下面狂跳。我大口喘气，肌肉感受到那种遭到严重惊吓后产生的古怪的爆炸的感觉。
一分钟过去了，我的心跳渐渐缓和，呼吸也一同缓和下来。我站直身体，摇摇晃晃地跨出一步，双腿站稳后又走了两步，然后站在厨房门前，看着客厅。壁炉上方，驼鹿本特正用玻璃眼睛回望着我，脖子上的铃铛一动不动地垂挂着，毫无声息，它边上有一个阳光留下的亮斑。只听到厨房那只傻乎乎的菲力猫时钟的滴答声。
一个念头不断地冒上来，即便在那个时候，这个念头说：那个惨叫的女人就是乔，我妻子的阴魂还住在莎拉…拉弗斯，而且她很痛苦。不管她死了与否，她很痛苦。
“乔？”我轻声问道，“乔，你——”
那哭泣声又开始了——一个吓坏了的孩子的哭声。与此同时，我的嘴和鼻子里又一次充满了湖水的腥味。我一只手抓住喉咙，窒息般地咳嗽着，心里吓坏了，然后扑到水槽上吐出来。像上次姨样——我并没有咳出一大摊水，除了一小口痰外什么都没有。胸腔灌满水的感觉消失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我站在原地，紧抓着工作台，俯在水槽上，看上去像个晚会后把一夜的瓶装狂欢吐得一干二净的人，我的感觉也是一样——头晕眼花，筋疲力尽，迷迷糊糊的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后我再次直起腰，抓过洗碗机把手上的毛巾抹了抹脸。冰箱里有茶，我太想来一大杯塞满冰块的冰冻茶了，我正要把手伸向冰箱门把手，突然停住了。那些蔬菜水果模样的磁贴再一次围成了一个圈，中间拼出一行字：
救命我快淹死了
又来了，我心想。我要离开这儿。马上。今天就走。
然而一小时后我却坐在闷热的书房里，身边的桌上放着一杯茶（里头的冰块早就融化了），只穿着短裤，迷失在我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一个名叫安迪？德雷克的私人侦探正在试图证明约翰？夏克福并不是那个绰号“垒球帽”的连环杀手。
我们是这样活着的：每次只过一天，每次只吃一顿饭，每次只受一次苦，每次只呼吸一次。牙医们每次做一个牙根管治疗；造船的每次造一个船壳。如果你写书，你每次写一页。我们从我们已知的一切、以及我们害怕的一切跟前转过身。我们阅读商品目录，看橄榄球赛，我们选择斯普林特而不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斯普林特是美国移动电话网络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美国传统的电话公司。）。我们数天上的鸟，即使身后的脚步声告诉我们有人走进来，我们也不回头；我们说是的，我也认为云彩常常看似其它东西——鱼啊，独角兽啊，骑马的人啊——但其实它们只是云而已。即便云朵里面亮起了闪电，我们仍会说它们不过是云而已，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下一顿饭、下一场痛苦、下一次呼吸、下一页。我们就这样活着
第16章（上）
写作是头号大事，知道吗？写作最重要。
我害怕换房间，更别提收拾起打字机和刚起步的薄薄手稿，把它们带回德里了。这么做和在暴风雨天把婴儿带到屋外一样危险。于是我留下来了，但还保留着一旦事情变得太怪就搬走的权力（就像烟鬼们总是保留着咳嗽加重后戒烟的权力），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个星期里发生了形形色色的事情，但直到我星期五在主街上遇到麦克斯？德沃尔之前——那天该是七月十七日吧——最重要的是一件事就是我一直在写小说。倘若能够完成，我打算给它取名叫《我儿时的朋友》。也许我们总是认为失去了的东西才最好……或本该是最好的，这点我不敢肯定。但我肯定知道一点，在那个星期里，我的真实生活主要是围绕着安迪？德雷克、约翰？夏克福德，以及一个出现在背景深处的模糊的影子——雷蒙德？贾拉迪——约翰？夏克福德儿时的朋友，那人有时戴一顶垒球帽。
