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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许周颠遗迹在，
访仙何处至今疑。
董必武把他的这首诗拿给了爷爷。
爷爷看了这首诗后，兴致很高，就写了《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一诗酬唱：
庐山真面何难识，
扬子江边一岭奇。
公路崎岖开古道，
林园宛转创新陂。
行游险处防盲目，
向导堪称指路碑。
五老峰前庄稼好，
今年跃进不须疑。
这首诗说明当时爷爷的心境是轻松和乐观的。
尽管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爷爷认为形势的主流“是很好的”，况且党中央和毛主席也认识到了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正在进行纠正，许多问题正在解决中。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准备继续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实际工作中的“左”的偏差，会后的形势将会更好。对此，爷爷抱有极大的信心，所以他在诗中说：“今年跃进不须疑。”
7月8日，爷爷对来住地看望他的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时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
7月9日，爷爷在住地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谈话时说：“去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呵！吃大锅饭，我一向就很担心，那么多人的家，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发那么一阵疯，不晓得能出口多少东西！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有的人以为光凭人多，就能把国家建设很快地搞起来，实际上行不通的。”
7月11日，他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时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好，可以节约粮食，还可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就以为消灭私有制好，农民却没得积极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我看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重要的是它耽误了别的事情。”
7月13日，爷爷又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谈话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得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
今天看来，爷爷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发现是多么及时，认识是多么透辟，意见是多么中肯，这与中央当时纠“左”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令爷爷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庐山上的会议风云突变。
风云突变，源自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不料却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写给他的信加上了一个《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目后，印发给与会同志，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爷爷似乎还未察觉到会议的风向变了。
这一天，他还在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坦陈自己的意见：“参加农村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的原则，想回家吃饭的也要允许，对他不要歧视，不要戴帽子。即使食堂都垮了，也并不影响公社的巩固。人们不向公社要吃要穿，公社反而会巩固起来。去年如果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民就皆大欢喜了。至少肉、蛋、鸡会有得吃。”
爷爷胸怀坦荡，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这次的庐山会议上，他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谈对形势、成就和缺点错误的看法。
这之后的两天，爷爷在小组会上还在说：“去年的缺点是刮了‘共产风’，不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只有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多劳多得，农民才能有生产积极性；我要再次强调帮助农民建立家务的重要性。个人也要有经济核算，这样日子就好过了，生产、生
活也就能安排好了。”
7月23日，爷爷接到通知，去出席全体会议。
一到会场，爷爷就感到会议气氛很严峻。
他听毛泽东说到：“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
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话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要进行批判。
毛泽东又讲到：“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不是讲跳舞有四个阶段吗？”
讲到这里，毛泽东突然转过脸来对爷爷说：
“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
战国时代辞赋家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写了一个夸耀自己完美无瑕、攻击别人则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人，毛泽东借用来反驳对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很显然，毛泽东这也是在批评爷爷。在小组会上，爷爷曾说过“食堂全垮了也没关系”这样的话，引起了他的反感。
然而，爷爷仍不顾毛泽东对他的“提醒”。当天下午，在第一小组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仍坦陈对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的看法。他说：
“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关于手工业问题，去年很多合作社升级变为国营。一升级，他就不计盈亏了，什么都要国家包起来，这怎么行？商业去年也下放了不少，不搞经济核算，结果亏欠很多。我看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都要承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这些问题都要摆清楚，以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说着说着，爷爷发现人们的注意力已不在总结教训，而是开始围绕彭德怀的信大加讨伐。
会议已从纠“左”转向反右。
7月25日，鉴于当时的形势，爷爷在第四小组会上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时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前半句是爷爷真实的思想，后半句则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违心说的。
爷爷又说：“彭总在生活方面很注意节约，艰苦卓绝，没人比得上。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也是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爷爷这一次的发言，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因为不想说的话他要说，想说的话他不能多说。尽管他知道会上需要的是批判彭德怀的话，他还是说了几句肯定彭德怀的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与彭德怀是三十来年生死与共的战友，相知很深，更重要的是，他要宣扬彭德怀的优点，维护他应有的自信和自尊。
7月31日到8月1日，连续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爷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参加。会议每次开六七个小时，主要是揭发和批评彭德怀。平时怕风、怕光、怕水，躲在毛家湾1号的林彪，此时却像援兵一样于7月29日上山，成了“批彭”的急先锋。他大骂彭德怀是野心家，青年时曾起名“彭得华”，就想得中国。他大喊：“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爷爷第一天没有发言。
第二天，他第一个发言。
由于他态度温和，言词没有火药味，所以还没等他讲完，毛泽东就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
显然，这是对爷爷的发言没有“击中要害”而不满。
见毛泽东这么一说，爷爷便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他没有再说一句话。
爷爷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会议竟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反“左”走向了反右！爷爷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的人，更不是那种会用艺术语言开脱自己的人。他知道他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正如他不能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一样。会议后期，他基本保持缄默，用无言表达他满腹的不同意见。
8月2日，庐山会议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变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毛泽东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8月16日，会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在表决投票时，爷爷弯曲着胳膊，手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似乎表明他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举的手，这动作没有逃过洞察秋毫的毛泽东的眼睛。
散会后，毛泽东在散步时遇到爷爷，说：“你啊老总，举手举了半票。”
爷爷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
爷爷那时的心情不好，吃饭时，他看见有人往阴沟里丢食物，气得够呛，就把管伙食的人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规定大家不能吃超标准。似乎这样宣泄一通，他的心里才好受一
点。
还有一天，午饭时，警卫员向爷爷报告：“董老夫人何连芝同志上午曾来看望康大姐，大姐不在；又问到总司令，我说您在楼上办公，她就回去了。”
爷爷听了，又有点发火，说：
“你这个同志啊，怎么能这样子待客呢？周公离现在几千年了，他是周成王的叔父，又是宰相，很谦虚。周公有时在洗一次头发当中，不得不三次握着头发立即接见来访的人；有时在吃一顿饭当中，不得不三次吐掉口里的食物，立即接见来访的人，这叫‘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古人都讲谦虚，不搞官僚主义，你不让客人见我，就给打发走了，这样做，多不好啊！”
8月18日，爷爷带着莫名的惆怅把我带下了庐山。
令爷爷没能想的是，北京等待他的是更大的厄运……
林彪放肆诽谤爷爷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席台右起：爷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1959年8月22日，爷爷回到北京，顾不上休息，立即赶到京西宾馆，出席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从8月18日开始，到9月12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有全军选派的师以上党员干部1061人，列席会议的有508人。如此规模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少见的。
会议议题是继续揭发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军事俱乐部”的“反党罪行”。彭德怀曾经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回忆了他参加这次大会的情况。其中写到：
所谓“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