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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津，争夺越来越激烈了。”
我知道他说的这个人就是革命党的最高统领，父亲在他流亡海外的日子里就与之交好了，只是两人很少会面。我说那个人当然是大统领了。王保鹤笑笑，“‘大统领’这个称呼只有你们季府才用的。”我十分挂念兄长徐竟，急着问他近况。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他很快就回半岛了，会待上很长一阵子。你们兄弟俩可以好好聊了。”
“这太好了！我一直盼着他回来。他也该安顿些日子了，这辈子奔波得太苦了……”
“回来以后也许更忙。这座城市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会有一场巨变。我只盼着能少流血……”
王保鹤的声音有些嘶哑。我心里有一个判断没有说出来，即兄长这次归来一定负有重要使命。自从北方支部主盟过世，他就接手了绝大部分事务，如今有可能已经成为主盟。我每想到此就有忍不住的讶异，不知徐竟单薄的身躯该怎样承受这样的沉重。更多的还是忧心，因为每个月都有革命党人被处死的消息传来。我问：“徐竟现在已经是‘主盟’了吧？”王保鹤没有正面回应，只说：“他回来的事切不可张扬。”
接下去我们谈到了新学、教会和医院。我想知道新学与教会学校的分野何在，二者是否殊途同归。王保鹤说究其实质还是不同的，那所学校完全是洋化教育，而我们的新学只是吸纳当今世界新知，仍以国学为本：“这其中尚有‘体’‘用’之别。中华文明只需改良而非革除。一族之未来只在于民众之品质，而非物质之囤积。当务之急是兴学，是开启民智。”
我一直困惑的是，先生既然固守教化的理念，厌恶暴力，为什么又会加入北方支部？或许面对守旧与革新，他最终选择的也只能是后者，只是反对过于峻急而已。
王保鹤关注季府的另一位老友：康永德。我告诉此君在父亲过世后已极少进门，大概只倾心于养生术，所以现在对季府的兴趣早就淡漠了。王保鹤说不然，此人对养生术固然专注，不过更大的心思还是用在别处，“你见过他的儿子康非吗？”我点点头：当年康永德总把儿子领在身边的。王保鹤抬起头：“这个康非已经是驻守西城的协领，手里有了一支新军，是青州方面倚重的人。这个年轻人极残忍，去年在城郊吊死村民的就是他。”
我回忆小时候见过的康非：皮肤白皙，寡言少语，一双眼睛乌亮。想不到转眼之间，这个来往于季府的少年已成为可怕的鹰犬。我说：“他们父子都见过徐竟小时候。”王保鹤点头：“你兄弟的安危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啊。这事千万不可轻心……”
王保鹤离开后，我心里更多的还是欣悦。一想到不久即能与兄长在一起就有忍不住的兴奋，料定他会为季府死寂的日子、为我匆忙紊乱的心绪增添许多安定和快乐。只有一个担心、一个令自己战栗的猜度，没有对王保鹤说破：徐竞这次归来或许就为了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这座城市之前已有过零星战事，如兵营哗变之类。一些令人心悸的消息传来传去，似乎早就预示了一场不可躲避的风暴，而兄长的出现必定与此有关。
2
原以为徐竞很快就会出现在季府，可拖了许久还是不见人影。长期以来他一直与那个大统领在一起，作为那个人的紧密追随者，自东瀛发起同盟会至今，把全部精力与时间都贡献在那个遥无尽头的事业上。父亲生前对他们既钦佩又惶惑，评价他和他的朋友只用两个字来概括：“起义”。父亲晚年甚至有些迷茫，对王保鹤说：“我有一个伟大的‘起义’朋友，他领走了我的儿子。”我至今记得他说这话时脸上是疑虑和痛惜的表情。
