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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曾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相互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走过栈道。栈道下的绝壁，可曾使他们后怕？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也逐渐暗淡下去，听着山中猿猱凄哀的叫声，玄宗可曾黯然神伤？杜鹃那“不如归去”的悲啼，可曾引起他对长安的思念？——也许，兼而有之吧。然而更动人的，是剑阁那些在冷雨凄风中颤抖的铃儿们，它们无助的清脆铜音，谱成了玄宗心中一曲无限惆怅的悲歌……
不错，剑阁闻铃。
玄宗在剑阁的一夜哀伤，历来是文人们不肯轻易放过的题材。《长恨歌》里面写到了“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长生殿》里二十九出直接题为“闻铃”，里面有一段《武陵花前腔》，很是经典：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
其实这些应该都来自于唐代一些笔记的记载，如《明皇杂录》里写道：“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这也便是词牌《雨霖铃》的来历。除此之外，不能不说当事人李隆基的一首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幸蜀西至剑阁》（阁一为门）：“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单看词意，并未写到铃声什么的，其情调也并不很低沉。但既然有了这么一首诗，说明玄宗在这里还是很许多感慨的，否则也不会诗兴大发了。
不过留在剑阁的也不都是凄凉，张邦伸《云栈红程》卷六：“二十里至上亭铺，古名郎当驿。明皇入蜀，雨中于此闻铃声，问黄幡绰：‘铃语云何？’'对曰：‘似谓三郎郎当！’”类似的记载在《历代诗话》等很多书中也有。但不同的是，很多地方都写作“唐明皇自蜀还京道中”，且听到的不是阁楼上的铃声，而是驼铃。究竟是在去的途中听到的，还是回来时听的？抑或是两次都听到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但两次作用则明显不同，前者是给文人们准备的题材，可以尽展其才华，大作感伤文字；后者则是给唐宋诙谐调侃的人准备的，一句“三郎郎当”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就连玄宗自己听后都“愧且笑”。
“郎当”的意思有很多，如破败、紊乱，衣服不合身、不整齐，样子狼狈、颓废，还有形容不成器的意思，另外也通“锒铛”。虽则如此，其大意基本都一样。三郎郎当，郎当了自己，也郎当了天下。
二、李亨的“西行漫记”——灵武之行
玄宗到了成都，他的行动就算告一段落。下面该说说本章的主角李亨了。
太子李亨留下来以后，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广平王李俶也一样没主意，问道：“天快黑了，此地不宜久留，大家觉得该去哪里好呢？”结果众人都不说话。这时建宁王李倓说：“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插点题外的东西，李亨曾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就是他这个“节度大使”费了我一番功夫。为何不称朔方节度使呢？这个“大”字有什么特别么？《唐六典》：“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则不在节度之内。凡亲王总戎则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焉，有副大使焉，有副使焉，有判官焉。”《旧唐书》则说：“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对这个问题解释的似乎都不是特别清楚，而《新唐书》中写道：“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这就比较清楚了，诸王任节度大使，但都留在长安，真正起作用的正节度，其实就是副大使知节度事。
建宁说当初朔方的将领每年送书信的时候，他大略也记得他们的姓名，这说明他们对朔方是很熟悉的，这是去朔方的一个有利条件。而当时河西与陇右的兵都靠不住，因此那两地都去不得，只有朔方，距离较近，军队完好，兵马也强盛，且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出自名门望族，必定不会有二心（意思是名门望族的后人要顾面子不想辱没先祖的话，多半不会变节，倒不一定全是因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虽然从这话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这又是一个去朔方的条件。既如此，去朔方是有必要了，可是此时能不能去呢？建宁认为叛军正在长安大肆抢掠，一时还顾不上向外攻城略地，这正是前往朔方的好机会，如果再迟一步，也许就来不及了，到朔方以后再图谋大计，那时便可无忧，“此上策也”。确实，这称为上策毫不为过。在所有人当中，只有建宁王李倓看到了叛军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一面，所以他的建议恰好是抓住了这一点，比起玄宗的胡乱担心一口气跑到蜀中，是气定神闲了许多——当然也只体现在计划上，真正行动起来，李亨一行也不比李隆基差。但总归建宁这番话，令人无可辩驳的信服，于是太子李亨确定了前进的方向——朔方。
