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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正愁找不到“批朱”的“炮弹”，正好中国作家协会造反团来人找到 “新北大公社”，说他们搜出了刘白羽解放前写的《朱德将军传》复写稿，是一株大毒草。于是他们合伙炮制了《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相继刊登在《新北大报》上。随后，他们又将该报加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作家刘白羽写的《朱德将军传》并没有出版。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刘白羽到华北前线，当时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委托他搜集爷爷的资料。通过采访爷爷本人，他写成了一个传记的初稿。后因爷爷1940年5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刘白羽的写作也就没进行下去，便把已写好的初稿复写了两份交给了组织。其中的一份复写件曾送到美国，给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作参考，史沫特莱在病逝前又托人把它捎回还给了刘白羽。就是这份复写的初稿，被造反派用来大做文章。他们将书稿印刷成书，组织人员撰写批判文章，而承担此任的人怎么也找不出书中有什么政治问题，反而从中了解了爷爷的革命经历，并对爷爷的遭遇暗自同情。
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人大三红”在校内揪斗了学校党委副书记孙泱，企图从他那里打开“倒朱”的缺口，但他们却终无所获。
这个跟随爷爷多年、忠实于革命的烈士后代，最终还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他的妹妹、著名表演艺术家孙维世也由于江青的迫害而含恨九泉……
“人大三红”还串联北京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共同成立了“首都揪朱联络站”，筹划召开万人大会，在社会上公开批判爷爷，并且还要拉上我父亲陪斗。同时，又分几路人马杀向各地搜集爷爷的“罪行”。
在爷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北京跑去的造反派们到处煽风点火，召开“声讨”大会，砸烂了爷爷旧居的牌子……
打击不仅来自外面，还来自家里。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爷爷身边有五位秘书，六名警卫，还有医生、护士、阿姨、厨师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和中南海造反派首先从这些工作人员下手，给他们开会，给他们施压：要他们贴爷爷的大字报，公开表态和爷爷划清界限……如果有人态度不好，就进行组织处理。
这伙人说到做到。1967年，他们首先把沈毓珂、曹全夫两位秘书和卫士长郭仁等送进了“学习班”，后来又转入江西晋先“五七干校”。不久，阎志远秘书被下放到了天津，警卫员邹德亭、护士郭勤英等先后被调走……
后来，爷爷的身边就只剩下了三个警卫员和一位厨师了。
此时，家里的有些亲人也提出要和爷爷奶奶划清界限，有的把爷爷给他们的书信和题词都烧了，有的还写信要跟爷爷奶奶断绝关系……就是留下的一些工作人员，在“文革”的大气候下，对爷爷奶奶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那些日子，我可体会到“凄风苦雨，众叛亲离”是什么情景、什么滋味了……
可是，我看见八十岁的爷爷仍然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毕竟一辈子经历过太多的危难，他似乎不把不断袭来的恶浪当回事。他安慰奶奶和我说：“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来是了解我的。”
当造反派策划揪斗爷爷的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马上就将此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立即打了电话给戚本禹，勒令他立即取消 “批斗朱德大会”。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干预，批斗爷爷和我父亲的大会才没有开成。
那些日子，不谙世事的我一直很恐慌。也许是爷爷看出了我的担心，他像安慰又像叮咛地对我说：
“孩子，你记住：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
可是在那个动乱年代，养花被当作资产阶级情调，爷爷养的兰花也同样遭到厄运。当时，中南海有人拿着“令箭”，不准爷爷养花，说养花是革命意志消沉的表现，“必出修正主义”，硬要爷爷交出所有的兰花。爷爷无可奈何，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兰花全部都被拿走了。
连爷爷种养兰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贴大字报上说，这是“资产阶级情调”。爷爷看到后，只是很平静地对奶奶说：“种兰草有这个事”。“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这有什么错？！”
父母亲也遭绑架
就在周恩来总理没有出面干预“批朱大会”的那段时间，“人大三红揪朱兵团”来到天津，闯进我母亲所在的医院，在医院里贴满了“打倒黑司令朱德、儿媳妇赵力平”的大字报。他们煽动群众，大肆诬蔑“朱德是黑司令，不会打仗，没打过仗，是个大军阀。”
那时我母亲的行政职务已被剥夺了，就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她被勒令每天晚上“交待问题”，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能回到家里。
