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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没想到事儿还没完。下午，我和哥哥放学回家，进门一看，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副局长正在家里坐着，面前桌子上摆着被老师没收的那张图。
这位副局长是爷爷战争年代的老卫士，平时和我们可亲热了，现在却一脸严肃。他指着桌上的图问援朝：
“这是你画的吗？”
“是啊。”
“你画这个干什么？”
“随便画着玩的。”
“这东西能随便画着玩吗？”老卫士看援朝还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点急，加重了语气问：“你画完了准备给谁？”
“我是想给薄熙成的。他要来刘源家和我家玩，给他这个图，他进海以后就知道怎么走了。”
一听是给薄一波副总理的儿子薄熙成画的，不是什么危险人物，老卫士这才松了一口气，语气也缓和了：
“以后可不能乱画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可记住！”
哥哥惹的这件事，当年在中南海里算件大事，都传开了，要孩子们引以为鉴，至今还有人记得。
可是不久，我又惹出一件动静更大的事。
有一天，我和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外孙李坚，放学后在中南海院子里玩，爬上了中南海一片平房的房顶，居高临下，很是开心。我们顺着房顶乱窜，竟然爬到菊香书屋紫云轩的房顶上去了，我大概知道那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好奇心驱使我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毛主席的卫士猛然发现紫云轩房顶上露出了两个脑袋，顿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当时毛主席就在房间里面，卫士也不敢开枪。我们还得意地向院里的警卫看了看，卫士马上认出了是我们两个孩子，向我们直摆手，示意我们立刻悄悄下去。
我回家的时候，警卫局的人已经到了，还用电话通知李坚也立即到我们家来。
“你们两个爬房爬到哪去了？”
“爬到毛主席那儿去了。”我从容答道。
“还知道是爬到毛主席那儿了！干什么去了？”
“什么也没干，就是看了看。”我还是没觉得做了什么错事。
警卫局的人看我们半懂不懂的样子，厉害也厉害不起来。只好说：
“你们要去为什么不走正道，非要爬墙上房呢？走正道，我们也会让你们到警卫室坐一坐，看一看。偷偷摸摸地上房，万一出事怎么办？以后再不许这样啦！”
这事后来让奶奶知道了，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天真无邪、胆大包天，放到今天，再给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啊。
在中南海度过的童年生活真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我们也有小孩子打架的时候。我和援朝是哥俩，所谓“打虎亲兄弟”，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谁都不服的劲儿，和谁都敢叫板。有打赢的时候，也有打败了吃亏的时候。挨了打就自己忍着，决不让家长出面，谁也不拿家长当大旗或者当后盾，中南海的孩子都是这样。
有一回，援朝跟常在一起玩的周延安打起来了。周延安的爸爸叫周少林，是个老红军，爷爷的四川老乡，长征时给爷爷当炊事员，深得爷爷喜爱。到陕北后，爷爷就把他推荐给了好吃辣子的毛主席当炊事员，一直跟随进了中南海。
周延安顾名思义生在延安，比援朝大5岁，结果援朝被打得鼻青脸肿。这下回到家里想瞒也瞒不住了，爷爷奶奶问明了缘由，不但对援朝挨打没表示怜惜，反而把他训斥了一顿。爷爷说：
“你怎么能和延安打架呢，人家爸爸在为首长做服务工作，他妈妈宋英阿姨在咱家对你多么好。你跟延安打架，让延安父母怎么工作？你这么淘气，也该让人教训教训！”
爷爷平时对我们很慈爱，但生气批评我们时，是声色俱厉的，这时我们才感到爷爷的威严，那是令人震撼的。
跟爷爷上庐山
1959年7月，爷爷在庐山。
1958年5月25日，爷爷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1959年6月30日，爷爷带我上了庐山。
爷爷上庐山是去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原本说是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爷爷以为只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会议，所以就计划着把我们几个孩子也都带去看看“庐山真面目”。
我当时还没有上学，爷爷就先带我上了庐山，说是等朱和、朱春元他们放假后再由奶奶带去。
上山后，爷爷住在牯牛岭上的359号别墅的二层，我和警卫人员住在别墅的一层。
没想到会议开到一半，爷爷却给奶奶打去电话，让奶奶他们不要再来了……
当时我还小，不了解其中的缘故。后来从奶奶的口中和有关的书籍中，我才知道：我此次在庐山上，经历了新中国刻骨铭心的一个时刻……
7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根据毛泽东6月29日的讲话和7月2日在庐山与各中央局负责人的座谈，确定了会上要讨论的十九个问题，印发给与会的所有人员。
7月3日，与会人员开始按地区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六个大组，围绕着昨天确定的十九个问题进行讨论。中央机关的人分别编入这六个组，爷爷被编在中南组。
中南组的会场，设在东谷河畔的一座小教堂里，与过去蒋介石居住的美庐隔河相望。
前期的庐山会议，人们心情愉快地称它为“神仙会”，气氛是轻松的。
7月6日上午，爷爷在中南组的会上作了的发言，他坦诚地说：
“去年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些。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嘛！食堂即使全部垮掉，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群众致富，而不是‘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这是有关五亿人口安定的问题。”
