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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值得提一下这次全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走出了出人意料的一着棋。加米涅夫提议斯大林接替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对于此举可以有各种看法。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斯大林的影响在不可遏制地增长，决定把他推上荣誉的负责位置，以便他们能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重新“提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也可能，这两驾政治马车想通过这一步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彻底排除托洛茨基和打击斯大林。但是可惜，如果说托洛茨基充当了“双雕”之一，那么斯大林是不会同意充当这一角色的。总书记当众流露出对加米涅夫这个建议的惊奇和不满情绪，这一点许多中央委员在会上都觉察出来了。加米涅夫的“倡议”遭到了多数的否决。
问题是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决定的——他称病不参加会议。在斗争的最关键时刻这位政治家走了几着极其失策的棋，从而减轻了斯大林“各个击破敌人”的任务。总的来说，这次全会对斯大林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托洛茨基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全会实质上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失去了支持。在“玩弄计谋”方面，总书记做到了他的反对者没能做到的事：一箭双雕，不，是削弱了托洛茨基和一对老二重唱者。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的有影响的三驾马车实质上分裂了——总书记用不着它了。
全国都在为迎接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这次大会将成为选择国民经济工业化途径的关键时刻。但到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当代表大会已经举行的时候，还很难相信报上写的东西将会实现。第聂伯河水平静地流着，暂时还没有被大坝截住；在土西铁路延伸的地方，沙暴卷着铺天盖地的黄沙横行肆虐；在未来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厂址上还是一片空地；谁也没想到，经过了一个五年计划，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高炉就在古老的山脚下拔地而起；谁能想到，火箭的发明者加快了宇宙飞行纪元的来临——３０年代初，苏联的第一枚“ГИРД－Х”号火箭发射成功
的确，形势在逐渐好转。新经济政策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历史性的成功机会。实质上，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初级模型，它有助于在新的条件下保持进取的动力。新经济政策使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工业接近战前水平。具有远见的人们把全俄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不单看作是全国电气化的途径，而且看作是把社会主义经济提到新的政治制度高度的方法。但这仅仅是开始，还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
工业托拉斯开始按照商业原则经营，自行定价，出现了倾斜。例如，为买一块肥皂、一俄尺印花布、一桶煤油，农民要比１９１３年多卖２—３倍的粮食。不满情绪逐渐增长。这是一个警报信号。发展租让企业的希望落空了：预期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的借款未能得到，而对外贸易额还不及战前水平的一半。向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失业者有１５０万。每两个成人中就有一个目不识丁。没有钱买机床和机器。几乎没有新的大型建筑。但是，留心报纸的人们感到：国家正处于巨变前夕。看来，年轻的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为了在这个复杂危险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加快速度。可是如何加速？靠什么加速？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4）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斯大林，这首先是因为由总书记作的政治报告在代表们的工作中占了主要地位。代表大会批准了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可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决议。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总之，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这里指的不是最终胜利）。”代表大会宣布向工业化过渡，认为这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任务。代表们意识到，这一方针要求作出特别努力和牺牲。会上提出了速度问题。很多人，其中包括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都不十分清楚。
除了审议主要的经济性问题外，对“新反对派”的斗争问题也再次成为大会工作的中心。大家知道，反对派的主要力量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正是他代表反对派作了副报告。但大会对他的讲话反应冷淡。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的论据软弱无力，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不无根据地警告党的官僚化危险。他们认为，这种危险已经开始产生。然而，为了给代表们留下应有的印象，他们的发言带有过多的个人特点。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加米涅夫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直截了当地说，他“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胜任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的角色”。但是，当加米涅夫说出这句话时，大多数代表开始一字一顿地喊道：“斯大林！斯大林！”实际上形成了对总书记的欢呼。斯大林感到，他不停地重复的“捍卫列宁主义”的路线，得到了全党愈来愈大的支持。总书记赢得声望的“秘密”就在于他拥有“捍卫列宁主义”和解释列宁主义的垄断权，加上许多党员的政治素养不高斯大林的威信不知不觉地逐渐扩及全党。我想，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有下述情况：从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一直以“集体领导”的名义行事，为实现群众最易理解的列宁遗嘱而斗争，这就是恢复国家的经济、发展合作社、活跃商业、普及文化。
