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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没有女性-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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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每次从马上卸东西时,大家都能看到。你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来客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戳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儿。战后,周围邻居都说,他们早就知道经常来往我家的是些什么人……”
  女游击队员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有一次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就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的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因为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那位老婆婆见此情景,走到圣像跟前,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他:‘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这儿又有两个故事——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和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讲给我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交错在一起。虽然我是在不同时间记下这两个故事的,再说,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住在威帖布斯克的迪斯纳镇,而索莽亚·米伦诺夫娜住在基辅。可不知怎么,每当我想起这一个,立刻又想起那一个来。两种生活,却好象是一个人。
  ……我带着女诗人艾达·谢苗诺夫娜·奥格涅茨维特的介绍信,到迪斯纳镇去访问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她是维列希纳游击运动的参加者。“她有着阿列克赛·梅列西叶夫(苏联著名英雄,“无脚飞将军”,事迹见波列沃依的长篇小说‘《真正的人》。——译者注)式的遭遇……而她又是个女人,所以更加动人心魄。”……女诗人把信交给我时说。
  乡下男孩永远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们带着我在热闹的迪斯纳走街穿巷,喋喋不休,争先恐后地向我说着他们知道的一切。
  “费克拉大婶有奖章呢。”
  “不对,是勋章。我爸爸说啦,是勋章。”
  “我妈妈跟她家吵过架,她家的母鸡啄坏了我家的黄瓜。”
  “那就是她们家,最高的一座房子……”
  我已经知道,这个房子是不会有人出来迎接客人的,得由我自己去开门,然后把手提包放在门口,脱下外套,直接进屋去。斯特卢亚姐妹俩住在一起,费克拉·费多洛夫娜和奥尔佳·费多洛夫娜,两个人都身患重病。
  ……两姐妹穿着节日盛装在等侯我:“我们已经听说,来了一位记者。是邻居小鬼头说的……”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已经来过啦?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女游击队员):
  “我的两条腿受了伤,人也失去了知觉。天气冷得厉害。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两手很灵活,很健康,可是当时却都发黑了,因为我当时在地上爬,手又是潮湿的。至于两脚,那就甭提了。如果没有那严寒天气,两条腿兴许还有救,可是它们当时还在流着血呢。我病了很长时间,人家把我和别的伤员排在一起,把我们很多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可是德国人正在包围我们。我们又要被围困了……于是我们就象柴禾似的给架在雪撬上。当时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被堆在雪撬上,然后就拉到远远的森林里去。就这样一次次地运着。后来医院才向莫斯科方面报告了我的伤势。我那时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您的两条腿都伤了吗?”
  “是的,两条腿全都坏了。我现在的腿是假腿。我的两条腿就是在那时,在森林里被截掉的。手术条件非常原始,他们把我放在一张桌上,就开始了手术,连碘酒都没有,用普通的锯子锯腿。两条腿就这么锯掉了……我被放到桌子上,没有碘酒……派人到六公里以外的兄弟支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上等着。麻药也没有。何止是麻药,什么药都没有。
  “医院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在高空盘旋,无法下降。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一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我们有位外科医生自己也没有腿,他谈到我时说——这是别的医生告诉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象她这样的人……’“战后我回来了,回到迪斯纳。您相信不,我连一个月都没休息,就上班了。”
  “那您的两条腿怎么办?”
  “我是装了假肢回来的。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都靠步行,一口气可以走三公里。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要是我坐在办公室里,人家就会缠住我。”
  “您怎么工作呢?”
