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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跑来帮忙，吃饭，有人送个菜来。老工人亲切地喊他“阿弟”，年轻的称他“阿哥”。他成了工人们的知心好友，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打着手势和工人们讲工人阶级的解放，讲反对军阀的统治，讲反对封建势力。……
这时，广州城犹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表面上很平静，商店照常营业，游人每天爬登越秀山。然而，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军队，却正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秘密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分散进行着整编和训练；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分别集结待命。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原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学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重很大。这支部队8月初由武汉出发，南下来到广州。徐向前曾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过队长，在教导团有许多熟人，又知道他们住在四标营，很想去那里看看老同事，只因党内有一条纪律，起义前，个人绝对禁止往来。他只是偶尔到街上买菜，才能碰到几个熟人。老同事见面后，有时打个招呼，有的招呼都不打，便匆匆分手了。警卫团是不久前才编成的，第一营是原四军军部的特务营；第二营是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的；第三营多是招募的新兵，另有一部分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员。徐向前得知有两个团参加起义，信心更大了。
他一心想把自己指挥的联队带好，日夜紧张地忙着。工人赤卫队，毕竟是一支新组成的队伍，许多工人白天还要做工，晚上叫他们参加活动，有的工人家属便吵吵嚷嚷，因此，集合队伍很难。徐向前往往像拜年似的，一家一户地去请。他第一次尝到了在城市里组织队伍的艰难。正是这种处境，锻炼考验着他。
参加广州起义
反革命并不是醉生梦死，他们也进行着扑灭革命的准备，时时在窥测着风云变化。披着“左派”外衣的张发奎，10月占领广州后，拼命扩充势力。开始全力对付在梧州的黄绍竑部，看到广州的形势不稳，就撕破他“左”派的伪装，积极准备镇压广州的革命行动。当他得知广州城内的教导团有“反叛”的迹象时，便调在梧州等地的黄琪翔部返回广州，打算再次解除教导团的武装，扑灭这群“赤子赤孙”。
武装起义的时刻，越来越不容迟缓了。工人赤卫队盼着武器。指挥部来了通知：领武器要等起义之后，先要发动工人自己想办法。有的工人说：“我们工人穷得叮铛响，买不起一把菜刀啊！”
徐向前说：“先找根棍棒！”
工人说：“连一根三尺长的木棍也难找啊！”
徐向前说：“那就先领把铁尺。”
武器，革命多么需要武器！连徐向前这个指挥官，也是两手空空啊！他在《奔向海陆丰》这篇回忆录中，详尽地记述了当时渴望武器和第一次得到两支手枪和几颗手榴弹的情景：
“……眼看行动时间越来越近，但还没有领到武器。大家都非常焦急。
“这时，一个曾经参加过省港罢工的老工人，轻轻敲着桌子，打破沉寂说：‘弟兄们！闹革命不是吃现成饭。领不来武器，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枪！’他的话里充满着英雄气概。
“‘对，这位同志说的对，’党代表挥着拳头说，‘我们工人阶级，从来就靠这两只手。没有枪，拿菜刀、铁尺、棍子！’
“‘我们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工人同志们都磨拳擦掌说。
“大家正在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只眼，一声不响地把篮子放到桌上。党代表猛地站起来，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女同志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大家有了思想准备，没嫌少。只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还能多给点吗？’
“‘没有了’！那位女同志说，‘起义以后要多少有多少。’说完就走了。
“‘有两支枪就不少。’党代表充满信心地说。接着把手榴弹分给几个有经验的工人。大家一面学着使用，一面等着起义的信号。”（徐向前：《奔向海陆丰》。载《星火燎原》第1辑，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
这时，广州城内敌人的兵力虽然不过几千人，但是他们有枪有炮。工人赤卫队约3000人，长短枪总共不过50多支。起义的主力虽然是教导团和警卫团，可是工人赤卫队要直接参战啊！徐向前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他懂得战场上是勇气和兵器的决赛。在兵器远远不如对方的情况下，勇气和智慧就成了决定成败的因素。因此，他抓紧起义前的分分秒秒，对工人赤卫队进行着政治教育和“纸上谈兵”的军事训练。
武装起义的时间，原定在12月12日，突然提前了。徐向前事后才知道，正当他们加紧准备的时候，工人赤卫队设在小北街一家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反动派侦破了，教导团内部的一个反动军官也告了密。正在上海和蒋介石策划反革命阴谋的汪精卫，得知广州要发生事变，连夜派他的老婆陈璧君到广州，向张发奎传话，要他坚决镇压。12月9日，汪精卫又连发三电给陈公博、张发奎、李福林和朱晖日，要他们“认真肃清共党”，“所部凡有怂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决勿稍存宽恕”。12月9日，黄琪翔匆忙从前线返回广州，积极策划武装镇压起义军。同一天，广州市公安局长朱晖日宣布了特别戒严令。