徐竟迟迟没有归来。我自王保鹤传递消息的那一刻起就在等待，以至于无心做任何事情，甚至停止了与朱兰的缠绵。我白天叮嘱管家打扫整理一处安静宜居同时又不太引人注意的房间，并细细计划与此有关的诸多环节。晚上我长时间站在顶楼看着满城灯火，似乎日夜盼望的那个人随时都会从这点点灯火中踱出。朱兰住在了楼下，那是二十多天前启用的房间，宽敞静谧，洋溢着沁人心脾的香气。这一段她几乎不再独自安眠了，在长时间的耳鬓厮磨中开始妥协，似乎默认了这样一种理念：我所专注的修持已经来到一个最为紧要的关口，或失败或成功，一切全赖于她。
“我以为老爷是不会成功的，起码这样不会。”朱兰的神气有些无奈。我问为什么，“因为太用力了。”我没有回应，心口被撞得生疼。是的，她说出了整个事情的症结所在。可我没有任何办法稍稍改变什么，因为自己是这样地沉迷于她。这当然谈不上从容自如的“平常心”，而简直就是一场接一场的燃烧。我们每一次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在明天，渐渐成了一个遥远的许诺。我们都眼巴巴地等着这场爱火的熄灭，可一天又一天挨下去，一切不仅没有完结的征兆，而是变得更加炽烈了。
不过在等待兄长的日子里，事情好像发生了一点点变化：我有几次竟然耽搁了下楼，只在自己的屋子里阅读或徘徊，有时和衣而卧，一直到半上午才醒来。我还有许多时间和管家在一起，没完没了地商量一些具体事项。我即便不提到兄长的名字，脑海里也尽是与他有关的事情。我和朱兰在一起的时间少了，有时还会匆匆分开：突然想到了兄长，于是就坐在那儿发怔，然后慢慢穿好衣服。朱兰却因此而高兴起来，为我准备夜宵，一边摆着碗碟一边说：“瞧瞧吧，我们总算能安安静静待一会儿，好好说说话了。”我无声地喝粥，心里希望这会是一个理想的开端。
一切准备妥当，只等兄长驾到，肖耘雨却从王保鹤那儿带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徐竟从南方径直去了关外，还要去北京和天津。那些地方统属北方支部管辖，他去那里肯定是处理一些紧急事务。管家同时还说要将一笔很大的款项交到某个人的手里，我听了吃惊不小：那人是海防营的副总兵。他说：“这儿有大统领的亲笔信，不会错的。里面的事情一两句说不清楚。”
那笔款项付出了，兄长归来的日子仍遥遥无期。我悬起的一颗心往下落，又按往日的节拍一下下搏动。照旧服用丹丸，静坐不再耽搁。“目色”与“遥思”诸法严格坚持，一直维护了沉静的松弛和潜伏的心志，不敢让这些稍有闪失。我想独处一室，默默化解身心煎磨之苦，想回到最好的起始之地，循那个路径往下行进。那个沉默无语的背影、低垂的马尾巴辫，一闭眼就近在咫尺。他说得太对了，“革命”和“养生”互不相容。我想的是兄长在这段时间引起的颠簸，还有王保鹤先生的加速苍老。在养生方面大概很少有谁像王保鹤那样备受季府主人的呵护，父亲总是按时馈赠丹丸。先生可以与“独药师”长时间面对面地切磋。我现在终于知道：一切丹丸对革命党人都是无效的。
半夜，身体的潮汐开始缓缓升起，下颌那儿又开始阵阵酸胀。这种感觉已经久违了。我站在窗前遥望一天繁星，双目微眯。可是热辣辣的火焰自下而上地烧灼，让人难以自持。我听着夜露从桐树上垂落，发出啪嗒声，终于不再耽搁，急急地离开了屋子。
我在朱兰门前站了一会儿。屋外传来了最后一批秋虫的呜叫。我闭上了眼睛，先是轻轻地，然后是急促地敲起门来。
3
