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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把车开出去。绕过一个街口，我突然听到在一家废弃的商店里有人在哭喊。我停住，跳下车想里走去。
有两个不穿防护衣的大汉在地上压住了一个穿防护衣的人。这人听声音是个女人。
我拔出枪，说：“住手！”
一个大汉抬起头，喝喝地干笑了几声，道：“是个乌鸦啊，没你的事，快走开吧。哥们没几天活头了，你就让哥们乐一乐。”
我看着地上那个人。那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子，在这种时候，她头上还有戴着首饰。我把枪扬了扬，说：“快走开。你既然知道没多久可以活了，就更不应该害人。”
他从腰上拔出了一把刀，冷笑道：“臭乌鸦还会说大道理。要是信你这一套，老子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子了。让开，你要有种的话就朝老子身上开枪。”
我拉下保险。如果前几个月，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了，但此时我却没有。我犹豫了，他却猛地把刀掷了过来，我一闪，刀擦着我的手臂飞过，扎在身后的墙上。
我开枪了。他的身体跳了跳，姿势十分优美地倒了下来，血像一条小蛇，流在地上。
另一个也跳起来。他的眼神却没那么狂妄，带着乞怜和忧郁。我扬了扬枪，说：“快走，走得越远越好。”
那女人从地上爬起来，毫无用处地掩着已经破损的防护衣，在那人身上踢打着，一边哭叫：“快开枪，杀了他！杀了他！”
我拉开她，对那男子说：“你快走，真要我开枪么？”
他转身跑了。那女人开始踢打我，说：“你为什么放了他？你知道我爸以前是省长么？”我推开她，说：“小姐，把你的防护衣脱下来，你已没有资格穿它了。”
她哭喊道：“我没资格，你有资格么？”
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那一刀，划破了我的防护衣。我的手臂上，有条血痕。尽管这点上根本无关紧要，然而我知道成千上万个病毒已经涌入了伤口。我开始脱下防护衣，说：“是，你说得对。”
她几乎吓傻了。我脱下防护衣，只觉得轻松了不少，说：“快把你的防护衣脱下来。”
回到住处，我没有再进房里。现在，里面那种严格的消毒设施对我已毫无意义。由于是从伤口进入，感染速度很快，我的伤口附近已经有些坚硬了。我和衣躺在地上，看着星空。
许久没有见过星空了，闪烁的繁星那么美丽。从远古以来，它们就存在着，也许，也有星球上有过生命，也曾有过种种悲欢离合吧。
我也有点像苦笑。也只有这时，我才能看一眼星空。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在沧海中，一粒粟米与须弥山都没什么不同，而在无垠的宇宙里，沧海又算什么？夜郎自大。哈哈，夜郎不大，但汉就有权力取笑别人么？
我睡在温暖的灰中。那些灰，仿佛也还有着生命，在空气中浮动，落下，像大片的萤火。
月光温柔，她的眼波也似流动。然而我没有做梦。
安检员来的时候，我还没醒，并不知道。他给我留下一大包食物，足够我吃两个月了。
每天，我仍然四出收集石像，把他们烧掉。生命总是不同的。然而我已经决心，绝不烧掉她。
我已经无法移动。那病毒已经大规模代谢，使得我的身体迅速石化。尽管我的眼睛还保留着视觉，但我不知道如果我全身彻底石化，还能不能看到？
如果我强行移动，是可以移动的。在石化的皮肤下，肌肉还保持了一定的活力与弹性，足以移动身体。但如此一来，势必要造成皮肤龟裂。当然，这并不疼痛，尽管会惨不忍睹，但神经末梢早已经石化，无法传送痛觉了。不，还是能传送痛觉的，但那可能要很久很久，一年，两年，或者，一百、一千年之久吧。
我不想让我的身体千疮百孔，我只是努力而又小心地挪动我的双脚，努力把我的身体向前移动，每一天能移动多少？一微米？一纳米？这一米多的距离对我来说，恍若天涯，然而在一千年，抑或两千年后，我会揽住她的腰，我的嘴唇也会接触到她的嘴唇的。
我静静地等候。
“同学们，”教授在台上说，“你们大约也在前几节课上读到过，六千年前是人类文明的萌芽时期。以前一直认为这个时期人类的文明还是很初级的，可能只会用火，但最近发掘出来的两个雕塑可能会颠覆我们所有的陈旧观念。”
他拉开了讲台前一块白布，两个雕塑出现在学生们面前。
“你们也看到了，这两个雕塑栩栩如生，尽管有过于写实的毛病，表情的刻画也有点错误，这男子过于炽烈而女子过于冷漠，但大家可以看到，人体的比例掌握得相当好，几乎可以写生用。”
他开了句玩笑后，说：“艺术上的问题不是我们要研究的，这堂课我要讲的是当时的工艺水平。以前我们认为当时不可能产生铁器，但有一点可能证明我们错了，因为没有铁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请看，”他从讲台上拿起一张纸，放在两个人像的脸之间，道：“请注意，他们嘴唇间的距离，大约只有两毫米！”
吸血鬼故事
他在桥上站了很久。
很久了，桥已被政府用水泥封了起来，桥头竖了块石碑，写着这座桥的始建时期。一百多年了。他有点好笑。二十年前他记忆中的这座桥还和新的差不了多少，如今却已经千疮百孔，几乎不成样子了。
疯狂已经过去了，而在疯狂中那种特有的安详和无所事事也过去了。他看着桥的那一头。依然和以前一样，那一头有一根电线杆，上面有个大喇叭，不同的是以前电线杆是涂上柏油的木头，而现在却是水泥的。而喇叭里那里发出的多半是语录歌，而现在是两个人在插科打诨地唱越剧。
