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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说：“两派斗争得很厉害，他们都把我当作靶子，批斗我。”
说到这里，奶奶的满脸都是委屈。是啊，奶奶当时在全国妇联不是主要负责人，又是苦出身，为什么造反派偏偏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她！？
奶奶满腹忧虑地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听了奶奶的话，爷爷沉思良久。他心里十分清楚，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矛头主要是冲着他来的。
爷爷不紧不慢地安慰奶奶：“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走资派了，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然后，他又说：“你还记得我们度过的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吧！？”
奶奶听后，略微顿了一下，说：“记得，那怎么会忘记呢？”
爷爷说的“最艰难的日子”，是指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离后的那段岁月。
当时，毛泽东率右路军的一、三军团北上了，爷爷和刘伯承率红军总部随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行动，不得不跟随部队南下，以至于多走了一年的长征路。
张国焘十分狂妄霸道，自恃人多枪多，有八万之众，不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放在眼里。他拒绝北上，坚持南下，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分裂中央。
爷爷和刘伯承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这使张国焘气急败坏，他在大会、小会上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斗争爷爷和刘伯承。
张国焘撤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把他和爷爷分开，让他去当红军大学的校长；为了使爷爷屈服，在一段时间里，张国焘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刁难和排挤爷爷：不让他听消息，不让他看文件，不让他参加会议，不让他过问事务，甚至连行动都受到限制。一些受蒙蔽的战士还杀掉了爷爷的大青骡子，并且还到爷爷的住处无理取闹……
当时，奶奶看到这些，心中倍加忧虑，她担心张国焘会加害他们。当她向爷爷提出这种担忧时，爷爷总是报之一笑，劝她放宽心，不要害怕。
那时奶奶也受到了张国焘的监视，甚至提出要给她另行分配工作，想将她从爷爷身边调离。奶奶气愤不过，跟爷爷说，自己要北上去找党中央汇报。爷爷耐心地劝她说：“如果单独行动，正是张国焘所希望的，给他以口实，他就会借机陷害你。现在你和战士们在一起，他就不敢随便动手。我们必须跟大部队行动，不能把这八万红军丢给张国焘。事情总会有转机的，要忍耐。”
作为与爷爷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妻子和战友，奶奶总能在风风雨雨中，特别是在艰难危厄的关头体会到爷爷那博大的胸怀、那坚忍的意志和深邃的见地。
奶奶后来对我说：“如果你爷爷当时不忍耐，采取与张国焘决裂的方式，一走了之，那就等不到转折的时机，就不会有两个方面军的甘孜会师，不会有三个方面军的西北大会师，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忍耐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此时此刻，奶奶十分清楚爷爷的心境。奶奶知道，面对复杂的形势，她能给予爷爷的最有力支持就是自己的忍耐、乐观和信心。
1967年2月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走到中南海门口时，看见迎面开来几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卡车，车上竟站着我的奶奶。她的头上顶着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还写着 “走资派”三个大字。
随着那卡车越来越近，我怕奶奶看到我更加难过，就把头埋在路旁围观的人群里，偷偷地流泪……
回到家里，我不敢把我所看到的一切告诉爷爷和其他工作人员，只是悄悄地和肖阿姨说了几句，并且嘱咐她不要说出去，不要让爷爷知道。
肖阿姨跟随我家很多年了，是一个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
我和肖阿姨正商量着等奶奶回来后怎么安慰她的时候，奶奶已经进了家门，进门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今天可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了！”
她说得那么坦然，就好像是从战场上归来那么豪迈。奶奶啊，她在家人面前，在爷爷面前，把在寒冷的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的屈辱全都放在了内心的深处藏了起来……
然后，她又跟爷爷和其他秘书讲述了游街的路线等情况。
奶奶对爷爷说：“妇联的造反派很多都是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刚从学校进机关的，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历史！”
爷爷安慰奶奶说：“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你要每天到机关去，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将来总有一天能搞清楚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奶奶曾多次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你爷爷说过，他这一生，有两段最艰难的日子，一段是长征时期跟张国焘斗争的那段日子，一段就是‘文革’我们挨批斗的日子。”
爷爷被“放逐”广东从化
1969年春，发生了苏联军队多次入侵我国东北边境珍宝岛引起武装冲突的事件。由于当时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过分的估计，所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备战。