徐竟一直到落叶成泥的日子都没有出现，也无任何音讯。冬天来到了，半岛出现了罕见的大雪，接着是逼人的严寒。城区因饥寒倒毙的人越来越多，官府几乎没有伸出援手。教会组织一些人施救，那个西医院也派人收容垂危者。我与管家从速召集季府的人，分别从药局、酿酒公司和其他地方调集人手，除了分发食物，还让药局直接熬制大量汤剂救治。这个寒冬对于季府而言不啻于一场战事，因为所能调度的人力物力几乎全部出动，几个管事的人已经熬得两眼血红。这种危局一直延续到两月之后，随着风向改变天气转缓才告解除。
记忆中这是个前所未见的恐怖之冬，事后才知道天象预兆了世道，它们原来真的相连一体。春天时有寒流，当海上连绵十里的冰矾一点点化掉时，北部海湾就出现了一艘大吨位战舰，它先是泊在城外远海，白天是不太清晰的影子，夜间则变成令人瞩目的一簇灯火。接着传来消息，说那艘战舰是从上海开过来的，到底属于官府或革命党还不甚明了。但是海防营的戒备已明显加强，城区常有马队深夜驰过。这说明防务吃紧，那艘船的出现绝非偶然。
这天早上我伏在窗前，一眼看到了刚刚开放的桐花。浓浓的香味扑过来，我把窗户全部打开。正想回头招呼朱兰上来看花，突然正北方传来了轰轰两声，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一阵连续的炸响就开始了。楼下是刚刚跑出来的人，他们都被惊呆了。从声音上判断那是海防营的方向。枪炮声交集起来，大约持续了五六分钟才变得稀疏。管家和朱兰一块儿上楼，管家声音有些激动，连连说：“开炮了，开炮了。”
原来是那艘战舰向海防营开火了。守备军的船要小得多，不敢出海迎战，只动用岸上火炮回击，射程不够。事到如今事情才明朗：那艘大船属于南方革命党，它泊在近海就为了寻找一个动手的时机。不过如果它要一举摧毁这个要塞，还是不能令人信服。我问肖耘雨：“难道起义开始了？”他摇摇头，说大概不是。我甚至在想那艘战舰上是否就有兄长徐竟，胸口有点火烫烫的。我在心里祷告他能一切顺利，但似乎并不希望那场规模空前的起义就这样草草开始。
以那个炮击的早晨为开端，城区内的各种传言与零星响起的枪声就搅在了一起，前后持续了一个星期。这期间偶有密集的枪炮声，最后还是渐渐淡弱下来。海上的战舰已经离开，就像它的出现一样突兀。正在我脑海里一片迷茫的时候，许久不见的王保鹤又出现了。他拉我回到内室，关门闭户，满脸喜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登州光复了！”我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啊，这是真的？什么时候？”登州是市区西边五十里外的重镇，是旧时设立都督府的地方，如今还驻有海防营的一支水师，是海防要塞。
王保鹤从头说来，整个事情终于眉目清晰起来。原来那艘战舰的出现意不在此，而只为了吸引敌人的兵力。青州旗城东部驻防的精锐也部署到城区以北沿海，初判为一场主攻大战即将开始。战舰开火的那个早晨也确有一支队伍在衙门附近扔过炸弹，但很快撤离了。城区四周交火不多，大致是巡防兵士控制了街区，有惊无险。与此同时革命党的队伍却在往西悄悄集结，经过三天三夜的周备布置之后一举发攻，只用半天时间即突破防区，将守军压至方圆五十步的水师内城。内城青石叠垒，背倚悬崖，易守难攻，双方很是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守军对攻城的革命党人提出谈判，这边遂入内城三个代表。他们对守军头目晓以大义，指出目前大势：东部海防营自顾不暇，且有起义新军奔赴登州。守军头目面面相觑，主意无定。正这时，其中的一个协领在混乱中发出暗号，随即有十几个兵士冲进来。三个人临危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