当时，我母亲曾问斗她的人：“你们家有三个烈士吗？我们家为革命牺牲了三个人，你们懂不懂？你们去调查去吧，我们家没有问题。”
我母亲赵力平的老家在河北定县大定村。战争年代家中有五人参加革命队伍，三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我姥爷赵鸿儒和他的弟弟是那一带最早参加八路军的。受家庭的影响，我大舅赵士珍、二舅赵士斌都参加了革命。我大舅在左权部队当过副营长，1943年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二舅在部队积劳成疾也死在了前线，我母亲的叔叔也是在部队牺牲的，当时组织上都给他们发了烈士证。因为这些烈士证是贺龙签发的，贺龙在“文革”中被打倒，烈士证被当成罪证抄走。直到“文革”结束，烈士证才又返还。
这些人听了我母亲的质问，还真的跑到我母亲的老家去了一趟，一看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找歪理，他们说：“你们家不是贫农，你们家乡还有一个小毛驴，四条腿，你们家算有一条腿，你们家不能算贫农。”
原来，我母亲的老家人因为太穷，一家买不起一头驴，就四家合买了一头，各家轮流用。这在造反派的眼里，这就被看作是一家有一条驴腿的财产了。
我母亲听了这话，又好气又好笑，她说：“你们去看规定吧，你看看当时规定什么是富农，什么是贫农。”
一计不成，一计又生。“人大三红”密谋绑架了我母亲。
当时我母亲住在她们医院的宿舍里。那天夜里12点多，有人对看门的老师傅说，要找赵院长，要抢救病人，必须要她去，否则病人死了她要负全责。
这个老师傅赶忙找到我母亲说：“赵院长，你可别出来，我看这些人不善，不像是好人，你千万别出来！”
我母亲想：不去不行啊，真有病人不去抢救，这不是又给造反派一个口实吗？再说病人出了事怎么办？
那时候我妹妹还小，我姥爷、姥姥跟我母亲住在一块照看她。我母亲也没敢惊动他们，就急急忙忙出来，还没到门口，一帮人就“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把她拽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带发动机的三轮板车里……
我母亲质问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力抓人，你们简直成了土匪了！”
他们也不吭声，开车就走。
机动三轮车在寒夜里颠簸，连个篷子都没有，寒风刺骨。我母亲被四个人夹在中间，不知被拉到哪里去。她直挺挺地坐着，一夜没有合眼。
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我母亲被拉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带进一个昏暗的小屋。呆了一会儿，有人偷偷地对她说：“他们绑架你来是要开批斗会，是敦促你交待朱德的问题。”
后来知道，当时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其实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要我母亲揭发爷爷，不揭发就开她的批斗会；另一派则不同意，说人家是天津人，“人大”没有权力开人家批斗会。
在关押我母亲期间，他们反复威逼我母亲“交待问题”。
他们问：“你上过中南海多少次？对朱德的反革命罪行你掌握多少？”
我母亲说：“我去的次数多了，我们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去？我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每次去，爹爹都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们说：“我们不要你说这个。”
我母亲说：“你们要我说什么？”
“要你说，朱德是怎么搞反革命活动的。”
我母亲说：“没有就是没有，我不能瞎编乱造！”
就这样，我母亲被造反派关了半个多月。
就在我母亲被带走的第二天，传达室的那位老师傅告诉我妹妹：“昨天晚上你妈妈被一伙人给带走了。那一帮看起来不是好人。”
听了这个消息，我妹妹赶忙跑到我父亲的单位。到了那里才知道，我父亲也“失踪”了……
最后还是通过北京铁路局找到北京造反派的头头，才知道我的父亲母亲都被他们绑架到了北京。
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天津铁路局找他们谈判，说：“你们是北京造反派到外地去抓人批斗，这不合原则吧。”
又加上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人大三红”这才把我的父母放了回来。
母亲回到自己的医院，又来了“支左”的军人，还是逼我母亲交待爷爷的“反革命罪行”。
我母亲说：“我爹爹的情况我了解，但反革命罪行我不知道！”
那个“支左”的军人说：“老赵哇，我们这是对你的关心，你是老干部、老同志，你要明白地划清界限，中央已经下了通知，朱德是三反分子，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是要被打倒的对象。”
我母亲说：“既然是中央的通知，你就去问中央好了。你要是问我，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家都是革命的！”
那个军人当时才有二十六岁，姓翟。我母亲又对他说：“老翟同志，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我母亲知道这些“支左”的年轻人不大了解历史，就继续问他：“你才二十多岁，你说总司令是反革命，他怎么反法？你说中央有文件，你拿给我看看！”
他说：“我们内部传达了。”
他们又问我母亲：“你说井冈山会师是谁吧？”
我母亲说：“井冈山会师时，我不在场。但是过去学历史，说的是朱总司令和毛主席井冈山会师。可现在你们说是林彪和毛主席会师，我也没有证据，我只能尊重历史！”
听着我母亲义正辞严的回答，这伙人也无可奈何。
奶奶在大卡车上挨批斗
“批朱大会”虽然没有开成，但在当时“揪斗”狂潮的推动下，造反派们的情绪被煽动得极端狂热，哪能就此善罢甘休。
有一次爷爷问奶奶：“你们妇联的情况怎么样啊？”
奶奶说：“两派斗争得很厉害，他们都把我当作靶子，批斗我。”
说到这里，奶奶的满脸都是委屈。是啊，奶奶当时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