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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就这样降临到了我身上，我不知道血这样流下去之后我的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有那么一阵子我是想过给杜离打个电话的，还是没有打，一股完全说不清楚原由的念头浮上心来：不就是流血吗，那么来吧，我就来看看最后到底会有什么事情。
就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屋子里所有的餐巾纸都用完了，血终于不再流了，我走到阳台上，打开水管，用冷水淋了淋脑袋，清醒了些，强自支撑着回房间里在床上倒了下来，昏沉中闭上了眼睛，身体太虚弱了，很快就睡了过去。
期间迷迷糊糊的曾被手机的声音吵醒过，一接电话，是小男的声音，她似乎是刚刚下飞机，因为我可以听见里面有广播员提醒旅客抓紧时间登机的声音，我实在没有力气说话，只是嗯嗯啊啊，没有讲几句话就还是睡过去了。
其实只睡了一个小时不到，也不知做了个什么梦，身体猛地一惊就醒了，眼睛一睁，首先看见的就是床单上的血：即使在我睡着的时候，我的身体仍然没有停止流血。
犹豫再三之后，连门都没有关，我下了楼，情不自禁地总要闭上眼睛，摸索着开了铁门，倒是没忘记锁上院子里的铁门，之后走完半里路长的巷子，走上了那条环湖公路，三分钟后，坐上了去医院的出租车。
两个小时之后，在医院里，我手里拿着张化验单被告知：我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一种不治之症。
过程就是这样。
就像一首歌里唱过的：一弹指，一刹那，一辈子不翼而飞。
我还记得我是怎么从医院里回来的：脑子里绝不是什么空白，只是一片巨大的惊愕，就像一口被草和灌木遮盖了的古井，掉进去之后又别有洞天，说不定还连通着什么广阔的所在，那种惊愕之感也是如此，总是没有极限，又像医院门口的湖水一样随风波动，绵延开去，终致虚空。
医院里的医生可能并不想直接将结果告诉我，婉转地问我可否叫亲人来一趟，我答说并无亲人，又问我是否有合适来一趟的上司，我也据实告诉他：我只是一个大型企业的图书馆管理员，企业几乎就在我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同年就破产了，工厂里的车间只怕连草都长起来了，话说到这个地步，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只好告诉我：你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无论如何，只要得了这种病，单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承受的。说话间，又有好几个医生走到我们身边来，面色凝重地低声商量着我的病情，就是这个时候，我走了，没人注意到我。
医院的门口有一片湖，名叫水果湖，其实与东湖是连通的，中间只隔着一座汉白玉桥，出了医院，我点上一支烟，在湖边上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总是在想一个同样的问题：我，是要死的人吗？
其实水果湖这一带虽说相对幽静，但是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也绝对不算少，在即将结束的一生中，我相信自己肯定不会忘记在湖边上坐着的一个小时了：在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里，我接连抽了好几支烟，远处的湖面上泊着几条打捞水草的铁皮船，我就盯着那几条铁皮船发呆，脑子里不知怎么竟想起了宁夏戈壁上的一段风化的古城墙，我几乎有点觉得不可思议，难道我就一点也不害怕吗？真的，我一点也不害怕，或者说害怕的感觉并没有找到我。主意就是在那一小时的最后几分钟里拿定的：既然毫无生机，我就将干脆放弃治疗，也不打算
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任何一个人。
也是，一个人被生下来，一个人去死，两种过程里都不会有人陪伴，世间万千人莫不如此，当然了，古时候的皇帝死的时候倒是有人陪葬。
我是走路回我的小院子里去的，一路上我都在说这个字，一点特殊的感觉都没有。
“死，”我说了一次，接着再说一次，“死！”
仍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知道事情不会就这么简单，虽说我是个平淡无奇的人，但是芸芸众生身上的七情六欲一点也没少，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遇事镇定的人，别人眼中的些许无所谓，其实也只是无可奈何的随遇而安而已，正因为平淡无奇，我的贪心、恼怒和开怀大笑与身边的人都如出一辙，所以我知道，我不会这样一直蒙昧下去，也许哪天早晨起来就会发作也说不定，只是迟些来而已。那么，就迟些来吧，我是害怕生活规律被打破的人，至少明天早晨起来，只要天气正常，我还是要绕着东湖边的环湖公路长跑。
那天晚上，可能是鼻子终于不再流血的缘故，我竟然睡得异常的深沉。
事实上，自此之后，有好长一阵子我的鼻子再没流过血，体力也绝无问题，我甚至常常不相信自己已经是个来日无多的人。
说说我住的院子和房间吧。如果从汉口经长江二桥到武昌，经过一条长长的干道之后，再拐往梨园方向，经过一个环形广场，往北折，就走上去往东湖深处的环湖公路了，只走三分钟，正对着湖面的公路左侧有一条巷子，巷子口是一间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然后是个废弃了的公园，据说由于经常有人吊死在那里的一棵鬼柳上，所以几乎无人去了，再往前走就是我的小院子了，院子里有两幢两层小楼，有一片草坪，草坪边上种着一排紫薇和三棵桑树，每棵桑树上各有一个鸟窝，就是这样。
