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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来到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和谢英北一起，被分配在指挥部当参谋。这时，张发奎虽然还号称“革命”将领，他口头上反对蒋介石，可是，徐向前不知这位“老总”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是默默地观察着，等待着。心中依然不忘党的“交通”给他的那张纸条：“找毛泽东”。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的局势，越来越动荡，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部队、机关都准备应变。月底，徐向前随同张发奎部到了九江。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在南昌领导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徐向前得到南昌暴动的消息，像是在茫茫黑夜，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看到了革命的前程。他还没有决定怎么办，这天半夜里，张发奎突然集合军官讲话。没料到自称要与共产党“合作到底”的张发奎，讲了南昌方面的战势后，公然宣布说：“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张发奎反革命的凶相已经露出来了。他的“左派”外衣，已被这一讲话剥掉了一半。3天以后，张发奎会干出什么事，明眼人都看穿了。
很显然，张发奎这支部队，既不可靠，更不是一个避风港。徐向前回到住处，天还不亮。他进行了冷静的思索，自己是个CP分子，共产党员，必须在3天以内作出选择。要么马上离开。离开，又到哪里去呢？“找毛泽东”，又不知毛泽东在什么地方？到南昌去？一无介绍信，二不知南昌起义军的去向，况且去南昌的铁路已经中断。这时，同事中的一个军官说：“反正你我不是CP分子，管它呢？睡觉，睡觉！”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的严峻关头，怎么能躺下睡觉呢！徐向前拍完了一支烟，开始收拾行装。
“怎么，你要走？”那同事看出徐向前要走，惊奇地问。“你又不是CP分子，到哪去？”
徐向前没有回答。他收拾好行装，等那同事睡着后，一个人悄悄离去，奔向码头。他决定返回武汉，找党，找革命的队伍。
第三天傍晚，徐向前又回到了武汉。
这里曾像广州一样，是革命者心目中的红都，是徐向前走向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出发地。就是在这里，在两湖书院，他默默地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想在这里找到党的机关，找到同志，重新领受任务。然而，从汉口码头一上岸，心里就凉了半截。几个月前的那种革命气氛不见了，江汉关边的革命标语刷掉了，龟山上曾经竖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铁标语塔拆毁了。大街上，听不到革命的歌声，消失了工人纠察队雄壮的步伐。冷落、萧条，全是一副白色恐怖的景象，自“七·一五”汪精卫反革命政变后，革命的红都武汉，成了反革命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人的又一个血的战场。
徐向前在一个小客栈里住下来。客栈老板，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看客人是位军官穿着的人，也不问什么，给开了个单间。徐向前问她一些事，她都摇头不知，只知开店赚钱。
第二天，他找到了那个从前秘密接头的“交通站”。这是一家卖杂货的铺子，门关着，远远看了许久，不见信号，不见一个人出入。显然，这里遭到破坏，人已经转移了。徐向前在门前转了两天，仍是不见有人出入。
夜晚，他在小客栈里沉思了半夜。最后决定到上海去，找党中央！
隔夜一早，他奔向江汉码头，买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随着一批乘客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上海同武汉一样，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徐向前在黄浦江边泰安客栈住下后，就设法找党组织。他准备万一找不到就去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做兵运工作。有一天，他在街上转来转去，忽然碰上了武汉军校的李楚白，真是喜出望外。他讲了离开武汉军校后的经过及来上海的目的。李楚白叫他在旅馆里等着，别到处跑，由他和组织上取得联系。过了两天，“交通”便找来，徐向前这才接上了关系，找到了党。
第四章 从广州到东江
重返羊城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失败了。上海、南京、长沙、武汉，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是革命，还是消沉、逃避？两条路摆在面前。坚定的革命者，四处奔走，找党、找革命的军队；一些意志薄弱的分子，有的妥协，有的叛变。在历史分开红白两章的严峻时刻，徐向前冒着生命危险，从九江到武汉，又从武汉到上海，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党中央。他没有停步，又领受了任务，匆匆从上海登车，和一个姓张的同志结伴同行，于1927年9月底的一个夜晚，秘密到达广州。
晚秋的海港城市，中午依然像是夏天。越秀山绿荫满目，游人正登高赏景。一般的人不会想到，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决斗，就要在广州爆发。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利用汪精卫、张发奎和李济深、黄绍竑武力争夺广东的矛盾，趁广州城兵力空虚，以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为骨干，发动武装起义。从武汉经九江转移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秘密准备起义。广州市的一些工厂和码头工人、海员，也在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下，准备参加武装起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以及著名的共产党员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周文雍、陈郁等人，在广州会合。他们有的从香港转来，有的一直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徐向前奉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派，从上海来广州到工人中进行秘密工作。
