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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摘取了。
安特生挥动考古控铲，开始在石柱的四周发掘。很快，他找到了两种啮齿类化石和一种食肉类化石，尤其是后一种化石收获颇丰。
安特生将采到的化石装了满满的两个背包，这位精明而有着科学头脑的瑞典人，没有像吉布教授那样急着回去向同行显耀自己的发现，而是悄悄来到龙骨山一侧的乡间寺庙住了下来，静静地思考着所发现的一切。
两天后，安特生回到了北京。他对周口店之行非常满意。能够在北京附近找到一处“龙骨”产地，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况且，这是安特生来华近4年来第一次发现骨化石。尽管骨骸很小，看起来属于普通并可能是幸存下来的鸟的种类。但这个发现，毕竟为他解开施洛塞尔发现的人齿地点之谜，敞开了一扇透着些微曙光的门户。可以说，日后周口店那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从安特生的这次考察就注定了。要不是1918年秋天，安特生派出考察的人员在河南发现了大批三趾马化石而把他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许，周口店那举世瞩目的发现比事实来得还要早些。但历史老人没有这样安排，安特生放弃了周口店的进一步考察，率领助手转入河南，一头钻进了三趾马化石的田野调查发掘之中。
3年后的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维曼教授的建议来到中国。由于维曼的热情介绍和荐举，安特生准备和这位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合作三年，主要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此时的安特生已经在这个领域的发掘和研究中初见成效并可望获得非凡的成果。
但是，安特生仍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留下的那个谜。当师丹斯基到北京后，便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的鸡骨山进行发掘，公开的理由是使这位年轻人体验一下中国的农村生活，以便日后工作。其实安特生心中另有打算。
历史在兜了一个小圈之后，师丹斯基又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人类祖先的家园。
这一年的8月某日，安特生和葛兰格（Walter Granger）博士一起来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葛兰格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往中国的著名的猛犸古生物学家，其主要任务是协助由安德鲁（Rey Chapman Andrews）和李契夫曼领导的考察团在蒙古的探索工作，他是作为该团的首席古生物学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
安特生邀请这位他敬重的古生物学家同去周口店的目的，除了看一下师丹斯基的发掘进程，重要的是让葛兰格传授美国先进的发掘技术，因为美国的古脊椎动物的以及古生物学家，在发掘技术上已取得了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科学家的惊人的进步。
师丹斯基已在安特生1918年住过的乡村寺庙中建立起他的田野发掘指挥部，安特生和葛兰格在寺庙稍作休息后，随师丹斯基一道向鸡骨山走去。在发掘现场，葛兰格对美国的先进田野考古技术进行了传授和示范，并找到了一些容易漏掉的小碎骨化石。按照他的理论，在发掘中不能放过任何哪怕是极为细小的线索。
叩开“北京人”的大门
当安特生等人坐在工作现场休息时，从山下走来一位约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中年人先是好奇地看了看眼前的几位长鼻子洋人，又在发掘现场转了一圈，突然转身说：“你们是要挖龙骨吧？离这儿不远有个地方，可以挖到更多更好的龙骨，没有必要在这里傻费劲了……”
第一章 龙骨的启示（5）
安特生坐着的身子猛地站了起来，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对“龙骨”的开采和收集已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周口店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和开采“龙骨”他不知道，但据他1918年的那次访问调查，此处几乎每家都有“龙骨”收藏，有的卖给药店，有的则当作一种外伤药以备自用，因为用“龙骨”制成的药物可以止血愈伤，因而特别受到人们的情睐。而所谓的“龙骨”，其实就是埋入地下的古人类与古动物骨骼，有的因年代久远成为化石，此种骨骼被研成粉沫后，撒到刀割或创伤的裂口上，确有止血愈伤的作用。从1918年安特生来周口店那时起，他在心中就作着这样的结论：也许当年哈贝尔收购的“龙骨”就来自这个荒野山坡之中。
安特生不能错过这个线索，他在详细地询问了中年汉子后，便整理好工具包，同师丹斯基、葛兰格一起跟中年人向北方一座石灰岩山走去。
新地点很快到达。这里位于周口店火车站西约150米左右，是一地势较高的早已被废弃的石灰矿。矿墙约10米高，面向北方，成直角状陡立着，极其危险，用不了几场风雨，便有倒塌的可能。中年人指着一条填满堆积物的裂隙说：“龙骨就在那里头，你们挖下去，保证有大的收获。”
安特生等人小心地来到裂隙前，只见堆积物由石灰岩碎片、砂土和大动物的碎骨组成，并被石灰岩溶液紧紧地胶沾在一起。几个人搜索了很短时间，就发现了一件猪的下颌骨。
猪骨化石的发现，说明了这是一处比鸡骨山更有希望的化石地点，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几个人在堆积层中一直搜索到傍晚，才怀揣具有伟大发现的玫瑰梦返回寺庙。
当天晚上，几个人坐下来仔细鉴别采到的各种骨化石。葛兰格将一件奇异的下颌骨反复琢磨后，举棋不定地递给安特生鉴别。尽管这件下颌骨的牙齿已经缺失，但安特生还是凭借自己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及独到慧眼，大胆推测出是一种鹿骨化石。这一论断，很快得到了证实。
第二天清晨，安特生一行在太阳的光照中沿一条直路，从居住的寺庙向一处名叫“老牛沟”的新地点走去。
新的调查收获出乎意料，采到的化石不仅有同先前相同的看似奇异的下颌骨，而且牙齿保存完好，葛兰格赞同了安特生先前的论断，并在以后的研究中正式确定名为“肿骨鹿”动物化石。而和“肿骨鹿”动物化石同时采到的还有犀牛牙齿、鬣狗的下颌骨、熊类的颌骨碎片……这一切的发现将预示着人类祖先的呼唤已经开始了。