12月10日晚7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小巷的一座楼房里，召开了一部分革命军官和工人赤卫队队长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正式宣布起义的计划：一、起义的时间决定在11日凌晨3时半；二、夜间的普通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为“夺取政权”；三、参加起义的军人、工人赤卫队，一律在颈上系红布条；四、战斗开始，先除掉军队中的反动军官，收缴的枪支要迅速武装工人赤卫队。会上还具体划分了起义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各工人赤卫队联队进攻的目标。总指挥叶挺、总参谋徐光英、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都简短地讲了话。最后，张太雷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徐向前怀着激动的心情，听了传达，领受了任务。他趁戒严之前几乎是一路小跑返回了第六联队集结点。当晚，又向党代表老陈和几个骨干分子传达了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距离行动的时间很近了，徐向前又是一夜没睡觉，和党代表一起精心地筹划着：如何整编队伍，如何分配任务，又令人找来红布，连夜制作红布条。
10日晚，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在一幢房子里集结起来。徐向前利用战斗打响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打着手势，回答工人们提出的问题，讲解几种武器的使用。
12月11日凌晨3时半，沉睡的羊城，被枪声惊醒。这是南昌“八一”起义之后，又一次城市武装起义。教导团按行动计划，分3路出动：东路，第二营由叶挺亲自指挥，乘坐汽车直扑沙河镇、燕塘，解决了步兵团、炮兵团部，又回师黄华路，攻击造币厂和文德路上的敌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北路，教导团的第三营，攻击观音山和省长公署。中路，由徐光英指挥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一个联队，攻击东校场、广九车站和公安局。与此同时，起义军警卫团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首先派人处决了参谋长唐继元和两个反动连长，以第三营主攻，分头攻打驻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司令部和仰忠街第四军军械库。此时，黄埔军校的特务营，在王侃予率领下，处决了几名反动军官，从黄埔岛乘渡船过江，去攻占鱼珠炮台。
埋伏在国民党军政机关附近的各路工人赤卫队，按照预定的攻击目标出动了。徐向前指挥的联队，首先冲进警察局，把睡梦中的一个班，全部缴了械。工人们夺得了武器，高兴地挥枪呼叫，跟随着徐向前，又冲向另外一个指定的进攻目标。
武装起义的枪声，驱散了广州城的黑夜，迎来了新的黎明。座落在观音山下的公安局被攻占后，军事委员会开始在这里办公、发布号令。广州起义军改称工农红军，全部工人赤卫队为第一军；海陆丰农民军为第二军；教导团、警卫团为第三军。叶挺担任工农红军总指挥。
大街小巷，贴出了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和布告。周文雍还亲手书写了“广州苏维埃”5个大字，悬挂在苏维埃政府办公楼门上。楼顶飘扬起斧头、镰刀的红旗。广州工人代表会议准备在渭滨书院召开。
徐向前率领的第六联队，手持工人们缴获来的钢枪，脖子上系着红布条，奔赴“总工会”和“工人联合会”旧址，捉拿工贼，清查文件，没收财物。
蒋介石得悉广州爆发了武装起义，急电广东各派军阀“捐弃前嫌扫平共乱”。张发奎、黄琪翔、朱晖等反动军阀，纠集第五军，开始反扑。张发奎乘坐“宝譬号”军舰，黄琪翔乘坐“江大号”军舰，指挥海军炮击长堤。英国军舰“摩轩号”、“莫丽翁号”和美国军舰“沙克拉号”，都派出了陆战队登岸。日本海军陆战队，以救援博爱医院日侨为借口，也在西堤强行登岸。帝国主义驻广州的领事团紧急开会决定，英军调水兵2000，法军调水兵400，日军调水兵300，共守沙面。
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要把新生的广州苏维埃和工农起义军，扼杀在摇篮里。一场与反革命的殊死决战，在刚刚平息了枪声的广州城内，珠江边上，激烈展开。
教导团的队伍在应战！
警卫团的战士在应战！
各路工人赤卫队，都投入了战斗！
观音山一带，是交战的主要地区。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薛岳部，从江门增援到了广州，在帝国主义的炮舰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向观音山发动进攻。
12月12日中午，徐向前指挥的第六联队，奉命跑步到观音山，增援教导团作战，一部分人配合第二连坚守阵地，一部分人搬运弹药。工人赤卫队人人奋勇，冒着炮火冲杀，迎着飞弹运送弹药。前头的人倒下了，后头的人又跟上去。徐向前正在前边指挥队伍，传来一声呼叫：“党代表负伤快不行了！”
徐向前跑到党代表身边，他已生命垂危，紧紧抓住徐向前的手，喃喃地说：“我不行了，你们继续战斗吧！守……守住阵……地……”说完不一会，闭上了眼睛。这位工人阶级的勇敢战士，徐向前的第一位党代表，年仅25岁，就为新生的苏维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许多年以后，徐向前谈广州起义，写回忆文章，总是不忘这位党代表。“我记不起这位战友的真实姓名了，只记得大家叫他‘老陈’。但是，他那种英雄气概、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却令人永志不忘！”
观音山前继续鏖战。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少了。许多战士牺牲，一些人饥饿难忍，跑走找吃的东西，一去不返。最后，徐向前带领近10个人，坚守到黄昏。多次派出人去联络，都不见上级的命令。天快黑了，徐向前一个人跑到公安局找指挥部。这里已是人去楼空。他等了一会，跑来一个熟人，向他说：“老兄，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指挥部已经下命令撤退了，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