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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巳居膳优晾匙吹�1903年至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亚诺）考察的论文后，才幡然醒悟，并对这个令人迷惘的发现大大提高了热情。土耳其斯坦安诺所发现的陶器绘画碎片，庞帕莱认为应归于金属时代的早期，如果这个推断能够成立，那么，仰韶发现的陶片就与尼安德特晚期的文化有一定联系。由此可以推断仰韶的彩陶可能存在于史前时代。
问题一旦明了，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同年秋天，在中国政府和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大力支持下，他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发掘队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从安特生后来撰写的著名传记《黄土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中，可以看到这位欧洲科学家此时的心情——
“在中国助手的陪同下，我于10月27日到达仰韶村。这个地区不仅有如此丰富的地质遗迹，它早期历史的遗迹也让人惊叹不已。只要望一眼，你就会在这儿看到汉代的坟墓和出土的青铜器，而晚些时期的建筑和纪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随处可见。更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两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安宁和战乱时代的磨难。那一个个受尊敬的传说人物，在村落旁的路边立着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可清晰地见到。我深深地感受到对这富饶、文明村落的虔诚和神圣崇拜，很难想象石碑下的早期伟人对我们努力探索这庄严神圣的史前遗迹是什么感受。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和遥远的地质堆积物的发现，都将与我们所知的这地区早期人类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了……”
仰韶史前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尽管比法国人类学家M·de摩尔冈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却标志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使上古中国的盛世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推测或近似怪诞的想象。仰韶遗址发掘的资料表明，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与传说中的记载有关，而且与中亚的史前史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些发现物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的东亚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界外的神话，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提醒西方历史学家，东西亚文明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独立分开的。
第二章 惊梦（2）
仰韶文化特别是彩陶的发现很快闻名于世，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发现。安特生也由此理所当然地获得了非凡的声誉。
继仰韶遗址发掘之后，名声大噪的安特生又于1924年跑遍大半个甘肃，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村落、基地遗址。1925年夏天，他开始筹备一项以新疆为地点的中亚考察项目，计划用两年时间在这个地区开展内容包括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三个方面的考察研究工作。这个考察计划于1926年初获得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feller Foundation）的支持。正当安特生准备在20年前斯文·赫定一举成名的大漠深处大显身手，弥补当年的遗恨之时，却意外地传来了周口店发现远古人类的消息。
1926年7月某日，安特生接到了瑞典政府发来的信件，内容是瑞典皇太子偕太子妃已于5月动身作环球旅行，现已抵达美国并很快转往日本和中国，瑞典政府请安特生于皇太子抵达日本东京前，作好在科学界方面的安排，然后共同前往中国。
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King Gustavus Vl Adolphus），他出生于1882年，直到1973年91岁时才在斯德哥尔摩去世。这是一位学识渊博、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当时，他担任着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会长的职务，这个机构掌管包括中国在内的瑞典科学家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考察、研究经费。安特生在中国所进行的古生物和考古调查发掘的经费，大部分由这个机构提供。
因此，在远东科学界，选择安特生出面安排皇太子的活动是极其自然和恰当的。
安特生接信后，立刻动身前往日本东京。在离开中国之前，他对皇太子在中国北京的活动也预先作了安排。他深知这位皇太子的才学和嗜好，如果让皇太子在中国接触有关考古和艺术研究领域的人与物，将会有特殊的意义。他还相信安排包括其它科学领域在内的一个科研会议，北京的中外学者可能会借此机会宣布一些尚未公开的科研成果。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安特生本人也可以借机公布自己的考察研究成果而出出风头。——这是一件一箭多雕的幸事。
安特生迅速给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维曼教授写信，向他索求关于自己在中国发掘化石的有关资料。前面已经提及，安特生在中国发现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不是留在中国，而是运往瑞典供维曼教授研究。他与维曼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而安特生后来之所以能闻名于世，与维曼的帮助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北京人”横空出世
10月17日，瑞典皇太子偕夫人在安特生等人的陪同下，从日本来到北京。
