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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贿受贿关系的典型案例。
不良“官际关系”产生的根源
文章分析认为，不健康“官际关系”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首先，是传统政治文化包含的官本位思想、皇权思想、家长制作风等或多或少在影响着当代官场。过分强调人情、人缘，使人情、人缘异化为约束和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也会导致不良“官际关系”的形成乃至腐败现象的发生。
其次 ，是相关制度不健全尤其是干部晋升机制不完善是不健康“官际关系”形成的制度根源。职务升迁“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还在一些地方存在。既然下级的政治命运都决定于上级，某些下级就会对上级唯唯诺诺，尽察言观色、阿谀奉承之能事。近年来组织人事部门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就是这种非正常关系的表现。
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领导干部过于追逐经济利益是不健康“官际关系”形成的现实社会根源。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会推动人们注重竞争、青睐效率，还会使人们过于注重金钱、人际关系趋向冷淡。领导干部间不健康人际关系的形成是和注重逐利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如何建立和谐的“官际关系”
文章认为，建立健康和谐的“官际关系”就必须在明确何谓健康“官际关系”的基础上，消除上述三个根源。只有和当代中国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渐进型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以强化“一把手”的表率意识为突破口，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为基点，加强制度建设为根本保障，方能推动和谐“官际关系”的建立，减少腐败现象。
11。2 关于会议问题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事业单位，会议都被当成沟通和决策的重要手段。随着政府部门的放权，政府的会少了，企业的会多了；在企业里，大型的会少了，小型的会多了，这些都是基于沟通和决策的有效性考虑，也是为什么现在人人都觉得有会开的重要原因。这个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业已开始，因此，“沟通”和“决策”是广大会议分子最为熟悉的第一批会议敏感词汇。
高级会议分子：
他们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二把手或公司的老板、高管，在会议上，他们通常是主席或贵宾。手中的权力使他们在会议过程中不敢随便表态，往往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讲一通永远正确的废话。
共同特征是：都研究过中国革命会议的历史，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重大会议的深刻教义他们烂熟于胸；他们惯于抽象概括，出口就是一、二、三。边说一，边想二，在一个分支话题里扯多远都能再拉回来。表态时充满了技术性的智慧，喜欢用先肯定，再转折的表述方法，如：“行，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又怎么办呢？”爱用“啊，……”作为一句话的起头。
中级会议分子：
他们是单位的中层干部或部门经理。在不同会议上，时而是发言的主力，时而是坐在主席台上但不发言的人，时而是主持人，时而是陪会的听众。因为承上启下，中级会议分子在体力上是最累的。
共同特征是：手机常设在静音状态，经常在厕所里或厕所附近打电话；知道什么会上应该毕恭毕敬，什么会上应该慷慨陈词，什么会上应该休养生息；因为很可能会出现“会冲会”的情况，跟他约时间，他总是先说：“好，没问题，就这么定”，然后再加上一句：“到时候再确认一下”；不管听没听清别人说什么，都习惯性地说“好的好的好的”。
低级会议分子：
俗称是群众，听大报告、全体员工大会或自己小部门的例会，是他们仅有的出场机会。
“开许多会，来决定一个会怎么开”的漩涡之中，这也成了许多企业市场部、办公室、公关公司、展览公司惯常的工作状态。办一个最普通的外部会议所涉及的印刷品、礼品、会场布置、场内服务、场外展示单元、新闻宣传、吃饭、住宿、交通、接待，诸多环节都得开会讨论，逐一落实。
会议史话
有考古者发现，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产生了开会的形式。当时，大家聚集在一块空地上，讨论一块肉或一张兽皮如何分配，以及安全等问题。现在看来，这是人作为群居动物的本能需要。
之后，随着社会等级的出现，什么级别的会议，就由其相关等级的人参加。由此，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开会分子和集权政治。 自古，皇帝早朝实际上就是开会。
自从会议有了级别，参加会议就成了身份的象征。需要通过会议的形式来体现自己的身份。于是，全国人民都成了会议分子。文化大革命时，更是天天开会，夜夜开会，会议分子分成几派。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出现，会议出现了职业分界趋势。会议分子因为职业的不同而参加不同的行业会议，无界别的全社会统一大会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想办法减轻会议负担，出现了无会周、无会旬，把官员从文山会海里解放出来。
现在，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已经成为社会趋势。在农村，有了村民代表，所以基本不需要开全体村民大会。在城市里，只有当社区居民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开发商及物业公司论理时，才能召集起会议。
说到底，会议的本质就是解决信息沟通的问题，现在由于媒体和通讯工具的发达，已经部分地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会议功能。
