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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八年前，我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准备做第三次手术期间，看到一位从陕西沿途要饭步行来北京的老人，在医院大厅里他诉说着儿子摔瘫后的窘况。看病根本就没那奢望，只是瘫后不能活动导致的大便干燥使儿子大受其罪。听村里一位从北京当兵复员的老乡讲，北京的康复中心有办法治疗，便借了35元钱步行到了北京。其实他所求买的不过就是任何一家医院都见得到的“开塞露”。老人不懂，只迷信北京是个无所不能的地方。他讲述这一切经历时，没流一滴眼泪，浑浊的目光里，充满着被生活蹂躏后的麻木感，倒是一旁的听者们忍不住地擦拭眼睛。众病者为其捐了两千多支“开塞露”，三天后老人带着受助的药品、食品及路费踏上了归途。人们猜测，他肯定还要步行回家。
生存质量的满足程度有两种评价，一是自我评价；二是公众评价，这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包容。例如你追求伟大，为的是公众形象的高评价，而获得这种高评价之后，又必然给你自身带来极大的满足感，继而自我评价也随之提高。因此，我认为陆幼青最后的日子生命的质量是很高的，以至达到了辉煌。人不是为目的而活，而是为过程活着，欲望（中性词）无止境，追求无止境，否则你如何解释西西弗斯的不厌其烦？其实海明威亦如此，诺贝尔奖不是他的终点，他的确是对自己不满足，不满足的是无可奈何的疾病痛苦和由此带来的不能继续创造。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人可以走向天堂，也可以不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一直没提到安乐死问题，今后也不想涉及。不是我有意回避，只是觉得对这个人们争论已久的问题不屑于再费笔墨了，而生死的选择问题涵盖的面积更宽泛，涉及的程度更深入，也就更具有挑战性。
你在前面提到“好心情常常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是生存环境造成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无疑这话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但它的作用是有范围、有限定的。我很赞同，如果能创造出好心境，即使做阿Q也未尝不可。可无限制的夸大它的作用，不但与事无补，可能还会掩盖矛盾，造成更不良的后果。我以为，如果把生存环境分为软硬两种，那么硬环境应该包括物质经济、健康状态、社保机制以及自身技能的储备等；软环境应该包括社会政治、精神心理、事业家庭以及自控能力的调节等。两种环境的因素都会单独或一并，直接或间接地干扰人的心境。我讲的那个一家三口死在债主逼迫下的真实故事，就是硬环境所造成的，而这种恶劣的硬环境显然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创造所改观。同理，历史上的电影明星阮玲玉的自杀，显然属于软环境造成，那种流言蜚语摧残心灵的软环境，显然也不可能通过她自身的能力所改变。至于海明威的死，则可理解为软硬环境共同导致，他不是败给了自己，是不可逆的软硬环境都达到了极限使然。
我们谈过的一些不可逆性的环境因素，造成的生命质量的不良状况，其目的不是否认个人的创造，所谓的不可逆性是指个人能力的有限，因而就得需要社会力量介入其中。文明的进步不断地解决着旧有的矛盾，又在为解决新矛盾继续储备能量。其实，在承认个人力量有限性的前提下，我还是十分赞同创造快乐的，我要谈的创造快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创造，它是闭合型的；二是社会创造，它是开放型的。
苦乐自知话人生
一位朋友看了我一篇谈生命质量问题的文章后，诉苦他的生命质量，表面上看，他有着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和令人羡慕的职务及可观的收入，还有一个应该很知足的三口之家。可他并不感到自己有多幸福，倒是烦恼不断。如果谈生命的质量，他感觉自己连60分的及格线都达不到。工作上有多半时间是在制造矛盾，又在解决矛盾中不断地制造新矛盾，这些矛盾表现为形式主义的条文政策，无意义无休止的会议，以及无法逃避的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勾心斗角。他感觉不到创造的快乐，整日只是疲于应付。回到家依然无法放松，多年来，深感乏味的婚姻又在不断地搅扰着他。他甚至说我活得比他幸福轻松，尽管经济上有些拮据，但我在不断地创造，创造幸福与快乐，当然，这是私下里的诉苦。其实在同龄朋友的面前，他还是很自然地戴上了面具，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身份地位的优越感，因为他确实比别人“混”得强。曾经在一次电台的热线直播中，听到一位家资有千万元的大款，诉苦他的烦恼，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穷得只剩下钱了的烦恼。他说他准备一个人开着越野车离家出走，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流浪。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多的烦恼？一句话——钱闹的！的确，没钱不行，可钱多了未必就是件好事。从根本上来讲，生命的质量不是以绝对的物化标准来衡量的（包括权力地位这些软物化指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现在即使是普通百姓家庭的水平也要远远超过那时的中央级的干部，可许多人却怀恋过去。物质的发展不能没有人文精神的贯穿，否则就是个瘸腿的拐子。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实际，实用技术如电脑、英语及快餐式的应用技术大行其道，但具有着深刻文化内涵和高品位的书籍却少人问津。