安特生一回到北京，就见到了维曼教授寄来的研究成果报告，内容包括在河南、山东发现的恐龙以及一些很奇特的长颈鹿和三趾马等化石的重要研究成果。当然，让安特生几乎目瞪口呆的，是师丹斯基在周口店关于两颗人类牙齿的发现，维曼教授将这远古人类祖先牙齿的幻灯片和研究成果一同寄往北京。
——安特生对周口店存在早期人类的神奇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10月22日下午2时，以中国科学界人士为东道主的欢迎大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准时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北京、天津的中外学者和知名人士。继丁文江之后继任的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翁文灏在会上致欢迎辞，皇太子接着致答谢辞。第一位做学术报告的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学者梁启超，他作了题为《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长篇报告。就当时梁启超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声誉，他第一个在这样的会议上演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继梁启超之后，在华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报告他和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Father Emile Licent）在鄂尔多斯高原考察的收获。德日进是应天津北疆博物馆（现自然博物馆）创始人桑志华神父的邀请来到远东进行工作的。世所公认，法国科学家对人类远古的研究和探索极具前瞻性，在近一个世纪中，法国考古界在世界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德日进和桑志华两位神父在中国的考察成就早被世界所熟知。欢迎皇太子盛会当然应该有法国人参加并演讲。
第二章 惊梦（3）
由安特生作报告的时候到来了，他是作为压台人物最后一个登场的。
安特生先是代表维曼教授介绍了在乌普萨拉大学关于古生物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作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的长篇报告——
“所发现的牙齿中一颗是右上臼齿，大概是第三臼齿。从照片看来，它那未被磨损的牙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是属于人类的……另一颗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齿。它的牙冠保存很好，没有磨损。照片上所显示的特征是一个双尖齿。
“周口店出土的臼齿，在特征上与哈贝尔从北京一家中药店购来的那颗牙齿相似。这件标本在1903年由施洛塞尔描述过。它是一颗左上第三臼齿。它的牙根合并，但齿冠磨蚀得很厉害。根据石化程度，施洛塞尔认为它可能属于第三纪的，分类上暂时放在‘真人？’或‘类人猿？’，施洛塞尔在描述这个牙齿时所作的推论很值得回味。他当时指出：未来的调查者可以指望在中国找到新的类人猿、第三纪人类或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的材料。因此，周口店的发现对他的预言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是至关重要的……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
安特生的报告使几乎所有的入会者都懵了，因为在亚洲大陆上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在这个板块上哪怕是一顶点关于人类化石的消息，都会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
论文演讲完毕长达一分钟，台下仍然没有丝毫的反应。安特生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局面，是由于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太强大了，哪怕是极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个消息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波也无法立即适应。
安特生顾不得听取众人的反响，他相信他们会清醒并由此对自己这一伟大的划时代发现投以敬慕之情的。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大家尽快相信这是事实而不是梦幻。于是，他开始放映这两颗人类牙齿的幻灯片……
安特生没有白费心机，一切都如他预想的那样顺利和自然。这次欢迎会使他语惊四座，一炮打响了。“北京人”的横空出世，把安特生的事业推上了辉煌的尖峰，并使他的名字在科学历史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住了一席之地。安特生盛名的光环使他同时代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都黯然失色。瑞典民族良好的形象给安特生提供了成功的机遇，安特生不负众望，他的巨大成功又为瑞典民族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
经入会的美国地质学家和古物物学家，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利普（A。william Grabau）提议，这一人类种属被称为“北京人”。
随后几天，中外新闻媒介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北京的权威报纸《晨报》以显著位置作了这样的报道：
周口店发现之最古人类牙齿
安特生前晚在瑞典皇储宴会席上发表演说。
安氏发表其重要科学的发现地点，位于北京二十五英里地内，曾在这里掘得人类牙齿一枚，现已变成化石，此乃世界前古之人类化石，不仅其年代久远、关系重要，即此足证亚洲实为人种之发源地。
人种之发源，系在亚洲，久已成为定论。渐次移植欧洲，而足以证实其假定者，即在爪哇曾发现猿人，而猿人似非人类之直接始初，不过后来人类特别分支之一种代表而已。此类人散布于爪哇等地。近几年来渐注重亚洲之发现，最初山加丁氏及李中特氏发现原人石器，证明亚洲已有石器时代人类之存在。后中央亚细亚考古队在蒙古发现极多之上古石器时代之器具，由此证明北欧洲北美洲处于冰川时代，而中亚地方人类已广为分布。而此时之南欧洲，已有上古之人类，环居于地中海沿岸，石器及骨，均有采寻。惟在中国虽已发现石器，但无骨骸可考，仅德国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于1903年在北京药店获得人齿一枚，或即第三纪时代之物，但其来源无处可寻。若与今日安氏在北京附近所发现之人齿，其价值年代之久远，不可同义而语。安氏因如此之发现，而开科学之新纪元……此种发现之所以重要者，即在人类残骨留存年代之久远，殊令人可惊。即就今番之估计，其年代当在五十万年以上，亦有推算近一百万年者。总之其为最古人类之残屑毫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