其实这条巷子幽深得很，往前走建筑物虽然很少了，但是参天的古树倒是不少。当我刚刚从大学里的图书馆系毕业，被分配到这座小院子里的时候，我一直想不清楚，一个远在汉口的工厂，它的图书馆为什么会坐落于如此偏远之地，不过后来也明白了：原来这里的好多地盘都曾经属于它过去的职工疗养院，其中也包括那座已经废弃的公园。
在这座谈不上熟悉的城市里，这里就是我的一块小小地盘了，几乎从来没有人打扰我的生活，我也相当满足于眼前的生活，即使是杜离，也羡慕我的自在，在我这里过夜的时候，半夜里睡在凉席上，他总是不忘记说：“他妈的，咱们简直像两个韩国人！”
一直到死，我大概都会在这里住下去了。
我的生计并无问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所以我常常帮书商写写稿子，大多是些资料汇编，最终由书商出成《人生哲理三百条》、《名人情书》之类的书，做起来很轻松，在隔壁的图书馆里翻资料就可以了，据说书的销路还相当不错，所以最忙的时候我一年曾经编过五六本，这样一来，我过日子是绝无问题的，甚至可以说日子还过得相当不错。在银行里也有些存款，假如我仍然能好好活着，我原本是打算用这笔钱去买辆二手车的，现在看来也无此必要了。
可是——
就像命定一般，我的生活终究还是发生了变化：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突然变得爱步行了。
只要上了街就尽可能走路回来，碰到感兴趣的事情就停下来看看，而感兴趣的事情竟然是那么多，所以一趟走下来总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放在过去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一开始我并没有留意，留意到的那一刻，我能感到自己的心里轻轻地颤了一下：我，是舍不得去死吗？是的，我舍不得死，一个连掉了颗纽扣都觉得浑身不舒服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无牵无挂的人呢？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杜离，还有小男，在汉口的一间酒吧里喝完酒出来，在武汉关的那间钟楼底下走着，天上下起雨来，听到长江里传来的一声汽笛声，鼻子突然一酸，幸好忍住了，转而拉着他们在大街上疯跑了起来。
我就此明白：我的身体里埋藏着一根电线，迟早它会通上电，变成一条漫长的火蛇，使我伤心，使我焚烧，甚至号啕大哭；眼前的蒙昧，只不过使劲推迟那一天朝我逼来而已。
好了，现在，还是每天都上街转转吧，转着转着，我差不多就沉醉不知归路了。有趣的事情着实不少，在蛇山下的那座隧道里，我遇见过一个穿着白布对襟褂的老太太，每天晚上都打着伞在那里站上一会，一句话都不说，就只盯着从隧道里经过的行人，许多人都被吓得毛骨悚然；我还遇见过一对中年夫妻，一天下来，遇见了四次，于是便好奇地和他们聊了起来，这才知道丈夫也是和我一样来日无多的人，大病不愈之后，决定让妻子陪着在城市里好好转一转，看看他们生活过的地方。
对了，我还碰到过逃跑的伴娘。
我听说过许多婚礼举行前几分钟逃跑的新娘，可是还从来没听说过给新娘做伴娘的人也逃跑的事情。
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我从花圃里回来，坐车到洪山广场，下了车走路回去，已经是冬天的天气了，我竖起衣领朝水果湖方向走，走到湖边，找了个石凳坐下来抽抽烟，我背后正对着一家亮若白昼的酒店，欢声笑语不时从酒店里传出来，定睛一看，这才发现里面正在举行婚礼，于是便饶有兴味地看了起来。看了不几分钟，酒店里的灯一下子灭了，正在我恍惚的功夫，酒店里已经乱成了一团，我还以为停电了，但是我头顶上的路灯还亮着，那家酒店隔壁店铺里的灯也都好好亮着，随之我就听到黑暗的酒店里传来了争吵的声音，举行婚礼的人显然对酒店不满了，酒店的人一边不迭地赔礼，一边吩咐人赶快去查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好几分钟过去，灯还是没有亮起来，争吵的声音就更大了。
这时候，一个穿着拖地白裙的女孩子从酒店里走了出来，也在我旁边的一个石凳上坐了下来。我心里暗生诧异：不会是新娘一个人跑出来了吧？就多打量了几眼，总算看清楚不是新娘：尽管也模模糊糊看清了她脸上绝对不算浅的妆，但是头上并没什么多余的饰物，如果没猜错的话，她应该是伴娘。她的高跟鞋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坐下来后马上脱下，一边揉揉脚，一边把两只鞋放在石凳上敲了敲，清脆的梆梆两声，似乎使了不小的力气，接着穿好，站起来趔趄着往前走了两步，好像还是不行，回来接着敲，声音更大了。
看着看着，我就笑起来了。最近总是这样，本来没什么特别之处的一件事情，我却总是能看得笑起来，等到明白自己在笑的时候，事实上已经笑过了。
“喂！”她朝我这边叫了一声，我还以为我背后有人，就转过身去看，转身的功夫她又说，“看什么呢，就是在叫你！”
“哦哦。”我答应着站起身来，“怎么了？”
“给根烟抽抽吧。”她说。
我便走过去，掏出一根烟来递给她，她一只手接过烟，一只手还在继续敲着鞋，我掏出打火机给她点火，一弯腰就闻到了她身上浓重的香水味，也看清楚了她的脸：不用漂亮来形容是说不过去的，尽管嘴唇上的口红抹得重了些，但是某种稚气还是从口红里袒露了出来，大概也就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吧。点好烟，她抽了一口，立即呛得连声咳嗽起来，一眼便知并不是那种经常抽烟的人，我站在那里也不知如何是好，她倒是咳嗽着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活着有意思吗？”
“有……没有……你觉得呢？”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便干脆问起她来。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她说。
“怎么说呢？”我继续问。一般而言，提出“活着是否有意思”之类问题的人对此类问题的答案总是否定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