斯大林似乎一次也没有“倒向”某个反对派。所以形成这种印象，是因为斯大林把自己的任何步骤、决定、批评、建议全都冒充为列宁的！尽管对斯大林的实际活动的分析证明，他犯过不少各种各样的错误，经常是一会儿支持这个集团，一会儿支持那个集团，但是他善于比其他人更快地“修正”自己的立场。斯大林最善于在口头上把自己的路线、政策同列宁的等同起来。这也是（再强调一次）斯大林得到全党支持的秘密之一。当然，在许多（但不是全部！）问题上斯大林确实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可是愈往后愈明显，他，斯大林，对这些思想的看法愈来愈具有独裁性。许多布尔什维克常常把党的方针、中央的工作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由于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公认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斯大林就成了取得第一批国民经济成就和实现党的统一以及靠粮食税来实现农业振兴的方针的代表者。大部分代表都清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引人注意的托洛茨基向中央及其方针全力发动进攻，首先是出于自己争夺领袖地位的野心。但是反对派彻底失败了。
党内斗争的下一个阶段表现在组织问题上。联共（布）（党现在开始用这个名称）中央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召回了季诺维也夫，不久，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倡议，取消了这个职位。基洛夫成了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加米涅夫被解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员还保留了一段时间。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第一次进入政治局，这大大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
斯大林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结论中再次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拉舍维奇以及他们的拥护者进行了毁灭性批判。结论着重肯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和加强党的队伍的统一的方针。同时，留心的人也注意到，斯大林经常引用自己的文章、便条、号召，他这样做时丝毫没有一点难为情。具有高度政治修养的人——可惜这样的人当时为数不多——不能不觉察到斯大林在进行批判分析时表现出的毫无礼貌。例如，斯大林以侮辱性的语调评论克鲁普斯卡娅的发言，称她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说法”。而后他再次提到克鲁普斯卡娅，以煽动和侮辱的语调说：“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究竟和其他任何的负责同志有什么区别呢？你们是不是认为个别同志的利益应该放在党的利益之上，应该放在党的统一的利益之上呢？”在我们布尔什维克看来，“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实际利益才是一切”，斯大林在一片掌声中以蛊惑性的口吻结束了他这段长篇大论。他称拉舍维奇是“进行阴谋活动的人”，索柯里尼柯夫喜欢在谈话时没有限度地“瞎扯一通”，加米涅夫“头脑不清”，季诺维也夫“歇斯底里”等等紒紥矠。看来，斯大林那时就已开始滑向这样的立场，非形式上的民主对于他也将是“空洞的”。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不可饶恕的粗暴态度，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对克鲁普斯卡娅和已故的伊里奇的不尊敬，而且是由于列宁在世时克鲁普斯卡娅与那些难忘的信件、电话、谈话有关而对她的暗中报复。斯大林从来是什么都不饶恕的。
看来，斯大林感到他在结论中作的许多评价“过头了”、“过重了”，就耍弄手段，这种方法他后来还用过多次。他在解释自己对季诺维也夫的一篇小文章《时代哲学》的粗暴批评时说，他的粗暴只是对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而这是由于他的性格直率。总书记逐渐把自己可憎的性格特点变成了全党的美德，几乎成了革命品质。但是很遗憾，这时，在１９２５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除加米涅夫外，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大会代表、中央委员能够冷静、正确地评价斯大林的个性和他这种严厉斥责似的批评倾向，而到后来，这种批评将意味着判决。就像江河起源于涓涓细流一样，人的某种思想品质也是从个别行为和周围的人对这种行为的态度开始形成的。
斯大林对许多反对派分子进行了彻底批判，当然也没有放过托洛茨基。总书记感到大多数代表的情绪对他有利，就批驳了加米涅夫关于把书记处变为单纯的技术机关的建议，同时指出，他反对把个别领导成员“割除”出中央委员会。他自恃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认为正是再次提出辞职的时候，说是如果同志们坚持的话，他“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斯大林像个老练的政治家一样侃侃而谈，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代表们的支持，使人觉得他没有个人私心，只关心全党的利益。总书记在嘲笑、批判派别分子时，会巧妙地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常在自己的讲话中加上“好吧，让上帝保佑他吧”一类词语。虽然斯大林已经决定，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该一刀两断了”，但他仍然显示自己爱好和平：“我们主张统一，我们反对割除办法。割除政策是同我们不相容的。党要求统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愿意这样，党就和他们一起去达到这种统一，如果他们不愿意，党没有他们也要达到这种统一。”紒紦矠
应当指出，斯大林在结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实现的话，就会防止我党历史上出现最困难的时期。斯大林在代表们的掌声和明显的赞同声中说道：“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当领袖们开始失常的时候，它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