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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我继续问。一般而言，提出“活着是否有意思”之类问题的人对此类问题的答案总是否定多于肯定的，像眼下这样肯定的回答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哈，活着多好啊，能抽烟，能光着脚，不高兴了还能剪剪电线什么的，还有好多事情，哪怕办不到，想一想总是有可能的吧。”她多少有几分狡黠地笑着说。
“什么？”我一时没听清楚，“剪电线？剪哪里的电线？”
她仍然狡黠地笑着，嘴巴一努，我顺着她的嘴巴一回头，立刻明白了：原来酒店里的那一场小小的悲剧是她造成的，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怎么会想到剪电线啊？”
“烦了，从下午三点闹到现在，我早就烦了，不剪电线我可能到明天早上都回不去。”她轻轻地吹了声口哨，“本来是想拉拉电闸的，但是他们修起来太容易，干脆就跑到屋顶上把电线剪了。”
“啊？”
“啊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到厨房里找了双塑料手套戴好了才去剪的，又是在屋顶上，反正也不会出什么事情，明天早上他们稍微一注意就能发现，唉，只要今天快点结束就好。”
说话间，事情竟然果真像她希望的一样：酒店的门口开始有人走出来，虽然出来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怒气冲冲，但也的确没什么办法，一场热闹的婚礼看来只好就此结束了。过了一会儿，人群中走出新郎和新娘，我刚想看得更清楚点，身边的女孩子却一拉我的胳膊，
“别动，有人在叫我！”
果然有人在人群里喊着一个名字，听不太清楚，我回过头去，还不及开口，“嘘！”她就先将食指在嘴唇边竖了起来，其实她的手还一直在拉着我的胳膊，此时又一用力，我就干脆在她身边坐下了，她的身子再往后躲一点，几乎完全躲到我的身体背后，“千万要挡着点，被他们找到可就惨了！”
于是我也就不再说话，一边用身体挡着她，一边还是像刚才一样饶有兴味地看着酒店前面的人们何去何从：新郎和新娘上了一辆轿车，剩下的人也只好各走各路了，争吵声仍然还在持续，赔礼声自然也就没有停止，他们哪里知道罪魁祸首就在我的身边，想起自己正在度过一个如此有趣的夜晚，心里总不免觉得有几丝隐隐的快乐。总有十分钟的样子还多，人群终于消散开去，酒店的经理正在对员工们施以更激烈的怒吼，那个一直在叫着我身边的女孩子的名字的人，也在最后一个离开了，我侧过头一看：她竟然靠在我身上睡着了，一只手抓着我的胳膊，一只手还提着高跟鞋。
那么就睡吧，我想。
十二点的样子，背后的酒店关门了，一条街上几乎所有的店铺也都关了门，行人寥落，渐至于无，我抽着烟，看着偶尔从眼前驶过的汽车，看着湖面上的幽光里随波逐流的游船，真正是觉得神清气爽了。“啊！”也就是这时候，身边的女孩子“啊”了一声醒过来，睡眼惺忪地问我：“现在几点钟了？”
“十二点了。”我回答说。
“该死！”她马上站起来，一边整理着她的拖地长裙，一边又忙不迭地穿好高跟鞋，正弯腰穿着呢，突然侧过身来对着我，“你是谁？”
我愣了愣，苦笑起来：是啊，叫我怎么说呢？
“该死！”我还愣怔着，她已经穿好了鞋，在地上踩了几步，突然“哦”了一声，用手敲着自己的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嘛，没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
“要不——”我迟疑着说，“我打个出租车送你回去？”
这下轮到她迟疑了，终于还是说：“好啊，可是我住在汉口哦，很远的。”
“没关系，”我说，“走吧。”
不过，事情比我想像的要麻烦一些，也是怪了，我和她在水果湖与东湖之间的那座汉白玉桥上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竟然没有一辆出租车来。两人便随意往桥下走去，不觉中走出了好远，等到我偶然瞥一眼的时候，才发现她又把高跟鞋脱下来提在手里了，空出来的另外一只手则提着裙边，走起路来真是不轻松。我就停了下来，站在路边继续等出租车，这时候，她一眼看见前面的一家夜宵摊前停着一辆小型货车，马上招呼我说：“好了好了，有救了，我就坐前面的车回汉口去了，”见我反应不过来，又说，“那是庄胜百货商场送货的车，一定是过长江二桥回汉口的，我就在庄胜百货旁边。”
我多少有些疑虑，直到走近了，才发现她的确没有看错，真的是庄胜百货的货车，夜宵摊上只有一个顾客，显然就是这辆货车的司机了。她在离货车大约十米远的地方停下，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还真是说不清楚，平常也没什么事情，就是编编书什么的吧。”
“编书？”
“是啊，编些人生格言之类的东西，意思也不大。”
“不是挺有意思的嘛，嗳，你背一条来听听啊。”
“啊，还是别了吧，大半夜背人生格言，总觉得不大对劲。”
“这有什么，背背吧，显得咱们多有理想啊。”
我只好背了临时想到的一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不错嘛，我也想到了一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她哈哈笑着说，“这一句也算是人生格言吧？”
“应该不算吧，可能只能算农谚——”
我的话还没说完，她拔脚就要往前跑，刚跑出去两步，回过头来“嘘”了一声，我这才看到那个司机吃完夜宵后正在付账。她很轻捷地跳上车，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坐下来，还是光着脚，手里提着高跟鞋。我也不再说话，只笑着看她，突然想起来要问问她的名字，还有，她是做什么的呢？终了还是没问。一会儿，那司机回来了，打开驾驶室坐了进去，压根就没注意到车厢里还坐着一个人，很快，货车就开动了，那女孩子对我做了个“V”字手势，我便看着她连同小货车一起渐行渐远了。