如果说玄宗的前进方向是西南，则李亨的前进方向是大西北。两方面要走的路程都不近。实在是患难父子。
和玄宗比起来，李亨在行程途中就倒霉的多了。在渭河的岸边，他们遇上了潼关败退下来的士兵们，误以为是叛军，双方交战，打了半天糊涂仗，死伤了许多人，这才搞清楚对方是什么人。李亨大约很是气恼吧，白打了一仗，损失这么多人。如果元曲里要写这件事，李亨的唱词中多半会有：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也罢，运气不好，认命就是了，于是重又收罗散兵，选择一处水浅的地方，让大家乘马渡过渭水，没有马骑的人就只好流泪返回了。其实去朔方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不求功名的话回家倒也不是多痛苦的事情，也没必要流泪。唐书中说“军既济，其后皆溺，上喜，以为天之佑”，那么其后的当是追兵，虽然安禄山大部队没追来，如果追来那就什么都完了，但可见确实有小股人马出来作怪。因此，李亨后面才会拼了命的向朔方逃跑。
李亨从奉天向北走，到达新平，即从今天陕西省的乾县走到邠县。据说一个晚上就行进了三百里，实在是超快速了，逃的实在算不上从容，“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要是放在他们身上就成了“时间就是生命”。在地图上找找吧，乾县很好找，而邠县在哪呢？既然说三百里，那必是很远了，可是找了三千里，也没找着“邠”县的影子。一查，原来这里改叫彬县了——真是要命啊，好端端的改什么名嘛，不然早几个时辰就找到了，我实在比李亨还要郁闷啊……粗量了一下，两地的距离与从散关到凤县即河池的距离差不多，玄宗当时是花了五天的时间走到的，平均每天走六十里，也相当的快了。但李亨一行这一个晚上就走了这么多路，速度实在惊人的很。就算是骑马，人没有被颠的骨架松散，身体也是十分结实了，至于步行的人，那多半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李亨清点士兵和武器装备时，发现武器已丢失大半，留下来的人不过数百，比之于玄宗到成都后清点出来的一千三百，又惨了不少。当太子李亨到达新平的时候，发现太守薛羽弃郡逃跑，于是就杀了他。那这人都逃跑了，太子是怎么杀的他呢？按这里的记法，估计是他不走运，逃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太子，被抓个正着，如果是逃到了别的地方，太子也就无能为力了，总不能因为满大街找一个逃跑的太守耽误自己去朔方吧。经过一夜的劳累，然后还有力气杀人（当然不是亲自动手了），看来李亨身体也还算可以，但也就是这几天的事，若是这么走一个多月，太子爷就累得要吐血了。
不过《新唐书》上稍有差异，说十五日夕至永寿县（唐时的永寿与现在的永寿地理位置应该差不多），十七日到保定（治所在现在甘肃的泾川），这时才抓住逃跑的太守。查诸《旧唐书》，则说是自奉天以北，夕次永寿，十六日到新平，十七日到安定，安定曾一度称为保定，可以认作是一个地方。结合唐书与通鉴的记法，十五日从奉天出发，当晚到达永寿，这里才是太子一夜狂奔的起点，夜里大家马不停蹄，十六日白天到新平，十七日到保定。这样的话路线就算清楚了，只是通鉴接下去的记法有点不对劲，说是就在到达新平的当天，太子一行又前进到了安定郡，与唐书的记法相差了一天，今取唐书的记法。在安定，李亨又杀了这里要逃跑的太守，而两唐书则说是两个逃跑的太守都是此时杀掉的，反正是杀了，也无所谓一天两天。
六月十八日，太子李亨到了乌氏驿，即今天甘肃平凉西北。总算遇上个没逃跑的太守，彭原太守李遵。李遵出来迎接太子一行，并献上衣服和干粮，于是太子便去彭原补充“能源”，在那里招募了数百士兵。彭原在今天甘肃宁县附近，在平凉的东北方向，且距离不近，李亨也只能说是有特殊目的才去，否则应该直奔西北才是。十九日，到达平凉郡。平凉郡治所是否就在今天的平凉呢？唐初平凉治所在高平，也就是今天宁夏的固原，平凉县只是郡中的一个县，应该还是有所区别的。想想也是，李亨前一天已经到了乌氏，从彭原出发后，又何必再回去呢，所以应该直接向西北走去。在平凉郡，李亨察看监牧所养的马，有数万匹之多，然后又招募了五百多士兵，其力量又得到一些加强。
李亨在平凉郡呆了数日，没有再往前走，想来也是累的不行了，另外，虽然有建宁的建议，但李亨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究竟要去哪，所以也犹豫着。而这时朔方那边的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还有崔漪、卢简金、李涵等人商量着说：“平凉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不是屯兵之地。灵武兵精粮足，如果太子能到这里，再向北召集诸郡之兵，向西征河西、陇右的精骑，然后挥师南下，平定中原，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几人推出来李涵做代表来到平凉和李亨说这件事，并把朔方的士兵、马匹、武器、粮食、布帛以及其它物资的情况一同报告给李亨。李亨当然很高兴，而裴冕由于路过平凉，这时恰好遇上李亨，他也劝太子去朔方，李亨乐得同意。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