晚上，几个人在破旧的寺庙里喝着掺水的烈酒，庆贺这预示着美好未来的发现。安特生决定让师丹斯基在老牛沟继续发掘，他和葛兰格返回北京。许多年后，安特生在他的回忆中说道，这一夜，他们激动得几乎没有闭眼。当翌日清晨准备冒雨踏上回北京的列车时，山下坝儿河的洪水猛涨，暴雨狂卷着水流从山谷奔腾而下，切断了去路，只好望洋兴叹。直到第四天清晨雨过天晴之后，二人赤裸着身子，淌过齐胸深的水向车站走去。
安特生在回忆录中特地提到，在和师丹斯基于山下握手作别时，他面对朝霞映照下的周口店和鸡骨山，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这个地点将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
回到北京，安特生对师丹斯基的发掘工作仍不放心。几天后，他又来到周口店。
这次，他从已发掘的堆积物中注意到一些白色带刃的石英碎片，并观察到岩洞旁的石灰岩中，有一条狭窄的石英脉矿，这条脉矿从山顶一直伸到发掘地。
带有锋利刃口的石英碎片的出现，令安特生蓦然意识到这是人类在原始起源时所用的工具，因为最早期简陋的工具不是由人类祖先加工制造的，而是从他们经过的路旁的山野丛林中拣到的。从发掘的带有利刃的数量来看，只有原始人类居住在周口店附近，才会有如此集中并大致相同的石英碎片。——这些锋利的刃口，正是祖先用来切割他们捕捉的兽肉的。
第一章 龙骨的启示（6）
安特生做出这一推断的同时，用手中的石英碎片敲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找到它。如果有可能，你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尽管师丹斯基按照安特生的建议又在周口店发掘了几个星期，但还是没有把岩洞挖空便结束了工作，因为发掘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大得多。此时的安特生却不能忘记对岩洞中存在人类的推断，在他的请求下，师丹斯基于1923年夏季再度回到周口店去发掘那个岩洞，由于可供发掘的部位已高悬于陡壁之上，发掘下去极端危险，当师丹斯基把能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又一次向当特生提出结束发掘工作的要求。
“对这个地点，我始终充满存在人类遗骸的希望。”安特生企图再度挽留，而这次师丹斯基的决心已定，当他把能够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不再顾及安特生的劝阻，匆匆结束发掘工作，带上化石返回欧洲，在乌普萨拉大学开始了周口店化石标本的研究。
1921年和1923年对周口店的调查发掘，没有使安特生立即实现找到人类远古遗骸的梦想。其实，他的好梦已经成真，只不过他当时未曾领会而已。早在1921年初次发掘时，就在堆积物中发现了一颗人的牙齿，当时的师丹斯基却把它当作类人猿的牙齿而置于一边，并且直到1923年在《中国地质调查简报》发表周口店的工作报告时仍只字未提。直到1926年夏天，当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发掘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的牙齿之后，才同第一颗联系起来公布于众。而这时的安特生已经在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中取得了显赫成就。
第二章 惊梦（1）
走进仰韶村
我之所以在此前和之后的一章中不厌其烦地提及安特生，不只缘于他最早叩开了沉睡50万年左右的“北京人”的大门和他日后的声名，更在于这位瑞典人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考古方法的西方科学家。正如中国的“考古学之父”李济所言：由于安特生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和深入研究，尤其是他亲自示范的“田野方法”和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现与论证，对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人类的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的田野考古成就，使西方“进化”的概念，比其他科学概念更早传入中国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
因而，要提到“北京人”的发现，不能不提到安特生；要提到安特生，就不应忽视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关于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因为这是他生命和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唯如此，才能看到一个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做的学术准备。同时，也从另一个测面提醒读者，“北京人”的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到不如说是以安特生为代表的科学家长期探索和进取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思想与学术准备，要发现闻名于世的“北京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根据助手刘长山发现的线索，来到河南渑池县作田野考察，并在城北6公里的仰韶村外一条峡谷的北面，发现了石器时代的堆积。几分钟后，在堆积的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色陶片，美丽磨光的表面上清晰地绘有黑色的花纹图案。稍后，又连续发现了精美的彩绘罐状物。
面对这异乎寻常的重要堆积和丰富遗物，特别是容器片和磨光彩陶，安特生并未立即认识到其真正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只是后来他回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偶然翻阅了三本由庞帕莱撰写的1903年至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亚诺）考察的论文后，才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