一个开明的社会里，领导是不怕下属成为会议分子的，下属也不担心领导认为自己开会有图谋
历史上，那些葬身官场的人，有很多是在当会议分子时与别人谋了点什么，被走漏了风声，让领导不高兴了。当年，袁世凯积极资助谭嗣同的维新事业，还经常一起开会论道，后来要到动真格时，谭深夜前往法华寺和他开会商讨拿下太后的事情，两人相谈默契，结果袁转头就把谭告了，让一次可能改变中国政体的改革事业功败垂成。
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要做大事，就要找人开会切磋，但会议开得很漂亮，往往不能保证结果也漂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一次次被镇压下去，就是与工人内部出了叛徒有很大的关系。
从古到今，要瓦解一个组织或一股势力，领导们通常的做法是给他们安插进去几个线人，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卧底。如是，大家开了几次会，突然间不知哪里出了故障，措手不及间被领导来了个杀鸡给猴看。如此被打击的次数多了，每个人心中恐怕都将高筑“防火墙”，人与人之间好像在演“无间道”。
一个开明的社会里，领导是不怕下属成为会议分子的，下属也不担心领导认为自己开会有图谋，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吆五喝六参加各种名目的会议，可以在广场上，在船头上，在院子里，在珠穆朗玛峰，在网络上，在楼顶花园里，可以为了一项权益开会，也可以为了选美女开会，可以为了环保开会，也可以为了乡愁开会，可以为集善款开会，也可以为惩邪恶开会。
一个越让会议公开坦然的社会，肯定是一个自洽功能越健全的社会。如果不依靠自洽而过多地迷信所谓制度维持的话，这个社会生态也许将是残缺不全的。
会议是官员们公开的交际场合之一。
会议是一个部门、一个群体决策的主要形式和载体。会议的座位和发言的秩序都非常重要，效果也不大一样。比如发言，如果太早，大家刚进入这个环境，一般说来思想还没有稳定下来，精神还没有集中起来，发言的内容听不太进去，效果不会太好；到最后发言时，大家又都疲劳了，效果也不会太好，所以中间偏前一点最理想。
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力运行的一个个枢纽；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任何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得到他们本能的喜欢。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强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的耳朵，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力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保护。
会议尽管千差万别，其实开法不外乎两种：一种开形式，一种开内容。开形式的，不讲究内容；开内容的，不讲究形式。也就是说，形式越热闹的会议，内容越不重要；内容越重要的会议，形式越不热闹。
〃一把手〃末位发言与民主决策无关
不久前，深圳市推行“一把手”末位发言制度，引得媒体好评。
其实，“一把手”末位发言，只是发言的先后顺序，与民主决策和让副职充分发表意见没有什么联系。
稍微讲一点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一把手”，在研究决策之类的会议上是不先发言的。尽管绝大多数“一把手”在会上开的是头阵，实际上是会议组织者的角色，真正的发言很自然地留在了最后。最后的好处，一是拍板定案；二是会议总结。这样，会议就会开得很圆满。
那么，“一把手”末位发言，又是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的？主要是通过会前的个别酝酿和无形的发言顺序来实现的。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有四句话，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相当多的“一把手”就充分运用了“个别酝酿”这一环节。在会议召开前，“一把手”有了想法，一般都要与重要的副职领导（包括行政“一把手”）先进行酝酿（即沟通），形成初步思路（即端盘子），然后才拿到会上去讨论。党委会发言，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发言的先后顺序，但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会随心所欲地无序发言，实际上每个与会人员心里早就放置了一个发言顺序。这个顺序一般是行政“一把手”或重要副职打头阵，其他副职依次发言，然后到其他成员发言，“一把手”都是最后拍板。尽管有不少会议也有突破，但大体上不会太出格。所以，会议中“一把手”的意志主要是通过重要副职的发言来传达的。“一把手”与重要副职“端出的盘子”，有谁会听不明白？
领导艺术高超的“一把手”就是不发言，甚至不参加会议，也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这就是让得力的副手充分领会自己的意志，然后放手让这位副手去贯彻。副手拿着“尚方宝剑”，还愁会议开不成功？
“一把手”发言顺序，与民主决策和让副职充分发表意见，没有必然的联系。倘若“一把手”的权力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而决策机制又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无论“一把手”何时发言，或者是不是在会场，参会者都会揣摩“一把手”的心思来发言。那种认为“一把手”末位发言就能促进“民主决策”的想法，真的很幼稚。当然，也有很民主的“一把手”，他将会议当做了民主集中的场所，但是，这主要是“一把手”的民主作风，与发言的顺序扯不上关系。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要尽量弱化“一把手”与下属的人身依附关系。本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只是分工不同，人格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