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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迎来送往”就是惯例。从古代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在省里当官，成为一个方面的大员，出巡时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按规矩应得的礼物，还有门包。平时在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有帮费；升迁调补的时候，还有私下馈赠。以上这些钱，无不取之于各洲各县，而各洲各县又无不取之于老百姓。
省里几套班子的官员们，以及下属的地、市，全都明知故纵，要不然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就无出处了。各州各县也明白告诉大家：我之所以加倍，实在是各级衙门的用度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细究起来，各州县打着省、地、市各级上司的旗号，借用他们的威势搜刮百姓，有一半的东西到了自己腰包里。
侍侯上官及讨好过客，都是官场必须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
迎来送往自古以来就是官场的重要活动。五千年文明已经把重情重义固化成为一种基因，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乃礼仪之邦，讲究个礼尚往来，有来无往非礼也。只是这个“礼”字含义太宽：与情是礼、与利是礼，给面子是礼，给物品也是礼。中国官场礼尚往来的传统不是几个清官能抵制得了的。入乡随俗，做官也要随俗。
清明的政治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就有市俗化的倾向。一人当官，亲朋好友都跟着沾光。中国人重亲情、重友情，请客送礼、人情往来，文化生活都要反映到政治生活中。这是一种必然现象，也是对中国政治提出的严峻课题，自古至今，这个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一个人升官了，人们定要纷纷给他送行。这一历经千年的官场俗气是不能免的，否则别人就说你官升眼高，得志猖狂而遭人嫉恨。再说别人祝贺你也是抬举你，如果你清高不接受捧场，那就是不识抬举。这里面有朋友的真诚祝贺，也有逢场作戏的捧场。中国人情化倾向在迎来送往的场合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人的亲情有时就是法律。
现在常常可以看到，上级来检查，下级常常到城市的边界去迎侯。想想古代下级官员集体迎侯上司的场面，你就可以理解当今的迎侯不过是古代官场文化传统的延续。
不看清品级乱往上凑，搞不好会引起上司的反感。
来了人不接待，以后还办事不？规格低了，双方都没面子，客人心里还有气。吃什么喝什么其实无所谓，面子不能不要，你不要，你在大家的心目中就没有分量了。身份不是一句话，要体现在餐桌上，酒的品牌最重要，钱不能不花。
陪同领导对于每一个官员来说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通常人们会把他有意无意地看成跟领导相识交往的机会，既是联络感情的机会，也是展示个人才能的机会。
“迎来送往”是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谁没点虚荣心？谁不希望自己有面子？当官的虚荣心更容易膨胀，更喜欢威风八面，前呼后拥；下级是看上级领导的脸色行事，会不会迎来送往，关系到政绩升迁，那能马虎吗？凡是在迎来送往上下工夫的人，十有八九心中有算盘，另有所图。上下这么一折腾，热闹场面就出来了，花样翻新，越演越烈。许多迎来送往的“规矩”都是有潜规则的。
要让别人为你甘效死命，你必须付给别人应当得到的报酬。
所谓领导水平，是靠领导的指挥和下级的服从共同构成的；假如下级不配合，你领导的水平再高都枉然了。
没有分寸和过于卑下的处事方式都是官场上的大忌。
领导需要尊重，其实下级更需要尊重，周文王拉姜尚又好、刘备三顾茅庐也好，都说明这一点。只有把下级当人看，他们才会给你当马骑；你把下级当马看，他们自尊的反弹就会把自己当人看。
在官场上，一旦失去了上级的支持，特别是上级的信任，那就意味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出现了危机。
在官场上，在上下级之间，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甚至把个人交情提升到公共道德的高度，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上级对下级根本就不屑一顾，下级在上级眼里没有位置；另一种是上级对下级根本不信任，上级对下级的戒备心理极强。
在官场上，在上下级之间，沉默是一种无言的权威，上司沉默了多长时间，下级在在段时间里自然难熬得要命。
所谓领导，其高明就在于：他说话或不说话，都是有含义的。
等级就是秩序。它展示出来的恰恰是强弱之间的等级。藐视它的人，要么是雄心勃勃，要么是野心勃勃。官员平时所从事的工作无非是逢迎、应酬、处理矛盾之类的事情，一般的官员都能胜任，倒是官员之间的一些问题不好解决。
要把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培养成一个领导“拿”再多的钱都很顺从、都不吭声、都不举报、都能把帐目做得很平的人，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培养”，领导是不会跟你明说你要如何然后变成领导的心腹甚至奴仆；相反，他还要组织你学习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你积累“工作经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地揣摩领导的真实意图、屈服他的含而不露的淫威的过程。自然也是你不断出卖自己良心的过程。
许多人说的“工作经验”，其实就是那种能够巧妙违反法规以营私、同时又能逃避法律打击、惩罚的经验；能够主动迎合、准确揣摩、无条件服从和百般掩盖所在单位领导的经验。这样的工作经验，当然能够为“绝对权力”提供非常“完美”的服务的。谁的手中有了绝对权力，谁就能得到这样的完美服务。贪官最需要这种“工作经验”，这种“工作经验”也是最能造就贪官的；贪官被抓了，但这种“工作经验”却能逍遥法外。
