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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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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陈云于1933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陈云以为,这是一种“左”的错误,他写道:“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的,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
  1933年6月,陈云来到福建省长汀县城,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
  陈云还在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8期上,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和《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两篇文章,对江西苏区的工会工作谈了自己的意见。
  就在陈云到达江西“苏区”不久,那里形势日益严峻。1933年10月,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对江西“苏区”发动强大的第五次“围剿”。在中共党内,博古掌握大权,加紧排斥毛泽东。邓小平这时受到点名批判,即所谓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从此,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这位实行“左倾”军事路线的“洋高参”。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会议的基调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毛泽东。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
  陈云还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王明、张国焘。
  此外,据钱听涛《他们,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转折——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员考析》(原载《上海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文献,项英是否进入了常委,尚待考证。
  关于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一事,陈云本人曾持否定的态度。
  陈云在1982年12月28日所写《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中说:
  (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
  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记、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
  但是,在陈云去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讣告》中却写明: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为什么《讣告》所述与陈云所忆不一致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先生曾作了如下考证:
  经中央档案馆李云龙查阅了许多文件、电报和会议记录,发现:六届五中全会时开始正式成立书记处。当时一切组织问题是请共产国际决定的,因此五中全会召开前曾拟出政治局、书记处名单,向共产国际请示。今有1943年9月7日、11月21日张闻天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为证,还存有1933年12月5日博古发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及1933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对此电的复电,均提到成立书记处。这是可靠的原始档案。至于陈云所以会产生以上回忆,我认为是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重大问题并未召开书记处(常委会)会议讨论,特别是在博古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如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样重大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就未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政治局成员、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却在1933年9月到达瑞金后就取得了中央军事指挥上的决定权。所以陈云记忆中未有书记处(常委会)。五中全会成立的书记处,其职权相当于过去的常委会,而且两种名称常常混用。
  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表明他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据1934年2月12日《红色中华》报道:
  2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周月林等17人组成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后之最高政权机关,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934年夏,陈云负责中央苏区的军需工作。
  刘英回忆长征中的陈云
  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结束之后,江西苏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队对江西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屡屡得手,包围圈越缩越小。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央红军悄然开始向西突围,当时叫做“西征”。后来,这“西征”竟然“征”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长征”。
  1934年10月20日夜,陈云率陈伯钧领导的中央红军后卫部队5军团13师,从江西于都河石尾渡口出发,渡河西进,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陈云担任第5军团中央代表(后来改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第5军团为后卫军团,共1。2万多人,军团长为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由于是后卫军团,所以成了最后一支开拔的长征部队。
  在长征中,第5军团断后,而蒋介石部队紧紧尾追,所以第5军团格外艰辛。
  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曾在陈云手下工作,陈云跟她同庚。长征途中,陈云还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刘英、贾拓夫、蔡畅等都在这个部。
  刘英向笔者讲述了长征中的陈云。刘英的客厅里,挂着陈云所书条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陈云借用鲁迅的诗句,“书赠”刘英的。
  刘英告诉笔者,地方工作部是做群众工作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长征途中,红军每打下一座城市,地方工作部都要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城市做群众工作。
  刘英说,陈云全身心投入工作,办事很细心,经常是先开会布置,然后又严格地进行检查。陈云平时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也很朴素。他喜欢听评弹,可是在长征途中,哪有评弹可听?
  刘英记得,在过金沙江的时候,岸边挤了许多部队,都想早点过河,秩序有点乱。这时,陈云担任总指挥,有条不紊地指挥过河。他很沉着、冷静,大家都佩服他,听他指挥。
  那是在1935年5月中旬,中央红军在云南禄劝县西北的皎平渡口北渡金沙江。
  为了指挥渡江,专门成立了渡江司令部,由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陈云自己也曾这么回忆:
  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表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红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民党军所可及。即如红军中军团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
  1992年4月9日,陈云为那里渡口所建的“红军渡江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在渡过金沙江之后,1935年5月下旬,红军飞渡四川省泸定县内的铁索桥……
  刘英说,陈云办事有条有理,讲话也是如此。他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学徒,很早就跟书打交道,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陈云看书不是东翻西翻,而是一本一本地钻研。他很稳重,肯学习,本来不懂经济,后来,很仔细钻研经济理论,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
  刘英说,那时对毛泽东习惯于称“主席”,朱德称“朱老总”,对刘少奇、陈云则称“少奇同志”“陈云同志”,而对邓小平则直呼“小平”。
 



第7章 进入红区(2)


  假托军医之口述长征
  除了刘英向笔者回忆长征中的陈云外,笔者还见到陈云化名“廉臣”所写的关于长征的颇为风趣的小册子。
  说实在的,当时,在我准备写陈云传记之后,才比较仔细地读了陈云的着作。
  他的着作大部分是关于经济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全是政治论文的严肃笔调。这些文章和陈云在屏幕上出现时的严肃面孔仿佛是一致的。
  陈云总是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印象,就连他的老秘书萧光华也对笔者说:“我们在为首长编《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时,特地挑选了一帧他大笑的照片,以改变往常人们对他过于严肃的印象。”
  直至得知“廉臣”是陈云的笔名,我这才明白,原来陈云还写过如此风趣、生动、活泼的文章……
  我是喜欢看“闲书”的人,在好多年前便读过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那是一篇富有趣味的文章,所以我读过之后,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文章居然出自陈云笔下。
  《随军西行见闻录》写于1935年,翌年3月在法国巴黎中共主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同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全民月刊》首次发表时,注明“廿四年八月于沪滨”,意即1935年8月写于上海。
  不久,此书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行,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明月出版社出版时,把书名改为《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出版时,书名用《长征两面写》,除收入“廉臣”的文章之外,还收入美国着名记者斯诺《两万五千里长征》一文。
  陈云正是为了便于此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行,所以不仅署了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廉臣”,而且用“假托”的笔法来写。这可能由于陈云从小受到评弹的熏陶,所以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修养。
  据称,这位“廉臣”先生是一位国民党部队的军医,“服务于南京军者4年,前年随南京军59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被俘于红军。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赤色区域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赤军卫生部,赤军卫生部长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59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60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红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赤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
  在编造了这么一大套假托之词后,陈云便描述他以“军医”身份,如何为“朱、毛”——朱德、毛泽东——治病。
  “廉臣”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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