爷爷的发言，语调平和但观点鲜明，意见尖锐。当时的农村公共食堂被奉为“共产主义因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兴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被说成是群众创造的“新事物”，神圣不可侵犯，批评它、否定它无异于捅马蜂窝。
爷爷不避讳这种重大的敏感问题，敢于提出“共产搞早了”，“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食堂即使全部垮掉，也不一定是坏事。”这该有多大的政治勇气。
对于“大炼钢铁”，爷爷说：“至于工业嘛，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指标太高，一轰而上，划不来。”
这又是尖锐的意见。
在当时，“大炼钢铁”是“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超英赶美”的具体行动。在当时，对“大炼钢铁”有微词，就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
爷爷讲的这些意见，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来自他对中国当时的国情，特别是对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是出自他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真诚关心。
实际上，还在上庐山之前，爷爷就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这些意见，在“为民请命”了：
1958年12月17日，爷爷在听取河南省领导吴芝圃汇报工作后，指出：“我们是不是能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是不行的。大炼钢铁有缺点，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出路。公社化的速度可以慢一些，不要忙。有的人总想走的越快越好，但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
1959年1月30日，爷爷到广东农村视察。他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共产风”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又对农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做法表示了怀疑：“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群众生活也这样，长期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爷爷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吃饭不要钱是个问题。钱没有用了吗？目前还需要用钱交换，否则，经济生活就会瘫痪。”“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了吗？”
是年的5月20日，爷爷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说：“在发展农业问题上，目前我们既要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也要承认个体经济，否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人心也不安定。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他还说：“农村现在有个口号叫‘吃饭不要钱’，我看行不通。”
5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当选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爷爷、和刚刚当选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林枫同行，去东北三省视察。
他们先到的是辽宁省。
6月1日，爷爷在听了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后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
6月10日，爷爷在旅大听取汇报后说：“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在农村里，分到各家各户，愿意在农村公共食堂里吃饭的，就入食堂；不愿的，就在家里吃。不要强迫命令。”
6月16日，爷爷在长春市听取吉林省委负责人汇报情况时，指出：“吃饭不要钱不行。办食堂会造成很大浪费。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掌握调剂。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
6月20日，爷爷和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映在辽宁和吉林省看到的情况
，信中说：“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参加公共食堂。让群众在家里做饭好处甚多，最主要的是群众的生活由群众自己掌握。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在自己家里做饭。”
爷爷在黑龙江省视察时，又批评了“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他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爷爷初上庐山时，心情还是很好的。
7月7日，他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庐山散步、游览。
游览归来，董必武写了《初游庐山》一诗，诗中写到：
庐山面目真难识，
叠嶂重峦竞胜奇。
乍雨乍晴云出没，
时高时下路平陂。
盘桓最好循花径，
伫立俄延读御碑。
如许周颠遗迹在，
访仙何处至今疑。
董必武把他的这首诗拿给了爷爷。
爷爷看了这首诗后，兴致很高，就写了《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