1969年10月17日晚，爷爷应邀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富春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表演结束后，老同志被通知来到休息室，周恩来宣布说：“根据当前形势，决定在京的一些老同志20日或稍后疏散到外地去，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主要是在京广
铁路沿线。朱总（我爷爷）、董老（董必武）到广州，徐帅（徐向前）到石家庄……”
第二天，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命令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大有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之势。
打了一辈子仗的爷爷却觉察到这里有“鬼”。他对奶奶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借口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被赶出了北京。
爷爷被指定到广东从化。
爷爷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怎么能一个人行动呢？！便提出要奶奶和他一起去。
奶奶为难地说：“我在妇联被监督劳动，怎么能去呢？”
“这是中央的决定嘛！”爷爷说。
“那也得请示妇联的军代表呀！没有他们的批准，我不能随便离开的。”奶奶说。
“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爷爷拿起电话拨通了周恩来办公室。
由于周恩来过问，奶奶这才得到妇联军代表的允准，收拾行装，准备同爷爷一起离开北京。
爷爷奶奶准备外出，家里人一点儿也不知道。出于无奈，他们又专门请示中央办公厅，让我父亲回了一趟中南海。
得知爷爷奶奶要离开北京，我的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当我赶到中南海的西门，一见到等在那里的奶奶，就急切地问：“你们到底是去哪里？具体是在什么地方？”
奶奶说：“我也不知道，等我们安顿好后，就给你们写信！”
可能是出于保密，奶奶并没有说他们这次是去广州的从化。
10月20日，爷爷和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分乘两架飞机离开北京，三个小时后飞抵广州白云机场。
后来，奶奶回忆说：“从化是一个风景优美的疗养地区，有温泉，有疗养设施。这次来可不像往次，可以自由行动，做些调查。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我和你爷爷实际上是被软禁了。”
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是林彪的追随者，他似乎负有监管爷爷的任务，他多次在军区会议上诬蔑爷爷“是一个老军阀”，“从井冈山起，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被他派到爷爷身边来的警卫人员也都以敌视的态度对待爷爷。
面对这种待遇，奶奶忍不住了，她对爷爷发牢骚说：“你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呢，他们怎能这样无法无天地对待你！”
爷爷笑了笑，缓缓地说：“平常我们工作忙，难得有机会休息一下。不进城，也是一样生活。这次休息好了，准备回去更好地工作。”
过了不久，爷爷奶奶发现一起来的其他同志每家都带了一个子女，所以也就有了把我也带到广东的想法。
接到了爷爷奶奶的来信后，我马上就去征求爸爸妈妈的意见。可他们说我已经有工作了，暂时还算稳定，最好能让我妹妹新华去。
爷爷奶奶考虑到当时的学校已经停课，新华在家里也无事可做，便同意让我妹妹到了他们的身边。
我妹妹朱新华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详细讲述了爷爷奶奶在那段日子里的境况，以及自己在爷爷奶奶身边所受到的教益：
……春节过后，我便离开了北京，乘上了南下的火车。临行前，爸爸和二哥和平到北京站送我，再三嘱咐我路上要注意安全，要听爷爷、奶奶的话，照顾好他们的身体。眼中还不断的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毕竟那时我还不满16岁，又是一个人第一次出远门。
一路上，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又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爷爷、奶奶了。担心的是爸爸、妈妈被造反派罢了官，工作还没有落实，姥爷、姥姥身体不好，身边也需要有人照顾。这种矛盾的心情，使我一路上两头牵挂，忐忑不安。
火车经过两天一夜的奔波，第三天早上到达了广州。列车缓缓的驶入站台，老远我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向着车厢内急切地张望。这就是我的奶奶康克清。一下车我们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此时此刻的拥抱，包容着千言万语，燃烧着无限激情。这一瞬间，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定格。在广州，我们只做了短暂的停留，于当晚赶回了从化。因为爷爷知道我今天要来，一直在那里等候。
在从化，我和奶奶同住一屋。奶奶告诉我，早上不可睡懒觉，起床后要帮助工作人员搞卫生，打开水，扫院子。第二天，我按照奶奶的吩咐做完了一切，便和爷爷、奶奶一起到院子里散步。
这里是从化温泉疗养院，是专供军区首长和省委领导休息和疗养的地方。又称松园，一座座别墅散落在绿树林阴之间，我家住的松园七号临近在河边。这条河是由山上的泉水汇集成的，叫流溪河。房子的北面是一座高山，树木茂盛，气候宜人，环境十分优雅。我被这美丽清秀的景色深深地吸引着。心想，这回住在这里可以游山玩水，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风光。可是一回到家，奶奶就非常严肃地告诉我：这里不能随便走动，讲话要小心，出门散步不能越过桥头的哨兵，我们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也不能随便到任何人的家里去。这时我才明白，爷爷、奶奶是被软禁在这里了。早上起来的好心情，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
和爷爷同机到达广州的还有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陈奇涵、滕代远等。他们都住在松园。松园一号是一座比较大的房子，原来是为毛泽东来南方疗养时准备的住所。爷爷考虑到董老年纪大，又是国家副主席，执意让董老住大房子。董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