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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伴随母亲劳动，劳动伴随着他成长。尽管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劳动，或者说，那时他做的不算什么劳动，但对他劳动观念的养成，有潜移默化的效果。七八岁以后，他便有了更多的劳动机会。母亲还给他和哥哥都规定了数额，早起必须拾一箩头粪回来。
永安村前有一条车马人行大道，离徐向前家有1里多远，他们兄弟俩多是在这条大道上拾粪。别人家的大小孩子也要到这条大道上去拾，谁起来得早，就能多拾一些，谁起得晚，就可能空着箩头回家。徐向前要完成母亲定的数额就得早起床，要得到母亲的赞扬还得走在哥哥的前面。他有时起得早，不等哥醒来，就背上箩头走了。
有一次，哥哥起来晚了，没有拾到粪，怕母亲责罚，就央求徐向前把粪分给他一半。徐向前不干，他反对欺骗母亲。哥俩吵了一阵，哥哥自知理亏，只好到母亲面前去认错。
北方冬天的五更时分是最冷的，人们管它叫“鬼龇牙的时辰”。有时徐向前拾粪回来，脚冻麻木了，手冻僵了。母亲很心疼，帮他脱鞋，让他上热炕暖和，还用手暖他的冻得发紫的小手，可是从来不说不让孩子去拾粪的话。
徐向前到成年后才体会到，母亲这样做，也是一种对孩子的爱，而且是真正的爱。这对他的坚强性格的形成，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到了夏天，徐向前就去割草，挖野菜，采榆、杏、桑、槐、杨、柳叶。受生活的逼迫，他小时候吃过许多种野菜和树叶。这对他后来从事千难万苦的革命事业倒很有好处。战争年代，长征途中，他这些生活经验帮他度过了许多难关。长征时，红四方面军曾三过草地，粮食极度缺乏，他带头采野菜充饥。他不仅认识什么样的野菜可以吃，而且知道什么样的野菜怎样做才好吃。为了不忘记自己的出身，为了使自己经常忆起最初的革命年代，直到他当了元帅之后，还经常吃些粗粮和野菜，有时还自己亲手去采摘。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社会交流极不发达。在城里，吃、穿、用主要是用货币去交换，而在徐向前生长的山村里，吃、穿、用主要靠自家生产，买卖货物很少见。家家户户，年年岁岁，都要自己想方设法地种地、织布、编织各种器皿、家具、帘席。
徐向前生活在这样的“小社会”中，必须努力去适应这个环境。要会做各种家务事，会做力所能及的农活，还要学会各种编织手艺。他学会了编挖野菜和挑土拾粪用的箩头、篮子，捞米饭用的笊篱等一些编织手艺。在他当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家里还用着他编的笊篱。这笊篱往往引起母亲对他的思念，有时手里拿着笊篱，眼泪就流了下来。
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
父亲看儿子，总是把眼光放在年龄的前面，给设计一条路，让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徐向前的祖父曾经给徐向前的父亲设计了一条路：不务农，也不经商，要为官。走这条路的第一步就是读书。为达到目的，在家境逆转的情况下，仍咬牙坚持供儿子读书。但是，读书，为官，是一条艰难的路，忍辱、奋斗，结果没能走通。徐向前父亲的学业没有成就，祖父却先逝去了。
这些比徐向前出生还早几十年的事，他只能从老一辈的片言只语中有所了解。不过，父亲后来的境遇，他倒知道一些。
“我父亲是个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2、3页。）这是徐向前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徐向前的父亲徐慰淮，生于1857年。因家境艰难，从小在外祖母家就学。他父亲去世时，他只有13岁。为了前程，祖母继续供父亲读书。近20岁时，通过了清朝科举制度的最低一级，获得了能在县学、府学读书的生员学位。一般称秀才。生员有应乡试的资格，乡试合格称举人。可是由于家境不济，他一直没有通过乡试，到老还是个“穷秀才”。
秀才，在村里还有一定的声望。他学字“次江”，号“遇丰年”。次江这个学名很少有人称呼，“遇丰年”，倒是村里人经常叫的。村里有大小事情，如打架斗殴难解、家庭纠纷不平时，都愿意找遇丰年评说；有分门立户、割地买房的事，也要找他作中证。全村人信任他，不完全是因为他有一点学问，主要是因为他热心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村里设立学堂，他到处奔走去请先生，学堂的房子坏了，他也率先出力维修。
父亲的行为，是家风的体现，给徐向前以很大影响。他模仿着父亲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不阿强凌弱，不媚富欺贫。但是，徐向前也不是对父亲所有的行为都效法的。父亲在外对人很友善，在家尽管与母亲感情很好，但放不下男人对女人的威严。徐向前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维护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徐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由母亲安排，但家庭经济的掌握和支配权是在父亲手里，母亲手中很少存过一文钱。徐向前对此颇不平。他当了小学教师之后，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水，都要如数交给父亲，不能给母亲。父亲要求他这样做。可他看到母亲手里年年不进一文，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回，他领到薪水，偷偷地交给了母亲3块钱，只交给父亲17块。 父亲问他怎么剩17块，他只好说，一个同事成亲，那3块送礼了。
3块白洋，打动了母亲的心。母亲接过钱，泪水欲滴。据说这3块白洋，在他母亲手里保存了好几年，终因生活的需要，又交给父亲派了用场。这是五台女性，也是中国女性的美德。男人能干，女人能省，是立门治家之要。当地有这样一首民谣：“男人是扒扒，女人是匣匣，不怕扒扒没齿子，就怕匣匣没底子。”
