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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董老说：“你是总司令，还是你住吧。”他们一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一位是国家副主席，他们二人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日常交往甚密。其实两位老人当时都已年逾八旬，身处困境，还互相谦让，真是情长谊深，难能可贵。相互推来让去，谁也没有住进松园一号，最后
分别住在了五号和七号。
在这里，由于活动受到了限制，虽然住得很近，但是不能随便来往。只能靠在路上散步时，碰到了相互打个招呼。简短的几句问候，却包含了深深的同志情、战友情。
对家属的限制相对宽松一些，所以奶奶经常约董老的夫人何莲芝奶奶一同散步，利用爬山，采蘑菇的机会来转达爷爷的问候和对国家局势的关心。
到了从化，虽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但是，为了不搞特殊化，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坚持让我每天和工作人员一起到食堂去吃饭。在从化，我总共和爷爷、奶奶吃过两顿饭。第一顿饭，是我到从化的第一天，为了欢迎我，奶奶还让厨师多做了两个菜。第二顿饭，是我要离开从化去当兵前的一天，这顿饭吃的时间比较长，爷爷说了很多话，教我独立做人的道理；告诫我，在部队要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虚心学习，好好做人。
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爷爷奶奶仍然乐观地生活着，他们心胸坦荡，坚信毛主席，坚信共产党，坚信人民群众，坚信历史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正。
在陪伴爷爷、奶奶的日子里，除了劳动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给爷爷读书，读报。当时令我极为惊奇的是，表面上爷爷虽然仍身居党内外要职，但实际上一切待遇变化很大，身边仅有的几个工作人员，实际上是接受了上级的任务来监控爷爷的行动的，日常应该看的文件都被无端的取消了，只能从公开的报刊中了解和判断国内外的事情。每天下午，是我给爷爷读书和读报纸的时间。参考消息是每天必读的报纸，由于没有“大字版”的，爷爷要看报纸只好由工作人员代读。我在他们身边的这段日子，读报的任务就有我来完成。……爷爷喜欢读书，他读得最多的书中包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实践论》。《共产党宣言》我只读过两遍，当时并不太懂，爷爷边读边给我讲解。他说：“这本书道理非常深奥，共产党员都要读这本书，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深刻的理解。”爷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他的晚年仍在学习《共产党宣言》。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楷模。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们过得很充实，暂时忘掉了烦恼。在空暇的时间里，我们还在一起聊天。有几次我们谈到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
……到从化不久，我参军了，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当了一名卫生员。七十年代初，这个医院条件比较差，病房里，伤病员喝水、吃饭都要靠我们用肩一担一担地挑上去。我所在的科室是二楼，虽然路途不是很遥远，但每天挑着滚烫的开水上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在城里长大的我，更是一个从未遇到的难事。我想到临行前，爷爷对我的教诲：“当兵要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在工作中我虚心向老同志学习，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把干好工作当作培养坚强意志的过程。有一次，奶奶利用看病的机会，专程到医院去看望我。我事先并不知道她来广州，当我挑着两桶开水上到二楼的时候，正好看到奶奶在病房等我。她上前拎了拎两桶水的重量，然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没想到我的孙女已经锻炼得像一个劳动人民了！”
回到从化，奶奶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爷爷，很快，我接到了他们的回信，爷爷教育我：“要克服骄娇二气，争取更大的进步……”
听奶奶讲，在从化期间，接待办公室曾组织过爷爷、董必武等到广州市参观一次秋季商品交易会，顺便又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虽然林彪、“四人帮”之流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一切机会诽谤和诋毁爷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事业所建立起来的功勋，人民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当爷爷和董必武等一出现，立即引起了人们热烈而真挚的掌声，人们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来，让他们走在最前面。
在“星火燎原”馆，爷爷和董必武在一幅“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前停住了脚步：油画上当年爷爷和毛泽东握手的场面被改成了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
“总司令，这个画得不对吧？！”董必武一手拄着手杖，一手指着油画说。
“历史就是历史嘛！”爷爷不屑地说。
“他们怎么能这样画呢？”董必武还是有些气不过。
“历史是改变不了的，随他画去！”爷爷用手杖在地上跺了一下。
