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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说：‘这是我写的！’
“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是陈云同志写的字。
“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时写的传达提纲……”
这下子，手稿的来历查清了：又是出自陈云笔下！
这份手稿，是在遵义会议后，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提纲。这份手稿，成了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经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写成的，因此写作时间应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之内。
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这样，这份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的手稿，署名陈云，先在《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上发表，接着，在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1985年1月17日——又全文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
陈云手稿的发表，一下子澄清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争执不休的疑案……
陈云手稿指出：
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由于从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已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经过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查明了。
陈云手稿指出：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3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5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这一段话，给历史学家们帮了大忙。历史学家们把那些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确定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名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即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即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陈云提及的“林、聂、彭、杨”，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再加上陈云提及的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李富春），“刘参谋长”（刘伯承）。
此外，再加上李德和翻译伍修权，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总共20位出席者。
陈云手稿如实地记录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出：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a，也就是李德；博，即博古；周，是周恩来。长征时，他们三人组成“三人团”，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陈云在会上和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起支持毛泽东，批判博古、李德。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原为政治局委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陈云曾经回忆说，他是在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才认识毛泽东的，最初对毛泽东并不了解。到了遵义会议时，陈云对毛泽东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陈云称毛泽东“非但聪敏，且有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正因为这样，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
第9章 四处奔波（1）
在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了陈云的踪影。有人说，陈云失踪了。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毛泽东委以重任
在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了陈云的踪影。
有人说，陈云失踪了。
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严重破坏。
当博古、张闻天、陈云在1933年1月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在上海成立了以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为领导人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但是，由于卢福坦不久被捕、叛变，康生则于1933年6月赴苏联，而李竹声后来又于1936年6月26日晚在上海马立斯新村被捕，不久叛变。中共上海中央局只得改由盛忠亮任书记。
此后，中共上海中央局又几次遭到破坏，到了1935年夏，几乎停止了工作。
李维汉曾回忆道：
有一次，我路过博古、洛甫（笔者注：即张闻天）的房间，无意中听到博古对洛甫说：“上海完了。”（原注：指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完了）我猛听到这句话非常吃惊。
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到上海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原本中共上海局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由于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由于这一联系中断，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所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先未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而这一会议又事关重大，改换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改变了党的路线。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属共产国际领导，按照组织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中国支部，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急于派人向共产国际汇报。
显然，这样的汇报必须通过上海，因为上海有共产国际派驻的秘密代表……
最初，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前往上海。
那是在1935年2月28日，就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潘汉年重入遵义，在街头忽然接到通知，说是洛甫有要事找他。洛甫也就是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潘汉年赶紧到张闻天那里，才知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去寻找上海地下党，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跟19路军谈判，跟粤军陈济棠谈判，点将都点到他头上。他灵活机智，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
潘汉年出发前，张闻天找他谈话，对他说：“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共产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情况。”
潘汉年后来曾对李一氓说起自己前往白区的经过：
贵州一带，那时盛产鸦片。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便以“双枪兵”而闻名。所谓“双枪”，除了一支步枪，还有一支“烟枪”。于是，潘汉年便先让红军抓了个鸦片贩子，跟他关在一起。然后，他“救”那鸦片贩子，一起逃出监狱。他化名“杨涛”，混在一群鸦片贩子之中，到达贵州省会贵阳……
又据李维汉回忆，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时，一位名叫林青的当地人前来找他，经过谈话，知道对方是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员。由此，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跟贵州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了联系。李维汉让潘汉年到了贵阳后，找到中共贵州工委委员秦天真。秦天真又指派中共地下党员蓝云臧，护送潘汉年由贵阳经广西到达香港，再由香港来到上海……
不过，潘汉年不是遵义会议的代表，他并不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要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中共中央显然需要派出比潘汉年级别更高的代表，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博古这五常委之中，毛、张、周无法离开红军，博古是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批判的对象，显然不合适，唯有陈云去上海是最恰当的人选。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派陈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完全信得过。再说陈云是上海人，本来就在上海工作，熟悉那里情况，何况那时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负责白区工作的，所以去上海的中央代表非陈云莫属。
派陈云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上海，是在1935年5月29日红军夺取泸定桥当天晚上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的。由于处于行军之中，这次会议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在中共党史、军史、长征史和中国现代史上，都没有记载。但据陈云1985年2月回忆，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人。会议主要做出了两项决定：关于红军的前进线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口稠密地区，与在岷江流域一带活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再者就是派陈云到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组织，并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据刘晓回忆，陈云是和潘汉年一起去上海的。
但是，有人作了仔细考证，证明陈云和潘汉年是分头去上海的。
实际上，潘汉年和陈云确实是分头出发的，陈云是在潘汉年动身后才启程的。
就是在泸定桥会议后，陈云奉命伺机离开长征的队伍，这时潘汉年早已出发。陈云是在红军到达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后，离开红军，前往上海的。
“收账先生”的艰险历程
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颇为危险，也颇为艰难。当年，陈云从上海通过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差一点落入敌军包围圈；现在，又要冒一次很大的风险。陈云对四川人生地不熟，而且他有浓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只要一开口，就会被知道是外地人……
此行必须轻装。临行前，陈云把有关的文件整理后，装在一个箱子里，交给组织。他的那份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很可能是此时放入箱子的。后来这些文件被作为重要档案，转运到了苏联。
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告诉笔者，陈云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的。朱佳木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整理陈云的文件时，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席懋昭在四川天全县当过小学校长，他在自传中写及护送陈云出川。
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进，是朱德的同乡，1912年出生于四川仪陇县观音乡。1930年在仪陇中学读书时，席懋昭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在押解途中脱险。1931年席懋昭入保宁高中，次年秋在成都天府中学读书，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党组织遭到破坏，叛徒出卖了席懋昭，他按上级指示转移到了荥经县，后来又转到天全县，依靠他在川军24军5旅28团1营任营长的长兄席伦的关系，被天全县长委派到灵关殿小学任校长，他的妻子贺伯琼（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担任教导主任。有了这样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席懋昭在天全县与二音院（观音寺）主任教员、中共地下党员魏守端取得了联系，开展地下工作。
1935年6月6日晚，席懋昭带领游击队在天全县城附近迎接红军，并带领红军先遣队1军2师4团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大路，抄小路经十八道水、苦蒿坪直抵灵关殿镇。从此一连6天，红军源源不断从灵关殿镇经过，向宝兴进发。席懋昭和魏守端带领红军战士打开了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乡亲。
6月12日，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