那个星期里，房子里的怪事继续着，但没那么嚣张了——什么都比不上那声惨叫，它能让你的血液凝固。有时候本特的铃铛会响一下，有时候那些蔬果磁贴会再次围成圈……但中间再没出现过字，至少那个星期里没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发现糖罐打翻了，让我联想到玛蒂关于面粉的故事。打翻的糖粉里没写什么，但留下一个胡乱的笔画——
仿佛什么东西想写什么却没写成。如果是这样，我很同情。我知道那是种什么感觉。
我参加可怕的埃尔默？德金的听证会是在十号，也就是星期五，此后的那个星期二我沿着主街往沃林顿山庄的垒球场走去，想偷偷看一眼麦克斯？德沃尔。当我能听见远处的叫声、欢呼声和击球声时已经快六点了。一条标有乡村路标（一些橡木箭头上烙着“沃”这个字）的小道穿过一个废弃的船屋、两个小工棚、以及一个半掩在蓝梅藤后面的凉棚。最后，我穿了出来，发现自己站在球场中外野（中外野，棒球场外野的正中间部分，远离本垒。）远处的空地上，地上随处可见的薯条袋子、糖纸和空啤酒罐告诉我，人们有时从这个有利位置观看比赛。我忍不住想起乔和她那位神秘的朋友，那个穿着咖啡色旧运动衫的大个子男人，他一边笑一边用手揽着她的腰把她从赛场边带走，两人一起往主街走去。整个周末里，我有两次几乎要给邦尼·阿莫森打电话，想看看是不是能找出这个男人，找到他的名字，但两次我都放弃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每次我都这么对自己说。让它过去吧，迈克。
那天晚上，我独自站在中外野后的场地上，想到那个曾骂我是骗子、而我又让他见鬼去的老头通常把轮椅停在本垒挡网后面，觉得自己站在这么个远离本垒的位置比较合适。
其实我无需操心，德沃尔没有出现，可爱的萝盖特也没有。
我瞧见玛蒂站在一垒线挡网后面，身边站着约翰·斯托尔，他穿着牛仔裤和翻领衫，红头发压在一顶纽约麦兹队的棒球帽底下。他们边看比赛边聊天，老朋友似的，球赛进行了两局后才发现我——足以让我对约翰的位置羡慕不已，甚至有些妒忌。
最后有人击出一记长球，往中外野飞来，中外野背后的树林是唯一的屏障。中场手连忙向后退，球从他头顶高高越过，一直飞向我站的位置，眼看要飞过我的右面。我不假思索朝那个方向跑去，抬高膝盖穿过外野和树林间的修剪得齐齐的灌木丛，心里祈祷它们不要是有毒灌木。我右手一伸，抓到了球，一些看热闹的人欢呼起来，我也笑了。中场手用光着的右手拍打垒球手套的掌窝以示祝贺。同时击球手沉着地在垒间跑动，他知道自己刚击出了一记漂亮的本垒打。
我把球抛给接球手，回到自己在糖纸和空啤酒罐间的老位置，我回头朝远场望去，玛蒂和约翰正看着我呢。
如果有一件事能证明我们无非是另一种动物——一种多了一点儿脑浆却多了许多自命不凡的动物——那就是：当我们非得靠手势来传情达意时，能表达的意思却少得可怜。玛蒂把手紧扣在胸前，脑袋向左靠了靠，眉毛往上翘了翘——意思是“我的英雄”。约翰微微低头，把手指伸到额角，好像那儿有点痛的样子——“你是个走运的家伙”。
等他们做完这两个手势，我指了指本垒后的挡网，然后耸耸肩作为提问。玛蒂和约翰都耸耸肩作为回答。一局后，一个满脸雀斑的小男孩跑到我站在地方，过大的乔丹球衣在他小腿边翻动，像穿着条裙子。
“那边的人给我五毛钱，要我告诉你，晚一点给洛克镇他住的酒店打电话。”他边说边指着约翰，“他说你要回话的话再给五毛。”
“告诉他我九点半打给他，”我说，“可是我没有零钱，你愿意要一块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