什么都变了。他想。不变的只有自己吧。
他在桥上站了很久。
他在桥上站了很久。
头顶，一颗彗星如一柄长剑，孤悬于天。其实，它更象一把扫帚，不过他喜欢它象把剑。至少，那要好听一些。
彗星把本来该很明亮的满月也逼得惨白了，带着一股桀骜不逊，冷冷地看着地上的众生。
一个少女搀着一个老头走过来。那老头走到桥下，叹了口气，道：“扫帚星来了，又要起刀兵了。”那少女看了他一眼，轻轻道：“不要乱说话。”
他们走了。他看着这老少两人，心底却掠过一阵寒意。
谁知道他站在桥上要做什么？对于人们而言，出现一颗扫帚星不过是嘴边多了个话题。在这个夏天，地震的消息象杀之不绝的蚊子，总往人耳朵里钻，即使你不愿意。对地震和炎热的恐慌使得人们每天都在外面躲来躲去，他记得他已经随大人往田里躲了三次了，每次都象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有人在街上大叫：“震了！震了！”于是人人都觉得象站在船甲板上一样，哭喊着从各个房间里奔跑出来，提着早准备好的大包小包，如末日即将来临。千里外那个被震成一片瓦砾的城市使每个人都有如惊弓之鸟。
他却总是没心没肺地想：怎么不真的地震？
他倒有点希望真的来一次大大的地震，好让他这个黑五类份子和别人一样。总之，在逃往田里时，平时趾高气扬的街道革委会主任也吓得眼泪鼻涕直流，不见得有多少革命乐观主义。每个人都声音颤抖地描绘着那个被地震破坏了的城市，仿佛他们曾亲眼目睹。而天边亮起来时，又几乎有点失望地看到每一座建筑还在原地，于是趾高气扬的还是趾高气扬，卑微的还是卑微。
今天，会是谁来叫那一声？他对这并不很关心，他只想见一个人。
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住在桥的那一头。
据说她是个“破鞋”，那些隔壁的老太太总是很神秘地说着她的轶事，象隔上半个月她会带一个不同的男人回家，而平常她很少出来。
“总是穿得来白塌塌，带孝啊。”她们说。
带不带男人回家和他无关，他只关心她是不是穿破鞋的。他虽然只是个狗崽子，可鞋子从没穿过破的。如果一个女人常穿着破鞋，对于他来说，那是件新鲜事，比最高指示出来了也没什么不同。
他常站在桥上，装着看风景。这种风景在二十年后名声大振，碧瓦粉墙，小桥流水，而在今天却被人熟视无睹。因此当他看风景时，那些根正苗红的红五类们总是斜着眼看他，有几次把他摁倒在地一顿打。每一次被打后他回家让祖母心疼地唠叨半天，补好衣服又来到桥上，于是别人也懒得再去打他了。
黄昏。吃完了饭，人们都在准备晚上的逃难。这几乎成为每天的惯例，如果哪一天不逃一回，反倒空落落地不那么实在了。可能逃得太多，都麻木了吧，那一次扶老携幼的狂奔，几乎是一点寄托。可也奇怪，认为地震来临，在房中很不安全，可平常却只躲在房里，即使天热得要命。
他等了很久，那个女人没有出来。这让他有种异样的感觉，好象他知道这女子该出来，却没有遇上。
天上，月亮大得怕人，金黄色的，中秋也没这么大吧。圆圆的挂着，里面明明暗暗，依稀有点图案。有人说是兔子，有人说是桂树，也有人说是蟾蜍，可在他眼里，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点黑斑而已。可能，那也确实如此。现实也许没有幻想那么美丽动人，可毕竟是现实。
她应该出来。他想着，走下了桥。桥的那一头。
第一次看到她，还是几年前。那时他挤在桥头的人群中，听着有线广播里传出的中央又揪出了多少个反革命集团的好消息，而大人们摇着蒲扇，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诸如江猪有如船只一般大，某地雷劈死了一个扒灰老一类。他总是听着这些他半懂不懂的话，想象着他们说的那种情景。
这时她出现了。
在一个十一岁的少年心中，“美”只是女人的胴体，衣服绝对谈不上什么美与不美，因为所有的衣服都象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蓝布衣服黑裤子。如果看下半身的话，根本无法看出一个人是男是女。
然而，她给他心中带来的不仅是一次震撼，而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他记得广播里说过标准装是布拉吉一类的话，但没有说布拉吉可以是白色的。当她出现在桥头，人们的话语都已经停止了，他看到几个男人由于刚才说得性起，连嘴也忘了闭。口水正从他们嘴角滴出来。女人们眼角带着不屑，有意不去看她，然而却趁别人不注意，带着点鄙夷又带着点艳羡瞟她一眼，马上又转过头去。
她没有看别人，一步步走过桥。在男人和女人的目光交织成的罗网中，她好象走在荒无人迹的沙漠里。他有点兴奋地发现，在场的所有人中，只有他还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别人身上。这让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只是因为他还不是一个大人么？
在人群中，他偷偷地笑。然而，突如其来的却是一种仿佛站在旷野上的寂寞。他既害怕又兴奋，不知为什么，他觉得那女子朝他笑了笑。
那些房子是陈旧的木头房，外面是一扇扇可以取下来的门板。听说很久以前这桥两边都是余庆堂卜家的产业，后来败了，店面一间间地卖出去，现在只成了人们的住宅。白天，由于天热，门板总卸下来搁在门槛上，可以午睡。当然，她这里，从不曾卸下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