爷爷和奶奶在广州虽然备受冷遇，但他们对党的事业和中国的前途始终是充满信心的。他们把对我们的挂念和担心，都表现为嘱咐我们学会自立、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其间，爷爷给我父母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朱琦、赵力平两同志：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我们很高兴，你们跟上了毛主席思想的正确路线，没有迷失方向，坚持了工作岗位，改造了旧思想，树立了新思想。工作下放了这是件好事，今后在各人的工作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下，努力奋斗。
你们在家庭中应组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老小在一起学习，最好以最小的全华为组长。他已经十二岁，会写信了，没有旧思想，最纯洁，你们可以试办。
我们身体都很好，住在乡里，接近农民生活，我们过去在的老家就是农民家庭，现已初步改变生活方式，这里是过得愉快、少生病的好去处。
朱德
1970年5月19日
第四篇感受爷爷奶奶的悲喜与忧虑
陈毅来到北戴河
1965年4月23日，爷爷（右三）和陈毅（右二）在云南视察空军某部。
1971年夏天在北戴河，令爷爷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他在这里见到了他的老战友陈毅元帅。
前面说过，早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时期，爷爷就在四川万县与陈毅认识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南昌起义后，爷爷所带的部队在南下的途中又与追寻起义军的陈毅相遇。起义军的主力失败后，爷爷率起义军的余部二千余人转战粤、赣、湘边界，因为处境太危险艰苦，许多人离队，师团职干部仅剩陈毅一人。这时，陈毅协助爷爷整编仅剩七八百人的队伍，又在1928年初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随后一起率起义队伍万余人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陈毅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亲身体会到爷爷那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
事隔多年，陈毅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爷爷当时“要革命的跟我走……”的登高一呼。陈毅深情地说：“ 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总司令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是自然的，绝不是偶然的，是在革命斗争中考验出来的。”
红军初创时期，爷爷任红四军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在井冈山斗争中和开辟中央苏区的战斗中，他们两人率部队艰苦转战，屡挫强敌。在抗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中，爷爷任总司令统率红军主力，陈毅则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常以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红军长征前夕，陈毅在高兴圩战斗中身负重伤。伤还没养好，他怕自己编不进长征部队，让一副担架抬了他几十里，来到在银坑的红军司令部，直接进入总部的作战室，找到爷爷说：“我请求跟红军一块走。总司令，我正式向你提出，请求跟红军主力一块突围。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
他是被炮弹炸伤的，伤在屁股和大腿上，流了不少血。经过手术，取出几块碎片，打上石膏绷带，医生说不久就能恢复行走。
“总司令，我怕做了决定再说，就晚了。所以叫担架抬到这里，这样做不算过分吧？！”
爷爷看他那么急切的样子，半天没说话。他又不能不对老战友说实话：“突围已势在必行，可是中央又迟迟不做决定，也不知博古和李德是怎么想的。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我可以转告他们，并表示我个人赞同你的意见。”
爷爷停了一下又说：“你现在的任务是安心养伤，争取更快一点恢复健康！”
“放心吧，总司令。用不了几天，我就能站起来了，照样指挥打仗！”陈毅伸出手来和爷爷握手告别。
在一旁的奶奶看到爷爷的眼里含着泪水。
奶奶后来回忆说：“看到一个统率十几万红军的总司令，竟然成了一个有力使不上的人，多么叫人难受啊！”
陈毅最终还是没有跟红军主力长征，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这样，爷爷与陈毅一别就是十年。但是，两个战友的心是一直连在一起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代军长不久，即果断地指挥了讨逆（李长江）之役和陈道口之役，为创建和巩固华中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捷报传到延安，爷爷喜不自胜，欣然吟成七律一首《我为陈毅将军而作》：
江南转战又江东，
大将年年建大功。
家国危亡看子弟，
河山欲碎见英雄。
尽收勇士归麾下，
压倒倭儿入笼中。
救世奇勋谁与识，
鸿沟再划古今同。
爷爷还将此诗抄示于延安的“怀安诗社”同仁，让战友们共享新四军胜利的喜悦。
五十年代中期，陈毅从上海调到中央，家也住在中南海。他的几个孩子与我们家的孩子们都非常熟悉，两家大人也经常见面，所以我对陈毅元帅的印象就非常深：他性格开朗，为人直爽，风趣幽默，就像年轻人一样，浑身上下都充满着活力。
在“文革”发动后，爷爷被诬蔑为“大军阀”、“黑司令”，陈毅仗义执言，怒斥林彪之流对爷爷的诬蔑，对造反派说：“朱德同志怎么成了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脸上抹黑？一揪就是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八十岁的老人都容不下？！”
过了不久，陈毅也自身难保，被扣上“二月逆流黑干将”的罪名而遭到迫害。
这次，两位老人在北戴河相聚，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这时陈毅元帅已是古稀之年，一头银白色的短发，面颌的肌肉已微现松弛。他依然神采奕奕，依然保持着当年的豪爽、豁达、乐观、诙谐。使人无法想到，他此时正经受着癌痛的折磨。
“陈老总，你好啊！”爷爷走出房门，把手伸向陈毅。
“朱老总，你好！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