  “如果别人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那会儿,还没有象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去。每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分配任务,然后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我伤心极了。我真羡慕他们的好运气。
  “电话铃响了,是第一书记打来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请您来一下。’我那时多么满足啊。其实,我走到各个村庄去,是非常困难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远。有的地方可以乘车去,有的地方却只能靠步行。我有时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来。我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挣扎着撑起身子,扶住树干站起来,继续赶路。我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我在家里坐不住。我想做一个有用的人,我想象别人一样地生存。我和妹妹在一起过日子……这幢房子是政府专为我们造的……”
  “是一座很好的房子,又宽敞又高大。我还从未见过这么高的天花板……”
  “不,”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一把抓住找的手,说,“你觉得它很高,那是因为这里面没有孩子……”
  我从这幢房子里出来,一种负疚感油然而生;这儿就生活着一位应该为之写书、为之歌唱的人,而我们对于她却不闻不问。这样的人有多少啊?正在身旁而又未被我们感觉到,意识到的故事太多了,犹如历史本身。
  在我的躯体内,乌克兰血液与白俄罗斯血液一起流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我闻到基辅的栗子树气味时,心口就跳得十分剧烈。我母亲当年就曾带回一棵小栗子树苗,把它栽在波列西耶我们老家的宅旁。而现在,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在给我的信上,亲切地称我为“好闺女”。
  她的回忆,把我们俩的生活紧紧连接在一块儿了。
  “我不能单纯地给您讲战争,”索菲亚·米伦诺夫娜事先告诉我,“我不能脱离我的童年、青年时代,脱离我的家庭和学校,来讲述我的战争经历。要讲就讲整个生活道路吧……”
  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可歌可泣的日托米尔地下活动的参加者。她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下面是她关于自己生平的自述:
  “我觉得,正是战争的生活气氛把我们培养成具有后来那种表现的人。在盖世太保机关里的最后一次审讯中(这次审讯后,我第三次被列入枪毙名单),按顺序已经是第三位刑讯者了,就是在这个自称教育家的家伙审讯我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个盖世太保逼着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见解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生活高于任何思想,’他说。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话。他狂叫着,毒打我。‘是什么使你们成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使你们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获胜?’他问道。他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于是我决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反正我知道他们要杀我的,我不能这么白白死掉,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大约有四个小时,他提出问题,我就尽我所知,尽我在中学和大学所能学到的社会经济学知识去回答他。哦,他是多么狼狈啊I他抱着脑袋,在刑讯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又象钉在地板上似地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看着我,第一次没有动手打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场道德的决斗,一个被毒打的女囚——“我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半,以前我有两条大辩子呢。”她连饭也吃不饱——“起初,我想吃一块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后来,连面包皮也行,再后来,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见了。”一个这样的女囚,面对一个饱食终日、身高体壮的男人,神气十足的纳粹分子。可是,他却感到某种压力,迫使他不能不问:你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不,他那时并不是感到害怕,因为当时才是一九四三年。然而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机。他想了解,这种危机感来自何处?这个女囚回答了他。他听得甚至忘记了打人。可是当她走出刑讯室时,他把她列入了枪毙名单……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离家几十公里外的父母就要返回老家了。我知道我们还得继续斗争,但我们都预料到胜利就在眼前了。我们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寻找和救护伤员。他们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沟壑里,我们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象那些日子那样幸福过。我第二次得到了双亲。在这以前,我以为我爸爸是远离政治的。实际上他却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我妈妈是个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她笃信上帝,整个战争中她都在祈祷。她是怎么祈祷的?她跪在圣像前祷告:‘求主保佑人民,保佑共产党,不受希特勒恶魔的糟害。’在盖世太保刑讯室里,我天天巴望着大门会突然打开,亲人们会走进来,爸爸拉着妈妈……我知道我已经落入怎样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出卖任何人。那时候,我们害怕当叛徒不下于害怕死亡。当我被捕,被抓走时,我马上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在家乡被侵占的整个过程中,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我能挺得住吗?我知道:灾祸降临了,痛苦折磨要开始了。
  “可惜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审讯的情景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失去知觉……只有一次我昏了过去,那是他们用一个什么铁轮子绞我的双手。好象我没有叫喊过,虽然在这之前敌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时的惨状,听他们的惨叫声。在以后的审讯中,我已经失去了疼痛感,身体麻木了。只是在拷打结束时,他们把我扔回监牢里,我才能感到自己已经是遍体鳞伤。但是要挺住挺住要让妈妈知道,我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妈妈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又给我拍照。他们给我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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