以领导的讲话作为执法依据是令人奇怪的。而事实上，这样做的又何止一个地方。为什么将领导的讲话作为执法依据呢？一是因为领导讲话在本地比法律法规和中央文件要大，更具有权威性。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就是这个道理。二是领导讲话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三是土政策的需要。于是，在领导讲话的遮掩下，一些不好公开的土政策得以变通执行。实际上，领导讲话不属于规范性文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不能将其作为执行依据。
虽然领导的讲话是严肃的，也是有出处的，它的出处应该是国家政策法规。但是，一些领导的讲话根本就没有相关文件作为依据，所以这样的领导讲话，只能在小范围内传达。它只对一个地方有利，而对国家和集体没有好处；它只对一些好看的政绩工程有利，而对民心工程没有好处。但在实际工作中，作为依法办事的有关部门敢不执行吗？想掉乌纱帽不？想找领导批评是不？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了。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潜规则”，就要闹笑话了。领导讲话作为执法依据，挑战的是法律法规的严谨和严肃，削弱了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执法者就是要依法行事、依法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依法处置自己职责内的相关事务。但是在现实中，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遵循的不是相关法律的规定，而是按照领导的意图或者上级的指示行事；而领导的意图或者上级的指示又往往与法律法规相背离。“执令”不“执法”是人治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
不良官际关系催生官场腐败文化
国家行政学院纪检监察室主任郎加在今天出版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写了题为《催生腐败的不良“官际关系”之分析》的文章，对于中国官场中官与官之间滋生腐败的不良“人际关系”现象进行了剖析。文章说，不健康“官际关系”（所谓“官际关系”是指领导干部之间的人际关系）就是催生腐败的重要诱因。
当前不良“官际关系”的四种表现
人身依附关系。文章指出，这是指下级依存于上级，上下级之间存在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主要表现形式有官官相护、猫鼠关系等。本是封建社会腐败恶习的“官官相护”，成为当代某些地方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其表现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之间互相庇护，下级维护上级，上级偏袒下级，久而久之这种关系就演变为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另外，一些下级很怕上级，对领导唯唯诺诺，实际是怕影响自己的升迁和既得利益。这种猫鼠关系是不良官场文化的一种反映，不利于领导干部之间形成团结合作的同志关系，导致人际关系非正常化。它们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会衍生出更多、更复杂的社会网络，滋生更多腐败现象。
拉帮结派关系。文章指出，搞小团体、拉山头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近亲”。领导不同派系不同，不同的官员有不同的队伍。有的则以老乡名义相聚，或以同学关系融合。官官相护、互相利用、相互包庇是小团体主义的表现，阻碍反腐败工作开展，因为，小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出了问题，其他成员就会利用自己构建的社会网络，为该成员走关系、借人情、上下活动，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维护小团体利益。而小团体的社会网络顶端越高，网络实力就越强，就越不利于开展反腐败工作，现实也表明包庇袒护团体内部成员的腐败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庸俗交往关系。文章指出，拉帮结派必然产生少数领导干部之间庸俗化的交往关系，主要表现有：第一，酒肉关系。部分领导干部讲究迎来送往，热衷于灯红酒绿，频于应酬。用公款建立起的酒肉关系，不仅浪费惊人，而且败坏党风政风，还会损坏参与者的身心健康。第二，庸俗的娱乐关系。少数干部常常以各种名义聚集在一起，动辄出入高档消费场所。有的还通过违背规定的娱乐活动彼此结识、形成小圈子，将大量时间荒废在不健康的娱乐上，助长了奢靡颓废之风。第三，互相吹捧。少数领导干部八面玲珑善于见风使舵、随风倒，精于溜须拍马、察言观色；彼此之间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文过饰非。上级一味表扬下级，下级不顾事实吹捧上级，为上级打掩护，排除困难。这种庸俗关系不利于干部健康成长，更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行贿受贿关系。文章指出，为仕途更加光明、多点筹码，有人选择行贿手段获取上级领导的欢心，而不是选择兢兢业业、真抓实干，靠实绩来实现升迁。在贿赂面前，有的领导禁不住金钱或其他形式的诱惑而走上受贿替人办事的道路。如此，行贿者和受贿人之间就形成一个畸形人际关系网络。搭建非正常的社会网络不仅败坏党风，违反党纪，还不利于领导干部之间建立正常关系，并增加腐败衍生机会，加大反腐成本。这种关系感染性强，如果“一把手”政德不高，就会影响和带坏一批官员，致使劣官当道，良官无处可守，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悲现象。田凤山、韩桂芝、马德等腐败案就是上下级之间存在行贿受贿关系的典型案例。
不良“官际关系”产生的根源
文章分析认为，不健康“官际关系”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