如果说我们现在对快乐的感觉比以前的人要麻木得多，不知你是否同意？中国或许没有人进行过此类调查，但在国外有个叫菲恩豪芬的博士就利用好几年的时间，对48个国家进行“快乐感觉”的调查，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是冰岛，而不是长寿的日本或富裕的美国。翻开地图就会发现，冰岛离北极最近。这样一个阳光不沛、物质不丰、长年覆盖着冰雪的国家，怎么可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呢？其实，快乐是人的一种心情，这种舒畅的心情并不一定要建立在奢华的物质基础之上。也许恶劣的环境、艰难的生存条件造就了冰岛人友爱、坦诚、善良的品格，使他们心中长久荡漾着融融春情。最近来自英国的一项调查也证实了快乐并不与物质富裕成正比的道理。50年前英国处于经济衰退时期，那时英国人每天平均笑18分钟，可90年代英国人平均每天仅笑6分钟。这表明文明发展了，心情变坏了。但还有一项引人关注的调查很值得深思——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指数居然和贫穷的印度人等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印度人信仰宗教。
看得出，你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较为满意的生活环境，尽管也有遗憾和缺陷，但失去了这些相对的东西，你又怎能得到完美？看来，我得向你看齐呀。
珍重生命
在苦难中寻找幸福是对苦难的反叛；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是对绝望的反叛，我想做这样的一个叛逆者，不为谁，为自己，为自己绝无仅有的这次生命历程。
圆明园里的见闻
这几天连续阴雨，空气湿度很大，北京似乎进入了梅雨季节，风沙不再，令人舒服的干爽也消失了。为了逃避这种天气，我们买了圆明园的月票。
傍晚的圆明园很静，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坐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长春园沿岸，没有一丝风儿吹过。荷花在这样寂静的空气中静悄悄地飘洒着清香，似有似无，渐浓渐淡。突然一声布谷鸟叫，空气被震动了，末梢神经也随之而动，水鸟也活跃起来，发出一连串叫声。这时候，两个从湖南来北大进修的学生漫步过来，站在我身边，面对满湖荷花张开双臂仰头长叹一声道：啊！这简直是人间仙境啊！然后，回头对我说，在北京能有这样的景色真是难得啊！你说是不是？我冲他们笑了笑。小王正在用望远镜看远处荷叶下面的小野鸭子戏水，看得津津有味。等那两个同学走过去，他说，北大的学生真能泛酸！说罢，继续看他的野鸭。
湖岸住着一户人家，是外地人，不知道经过什么人的什么关系住在这里，白天他们卖冷饮零食什么的，晚上就坐在门前的椅子上，一家人围着圆桌吃饭，这几天，正好电视里播放世界杯足球赛，电视放在桌子边，这家人一边吃饭一边看球。没有球赛的时候，电视里胡乱地播放着节目，他们也不看，懒洋洋地围着圆桌喝水聊天。没有一个人看一眼正在盛开的荷花。从他们旁边走过，很多次我都羡慕得无以复加。能够住在这么美的地方该是多大的幸福呢？然而，你一点也感觉不到他们的幸福。他们也确实没有什么感觉。小王说，幸福是够着来的；随手可得的幸福不叫幸福。
真是如此。所以说，身在福中不知福。生活在被那两个同学说成是“人间仙境”的地方感觉不到幸福，对“仙境”是不是一种浪费？
其实，我能够体谅他们没感觉的感觉。他们是从外地到北京来讨生活的，每天关注的是生意，而荷花开不开，水鸟叫不叫，野鸭戏水不戏水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关心的是今天的收入和明天怎么扩大收入的问题。没准还为生计正发着愁呢！身后的美景他们压根就没看见！就像在公园里捡垃圾的人和游人的感觉不同是一样的。游人看的是美景，捡垃圾的人看的是垃圾。有价值的垃圾才是他们眼中最美的景色！那东西能给他们换钱。而美景能换什么？由于每天去圆明园，我常常看见个别拾荒者提着个大塑料袋，眼睛专门往犄角旮旯瞅，见着垃圾筒就紧走几步扑上去，打开看里面有没有需要的东西。这让我想起我曾经见过的一个捡垃圾的人。
生命中的快乐无所不在
那是我们小区里常来的一个老太太，她的样子很脏，每天都推着一辆竹车来小区捡垃圾。每天都有很大的收获。据说，她单靠捡垃圾都成了万元户。有一天，她来捡垃圾的时候带来一个小男孩，大约六七岁。当她在扒垃圾筒的时候，那个男孩就跑到花园去玩。我们小区的花园有个小亭子，和亭子连在一起的是一个长长的藤萝架，两边长满了藤萝，还有专门供人乘凉的石桌石凳。这是很多小区里都有的一般景色。但是，在那个男孩的眼里就不一样了，只见他在藤萝架下又蹦又跳，一会儿蹦到石桌上，一会儿蹦到石凳上，一会儿又躺在草坪上打滚。他奶奶只顾捡垃圾，根本不看他一眼，整个花园就他一个人，他欢快得就要疯了。突然，他静下来，用手一根一根地抚摩藤萝架的石头柱子。然后，很深情地用双手去搂抱它们。我当时正在窗户上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