珠江岸边，有一座小客栈，住着多是跑买卖的人。大客房是五、六个人的统铺，为了安全起见，党的地下“交通”特意把徐向前和那位姓张的安排在一个单间里。“交通”还一再嘱咐：“外面混乱。张发奎的队伍也来了，你们要少外出。”过了几天，姓张的先被分配走了。“交通”又把徐向前带到一个秘密地点，和一位做工人工作的人住在一起，自己买菜做饭。
徐向前耐着性子，等待党组织分配工作。离开上海来广州的前几个小时，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人才告诉他说：为了挽救革命，党准备在广州发动一次军事行动，要他到广州后培训工人赤卫队。
广州的工人运动基础很好，省港大罢工时，各行各业都有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工人斗争，对徐向前来说是第一次，他不知道工作从何入手。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每天只能从《广州日报》上看到一点消息。一天，报上登出了一条消息：广州各界欢迎张发奎返粤。张发奎在欢迎大会的讲话中，公开说，这次班师回粤，第一是肃清共产党，铲除叶、贺起义军；第二是改善广东的政治；第三是扶植工农。徐向前联想起张发奎一个多月前在九江的半夜训话：“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更看清了这副反革命嘴脸。他终日静坐，回味着这一年多的形势变迁，思虑着革命前程。
广州，是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毛泽东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吸引了许多革命青年。徐向前又想起在黄埔军校时和同学同游广州那欢乐的日子。星期天，他和同学乘军校的船，从黄埔岛沿珠江，开进广州城。下船后，步行登上秀丽的越秀山。他们一路高唱着：“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那时，同学们谈的，想的，是国民革命成功，实行三民主义。那时，谁也不曾想，共产党和国民党会分裂，同志、朋友会变成敌人。
想起从前的事，想到风景优美的越秀山，徐向前在小客栈里坐不住了。他走出店门，来到珠江岸边。路上游人稀少，只见一些军人匆匆忙忙走过。他怕遇上熟人，暴露了自己，在江岸转了一会，又往回返。快到小客栈了，猛然听到一个声音：
“象谦！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啊！”
“唔！”徐向前惊了一下，抬头看去，站在对面的是黄埔第三期的一个学生。他穿着军制服，像个不得志的军官。
徐向前不摸这人的底细，谈话中只说自己离开了军队，如今在经商。那人也不多问，讲了一番个人这几年的遭遇，他们便分手了。徐向前返回小客栈，再也不敢轻易外出。过了两天，“交通”来了，正式通知他：党组织决定，要他到工人赤卫队中秘密开展工作，加紧工人赤卫队的军事训练。接头的地点，是个做秤的工厂。
广州的工人赤卫队，是随着广州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发展起来的。开始有“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剑仔队”，后又发展成赤卫队委员会领导下的11个赤卫队区委会。赤卫队员当中，各行各业的工人都有，五金工人、人力车夫、汽车司机、建筑工人、运输工人、海员、铁匠、店员、面粉工人、印刷工人、火柴工人、修秤工人、制蒲团工人、缝衣工人、铁路工人等等。这些工人赤卫队员，大多数经历过政治斗争的锻炼，革命热情很高，斗争坚决，只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很少。徐向前对于当时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训练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党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说是军事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冲锋……。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可惜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覆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由他当翻译……”（徐向前：《奔向海陆丰》。载《星火燎原》第1辑，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
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又做过正规军参谋、团副的徐向前，来指挥这样一支徒手兵，没刀、没枪，又无训练的场地，只是“纸上谈兵”。谈了半天，有的人还听不懂“巷战”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听着听着打盹了，这使他感到很难办。可是，武装起义迫在眉睫，只有以极大的耐心，把这支工人阶级的队伍组织起来，并尽可能多地教给他们一些军事常识。
为了便于训练和指挥，根据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的指令，按名单把工人赤卫队编为一个联队，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小队，指派党员、积极分子分别担任小队长、中队长和大队长。由于整个联队不便集中活动，徐向前只好首先训练中队长以上的骨干。他住在造秤工厂的工人宿舍里，每天自己买菜、做饭，语言不通，还要学习广东话。幸亏在黄埔军校那一年多，接触过一些广东人，广东方言听懂不少，也能说上几句。
开始工人们不大了解这个“外乡佬”。他热情和耐心地和工人相处，几个夜晚过去，一些工人很快便和他熟悉了。做饭，有人跑来帮忙，吃饭，有人送个菜来。老工人亲切地喊他“阿弟”，年轻的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