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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认为只是反对派错了，而党和斯大林始终是对的，我想这也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决定，很遗憾，都是以党的文件的形式作出的。如果党真的没有错误并始终作出正确决定，那就不会发生个人迷信、血腥镇压、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就不会出现多年的停滞，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宣布迫切需要革新：“要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和更充分的民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其决定和实际步骤都不可能一贯绝对正确无误。生活是在矛盾、冲突和克服过程中前进的。现实生活总是要比斯大林十分喜欢的公式丰富多彩。因此，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和方法的选择，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就和错误，不能只是和斯大林联在一起。至于斯大林是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化身和这种模式的主要捍卫者，那是另一回事。
还有一种看法。斯大林不是一下子选定某种确定的建设新社会的概念的。他并不总是明白，或许也不赞同列宁的观点，特别是列宁在他最后几封信和文章中陈述的观点。斯大林常常回想起“战时共产主义”，但他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容忍“新经济政策”，因为他明白，没有紧密的、非偶然性的工农联盟，苏联的许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逐渐滑向恺撒主义和独裁、专制，不让人民管理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的选择的标志。斯大林不是理论家，他的结论多是依靠引证加上意志冲动作出的。从内心说，托洛茨基的“暴力”方法更合斯大林的心意。实质上，他在这方面接近托洛茨基甚于接近其他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而这种带有个人的不可调和色彩的内在相似，使两个极端自负的人不断“疏远”，关系紧张。
斯大林逐一回想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杰作，冷笑道：“这两人也配写列宁主义！”他要写文章论述列宁主义，而且要写得使大家都感到，斯大林与其暂时的同路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根本不同。而暂时需要打击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计划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在加米涅夫的报告之后，他作了题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
总书记的整个演说都是为了无情地批判托洛茨基，的确，顺便保护了（暂时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把这两位活动家的十月事件说成是偶然的：“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他这是昧着良心说的，因为他既不认为他们是列宁主义者，也不认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只不过他暂时需要他们来对付托洛茨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罢了。斯大林向全体与会者提出一连串问题：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反党的新著作呢？现在，当党不愿意进行争论的时候，当党正为一大堆紧急任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党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而不是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这些著作的用意、任务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为什么要把党拉回去进行新的争论呢？
斯大林讲完这一大段话后，两眼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低沉平稳的声音斩钉截铁地答道：
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个“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企图，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紒紟矠
这里倒是有几分真理：托洛茨基一方面给列宁和列宁主义冠以许多并不需要的评价很高的形容词，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地、反复多次地对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论断提出怀疑。托洛茨基认为，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俄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是投降的开始；合作社计划为时过早；十月革命不过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居民不经过“劳动军”的教育，就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鉴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迎合托洛茨基，并组成旨在“包围”斯大林的所谓“新反对派”，斯大林起先反对托洛茨基、后来也反对其“新的”盟友的演说在这段时期可以被认为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斯大林暂时还是用合法的方法进行斗争的，但他常常是“捍卫”引文，对它们并没有创造性的理解。他的言论中建设性的新东西很少，何况托洛茨基也并非全是错的，特别是在谈起官僚主义危险时。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全部讲话满篇都是引文。斯大林在结束自己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时毫不含糊地说：“有人谈到惩罚反对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们，这是胡说。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它不容许任何分裂。至于惩罚，我是坚决反对的。”紒紡矠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3）