后来，街道上起了雾，街道两旁的桉树和楼房都像是穿了一层薄纱，远处过往的汽车灯在薄纱里亮着，像是来自冥界的精灵手里提着的两只灯笼，微风吹过，绿里返白的桉树叶子哗啦作响。我浑身轻盈，感到自己的身体也薄如纸片，与湿漉漉的雾气融为了一体，想想此前背诵的格言，想想此刻坐在小型货车上驶往汉口的伴娘，不自禁又想起了一件事情：我是否会死在一个如此有趣的晚上呢？
即使不能，我也希望像这么有趣的晚上越多越好。
这样的晚上越少越好——大概一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半夜里，我被一阵动静惊醒了，拉开灯一看：竟然有两只不知道名字的水鸟闯进了我的房间，上下翻飞，撞翻了我的茶杯，越过我的头顶，最终落在衣柜的顶端，叽叽喳喳地叫着，跳着，这就是真正的“雀跃”了，它们应该是在我睡着的时候从东湖的湖面上飞过来的。我颇觉有趣，就点上一根烟靠在枕头上看这两个小家伙接下来将何去何从。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我的鼻子一酸，眼角就湿了：某种微小的感觉在心里滋生了，在转瞬间就迅速扩大，像落在纸上的一滴水珠，一点点扩张着湿润的疆域：两只水鸟尚能上下翻飞，我的死期却近在眼前，而且，我是孤单的，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秘密，在此刻，我是多么希望有人知道我要死了，能对我说几句劝慰的话，即使我的天性并不如此，但是，一个人总有想挣脱自己天性的时候。
我想杀死这两只鸟。
我不能容许这两个小东西在我眼前存在，从来没有一种更加激烈的情绪光临过我的身体：就在它们的雀跃中，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消逝，离我的房间越来越远，离另一块黑暗之所却越来越近，在那黑暗之所，我会腐烂，沦为一堆白骨，再没有铺满凉席的房间和散发出淡淡幽香的风船唐棉，即使放声大哭，也不会有人听见。
我甚至感到那两只水鸟一点点在放大，而我却在缩小。
我站起身来，找了件衣服，跑到衣柜前面，想把它们盖住，然后再来处置，可是它们灵巧得很，我才刚刚靠近，它们就飞走了，在半空里盘旋不止，它们就在离我头顶稍高一些的地方，我却无论如何都拿它们没办法。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阳台上的一瓶杀虫剂，马上拿进来，对准它们喷上去，这次的确奏效了：那两只鸟扑扇了几下翅膀之后，终于绵软无力了，绝望地掉在了散落在地板上的一堆书中。
我把它们抓在手里，也就是在第一瞬间里，当我的手触到它们细密的绒毛和温热的身体，我就知道自己下不了手了，终了，走到窗户边，拿起给花浇水的水壶，一点点将那两个小东西浇醒了，之后，叹了口气将它们掷向空中，掷出去的一刹那，我心里暗自一惊：它们非但没有飞走，反而一个劲地往下落；不过还好，离地面大概只有半米距离的时候，它们就像大梦初醒般拍起了翅膀，转眼间就停在了那棵随风摇曳着的桑树上。
睡是再也睡不着了，我决定出去走走。
我怎么会想要杀死那两只小东西呢？
当我关好院子的门，置身于月光下的小巷子中，我突然感到害怕：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最短的时间内我得以确认：我死命推迟去想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这一天来后，还有如此这般更多的一天会悄然而至，自此之后，应该是有更多的东西让我不得安宁了，天上的星辰和地下的繁花都会变成刚才的那两只鸟，在悄无声息中压迫我，使我的身体像尘埃一样被雨水冲去，如此而已。
第二章：邮差总按两次铃
今年的天气，实在是怪了，仅仅还是五月，在持续差不多一个月的大雨之后，第一次洪峰就要逼近武汉了，相比以往，今年的洪峰实在是来得太早了。近来也没什么书要编，我便终日在雨声里昏睡，醒了就看影碟，从《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到《忧郁星期天》，从《千与千寻》到《钢琴教师》，从一个白日梦到另一个白日梦，从小提琴手置身其上的俄罗斯屋顶到钢琴教师自虐的单人卧室，要说用“日行八万里”来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分的。
要么就是听音乐，对音乐我倒是个没什么特别趣味的人，听完了清纯女生宇多田光再听爱尔兰光头女歌手SINEAD，听完了越剧《拷红》选段再听西北花儿《山崖上站着个亲哥哥》，口味如此不讲究，大概是受了电台里那个DJ的影响？外面风雨如晦，黑云压窗，我全然当做与我没关系，是啊，窗台上的花已经被我细心地收进了房间，还有什么是与我有关系的呢？今天却要出门。昨天晚上杜离来过电话，说今天下午小男和班组的同事要一起上防浪堤，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不妨去大堤上去找她聚一聚——这在武汉倒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每逢汛期，每个单位都会组织员工上堤做防汛准备工作，小男所在的航空公司自然也不会例外，至于一群空姐在大堤上到底能帮得上什么忙，我是颇有几分怀疑的。
找了家豆浆店吃罢早饭，我就打着伞径直往杜离已经告诉过我的那段大堤而去，其实雨下到这个地步，城市里的下水道早就出了问题，坐车和步行实在是无甚区别。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上了堤，雨下得太大了，雨伞形同于无，我的全身早已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