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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臣”写道：
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我第一次为毛泽东与朱德诊病时，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红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廉臣”还写道：
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
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
赤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
我觉得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
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
陈云十分生动地描述了红军长征过老山界时的情景：
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
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
一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25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我们爬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12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也兴奋了。时间已经下午4时了，但是80里路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陈云还这么细腻地描述了红军渡金沙江的情景：
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但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之沙，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下，因此我等莫不叹金沙江风威之大。但半小时后，风停雨止，且见太阳。询问居民，始知金沙江边之风雨每吹不过半小时，过后就晴。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金沙江如此水急，因此不能通船只，自宜宾以至泸州，才通木船，泸州以下则通轮船。但金沙江之渡船在东川、巧家以下则船只较多。巧家以上每渡口最多10余只。龙街以上则只通皮船。船以兽皮制造，每船只渡一人。上游之所以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礁石极多，木船易破。
赤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6只木船，大者可渡30人，小者可渡11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须专人在船舱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赤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故除日间渡河而外，夜间则于江之两岸，燃烧木材，火光照耀江面，终夜渡河。
赤军之渡过金沙江而仅凭此6只破烂之船，国人未目睹此或不信之。但事实赤军确仅仅靠这6只破船以渡江。当然赤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之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所以掉队落班者亦极少。但另一个原因，则因赤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
试想，如无较好的组织，则在渡河时，人马拥挤，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只有损失，即将延长渡河时间矣。故赤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
陈云假托“廉臣”这么个“小百姓”的眼光，记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红军长征。由于陈云是长征的亲历者，他又善于抓住种种细节，所以写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极具可读性。可以说，这是一本比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的书，1936年7月当斯诺到陕北采访时，陈云此书已在巴黎和莫斯科公开出版了。
果真如同陈云所料，这本以“小百姓”身份写的书走俏于当时的国统区……
我由此注意起陈云的种种笔名和化名。
第8章 进入红区（3）
陈云此名，是他的本名。前已述及，因他从小过继给舅舅，而舅舅姓廖，所以改叫“廖陈云”，又写作“廖程云”。
1929年，陈云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期间，用“廖仲仁”为化名，党内简称为“廖”，这便源于舅姓。
此后，1935年，当陈云到了苏联之后，曾用笔名“廉臣”。
1936年12月，陈云受共产国际特派，准备前往新疆时，化名“施平”。
1937年4月，陈云从苏联回国后，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化名“史平”。
显然，这“史平”是“施平”的谐音。他曾以“史平”为笔名，发表过散文《一个深晚》。
此外，陈云还用过许多化名，诸如“陈明”、“成云”、“金生”、“廖陈氏”，等等，总共十几个。
陈云手稿弄清遵义会议之谜
长征途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史称“遵义会议”。
红军占领遵义期间，刘伯承任遵义警备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陈云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述遵义的情景：
我以驻军有暇，曾步游遵义全城。遵义地处黔北要冲，有汽车路北通川边之松坎场。自遵义向南，越乌江而直达贵阳。遵义为黔省通川重庆之要埠，因地处川边，故风俗习惯及商业情形，均与川省有密切关系。遵义城有新旧两城，新城为商业集中之区，旧城为官署与住宅区域。两城之间有小河，中贯以石桥。城中官署庙宇，当时悉被赤军驻满。据闻黔军柏辉章师长之公馆（在旧城）驻有赤军总司令部，毛泽东、朱德即驻于此。遵义全城有男女中学校五六所，赤军对于学校机关不驻兵，以示维护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课。惟赤军对于青年学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组织抗日救国会及赤军之友社，等等。
所以赤军进城之第一日即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执旗上街演讲，为赤军演说。当我步至县立三中时，见操场上有该校学生之篮球队与赤军篮球队正在比赛。赤军球艺甚精，因平日提倡体育甚力。赤军想尽方法鼓动青年学子，由此亦可见赤军对于青年学子之注意焉。
尤有一事可记者，当赤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叫李小侠者，年约20，同情赤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
当赤军退出遵义时，李小侠亦随赤军而去。
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遵义城酒肆中颇饶川菜滋味，我亦同二三人去过一次，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均饶川味，且价极廉。
陈云提及的中学生李小侠，笔者曾于1991年5月26日在遵义采访她，当时她已是一白发苍苍的老妪了……
随着毛泽东的影响日益扩大、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对于长征途中所召开的遵义会议的研究也就日益深入。然而，由于在档案中没有找到遵义会议的记录，关于遵义会议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例如，遵义会议究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出席者有谁……
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的发现，一下子解决了许多历史难题，引起广泛注意。
这份手稿，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从苏联运回的一批中共档案中的一件。手稿用蓝墨水直行书写，标题便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共8页4000余字。一看内容，便可知是当年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其中记载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而前所未闻的史实。
可是，这份手稿显得不完整，首页上标明（乙），显然还有（甲）。（甲）是什么？不得而知。再则，这份手稿是谁写的，没有署名，也不得而知。因此，这份手稿在未得到正式确认之前，无法公开发表。
笔者在查阅有关档案时，只在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档案部的一份公函中，见到引用过这份手稿中部分内容，注明那是“一件未署名的文件”。
那份公函表明，早在1959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档案部已经注意到这份未署名的手稿。
岁月飞逝，1985年1月，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为了使遵义会议研究深入一步，确定这份手稿的“身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于是，中共中央档案馆派人把手稿送到遵义会议出席者手中辨认，以弄清是谁写的。
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而且当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过，此次辨认手稿时，他正在杭州。所以，当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之后，这份手稿被送往杭州。
笔者访问了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
朱佳木回忆道：
“我收到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说：‘这是我写的！’
“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