徐向前的父亲为人正直，能感动村里人，却不能感动“上帝”。家境越来越破落。由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再考举人，放弃了仕途，顺应历史安排的路走进教书匠的行列。父亲当先生，儿子却没有条件做他的学生。他教书不在本村，除在东冶镇做过几年先生外，多到“口外”去，不能把徐向前带在身边。因为在本村或附近，工钱都很低，难以维持7口之家的生计。“口外”，是五台人谋生的一个去处，也有叫“西口”的。他去的“口外”，就是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和凉城一带。到这些地方去，在有钱人家里做私塾先生，一年的工钱是1个银元宝，约合50两白银。工钱是一年付给一次，他也就一年回家一次。每逢年关，他都要向塾主告假，带钱回家，安排家里一年的生活，与家人过个团圆年。然后再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有一年腊月，父亲照例告了假，借了一头毛驴搭脚儿，怀揣那个元宝回家。谁料想，路上遇到“棒子队”，抢走了毛驴，也把那个一年心血换来的元宝抢走了。落个两手空空，命还差点儿搭上。一家人指望他回来安排年事。可他一到家，不仅没给家里人带来欢乐，反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徐向前的父亲，虽然没有像爷爷那样给徐向前设计一条路，但总还是有所追求、有所向往。父亲心里最清楚的是：儿子有了学问才会有前途。徐向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荘农杂志》之类的书。这是旧中国传统的识字课本。写字，从描红摹字入门，临帖抄仿。这不仅是对徐向前，对徐向前的哥哥、妹妹以及后来对徐向前的大女儿松枝，都是这样的。由于父亲的严格教导，给徐向前打了一个基础。入村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不错，先生经常称赞他。徐向前说：我小时候并不聪明，学习不落后，主要是父亲给了我启蒙教育。
徐家的家教是很严格的。徐向前小时候，除了接受父亲的文化教育外，还接受了祖宗立下的训条的教育。他的四世祖兄弟3人，名徐文厚、徐文达、徐文源。徐文源襁褓丧母，全靠两个哥哥抚养，种地的时候把他抱到田里去，有时背着他耕地。徐文源长大之后，对哥哥们的养育之恩，终生不忘，并立下训词，教育子孙效法祖宗，兄弟姐妹之间，相亲相爱，和睦相处。谁不按这训条去做，要遭到老天爷的惩罚。这训词一代一代往下传，从未废止。徐向前的父亲也没敢违背祖宗的遗训，仍用这训条教育他的儿女们。徐向前小时候最先背下来的文字，就是这家训：
“襁褓失母，兄文厚、文达祖负抱而耕。文源祖以报恩，誓其子孙焉：布谷催耕，兄泪盈盈，有弟无母，无母孰哺？负我来耜，抱我弱弟，以适于南亩。苗既硕，弟何小，兄也顾之，劳心草草。弟既长，兄已老，弟也事之，私心未了。滹沱浩浩，潭水一掬，决潭益沱，毋乃不足，曰予世世子孙，惟兄之子孙，是亲是睦，敢或侮之，神其不福。”
第二章 曲折的路
入学、失学
在旧中国，人们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信条，尤其是社会的上层。徐向前家祖辈都有读书人，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子孙能成为识文断字的人。
1911年，徐向前10岁，开始读书。这时，以武昌起义标志开端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全国。在山西，驻太原新军第八十五标（相当于团）中，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第二营，于10月28日夜发动起义，一夜之间起义成功。但政权却落到了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手中。阎锡山出生在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的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里。6岁丧母，由外祖母抚养长大。他先在父亲的钱铺里学商，后又到太原柳巷裕盛店里当小伙计。1902年，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文章，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担任过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八十六标教练官，1910年任标统。太原起义时，他把兵部署在保护抚署（清朝太原官府）的位置上，然后派出两个排去袭击守卫抚署的清军巡防队。他自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窥测局势发展。如八十五标胜了，他有支援起义军的理由；如清政府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了，他也有保护抚署的借口。就靠这狡猾奸诈的手腕，他攫取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关于辛亥革命的事，徐向前有这样一段回忆：“我上学那年冬季的一天，教书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山西的都督是阎锡山，河边村人氏。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赶走了皇帝。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只知道我和一些小同伴都剪掉了头上讨厌的辫子，但不理解它的意义，更不知道这场革命将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6页）
徐向前读的是私塾。不过，这时的私塾，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南北大炕，书桌摆上”了，而是有了专门的学堂。学堂就在他家庙南墙外的一排房子里。那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宣布废除“读经科”而改变识字课本，照旧读那《三字经》、《百家姓》之类。这些书，徐向前上学前就读过，是他父亲教的。到了学堂还读这些书，他照样认真地读。先生很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