斯大林暂时“饶恕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批判他们，甚至还保护他们不受托洛茨基的攻击。然而“新反对派”的创始人不接受总书记的橄榄枝。１９２５年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在其同伙的支持下声明说，苏联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加上资本主义的包围，正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实质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主要问题上已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而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因为同一个论点，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必须对“新反对派”反对俄共（布）的政策的行为给予回击，就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进一步行动制定出对全党的指示。在这方面，１９２５年４月底举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占有重要地位。斯大林在会上既没有作报告，也没有在辩论时发言。会议的中心问题有：关于合作社（报告人李可夫）、关于冶金工业（捷尔任斯基）、关于农业税（瞿鲁巴）、关于党的建设（莫洛托夫）、关于革命法制（索尔茨）、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召开而产生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按照惯例（或是由于习惯？）主持了会议，就像他通常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政治局会议一样。但这是最后一次。此后他同季诺维也夫再没有担任过这种会议的主席看来，代表会议决定的主要东西，就是与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初稿相反，提出了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速度延缓条件下社会主义在苏联也可能取得胜利的论点。然而，代表会议得出结论说，只有具备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国际保障，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对革命法制问题的讨论十分重要。报告人是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在图鲁汉斯克流放的索尔茨，他指出，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迫切感到改善我国经济比建立革命法制更重要”。而现在，索尔茨明确地说：“所有党员、所有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人都应当明白，我们的各种法律也在确立和巩固我们想实现和巩固的建设事业，破坏我们的法律就是破坏这一建设事业。”紒紣矠只是很遗憾，这些写进了代表会议决议的正确思想大约１０年之后将被忘得一干二净。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以后不几天，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分出专门一节，题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他再次辛辣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列举了托洛茨基的许多著作，嘲笑（已是多少次了！）他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慷慨激昂、满怀信心地向党的积极分子们阐明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实质，但同时已开始出现了强调自己在党内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的最初迹象。例如，他不再保持谦虚，认为可以大段地引用自己的话了。斯大林陈述着（暂时地！）基本正确的论点，逐渐使党相信，他具有掌握真理的特殊权利。
斯大林不仅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在报刊上，而且在极其少有的会见工人的场合，都试图验证一下自己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理解。斯大林的助手托夫斯图哈记下了总书记１９２７年３月１日在斯大林十月铁路修配厂发表的一次讲话。
工人们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不大熟悉的人。斯大林扫视了一下几百张脸，合着讲话的节拍挥动着手臂，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们不靠外来援助，正在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其他国家是如何走过这条道路的呢？
英国用了整整２００年靠掠夺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工业。我们根本不可能走这条道路。
德国从战败的法国勒索了５０亿法郎。但这种掠夺战败国的道路对我们也不合适。我们的事业是和平政策。
还有第三条道路，即俄国沙皇政府所走的道路。这就是举借外债和签订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奴役性条约的道路。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
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靠自己积累的道路。这里不能没有错误，我们将会有缺点。但是，我们建设的大厦是如此巨大，以致使这些错误、这些缺点归根结底没有重大意义。紒紤矠
第二天，《工人莫斯科报》作了报道：“掌声像炒爆豆一般。一个身穿草绿色军服、手握烟斗、脚穿磨歪了后跟的皮靴的人站到了台前。‘斯大林万岁！联共（布）中央万岁！’人们给斯大林递上一些字条，他不时捻捻黑色的胡须，全神贯注地研究着字条。大厅里静下来了，斯大林，这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修配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开始了他同工人的谈话”顺便指出，这是十分罕见的。斯大林更喜欢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在中央全会上演说。后来，他在人民面前“露面”就更少了——神秘莫测的领袖总是引起许多传闻。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初步成就的条件下进行的。１９２５年农业方面已经达到而且许多指标已超过战前水平。例如，农产品总量超过战前水平的１１２％。这个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作为城乡结合的新经济政策开始结果了。曾有五年多完全处于崩溃状态的工业生产，达到战前的３／４。出现了第一批新建筑物，这首先是发电站。而外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曾预言，至少需要１５至２０年才能达到战前水平！扫盲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学校网扩大，特别是在各民族共和国。在建立全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国家文教工作的重要决定。俄罗斯科学院改组为苏联科学院。那时就已经出版了像弗·伊·维尔纳茨基、尼·伊·瓦维洛夫、瓦·罗·威廉斯、尼·德·泽林斯基、伊·米·古布金、米·尼·波克罗夫斯基、阿·费·约费、阿·叶·费斯曼以及其他许多苏联科学先驱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红军顺利地转入和平状态，同时实行军事改革。特别是在１９２５年１月中央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陆海军人民委员职务、任命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为陆海军人民委员之后，这一工作进展尤为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