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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前两者，李承鹏曾经有这样的论断，我更想成为一个“求道派”。
在中国想做一个求道派注定是痛苦的，如鲁迅。在中国足球里想做一个求道派也轻松不得。求道意味着你必须能够受得住寂寞，在花天酒地的诱惑里坚守属于自己的本真。求道意味着不停地被人误解，有时候是球员，有时候是教练，有时候是同行，有时候甚至是读者。求道更意味着艰辛，没有求道的本领而强求总归是要碰壁的，我记得在成都一家茶社里，我们一边聆听着秋雨绵绵，一边交流着彼此的感受，李承鹏幽幽地说：每周我都要保持着20万的阅读量绝对值得饮佩，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李承鹏对待写作的态度可见一斑。
这也就决定了李承鹏文章的一个特色，旁征博引，气势凌人。于是喜欢他文字的会说，李承鹏不愧巨笔如椽，不喜欢他的人也会说，这其中隐隐有卖弄的嫌疑。
但不论如何，李承鹏和其他一批同时代的足球文字记者开创了中国足球报道的一个新领域。这样的文字倒退10年简直无法想明象。
在一天天的积累里，有一天李承鹏发现自己的文字数量之多已经可以单独结集，于是决定冒着名人出书的恶名，也炮制一本自己的册子。
我接到了为其写跋的任务，作为朋友自然乐意效劳。但是，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位美国同行——《纽约时报》的记者席汉。他曾经是《纽约时报》报道越战的主力，不仅身在前线，心里也全部反了进去，他的刻苦和忘我终于使他成为了越南问题专家，以至于日后他不惜请假并失去了在《纽约时报》的工作，专心致志地写出了一本关于越南和越战的专著，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誉为关于那场战争最好的总结。
我以为中国的足球记者还缺乏这种给历史下定义的勇气和能力。但是越是如此越需要去尝试，我愿意把李承鹏的努力算做是这样的尝试的一部分。
中国足球这几年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它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暴露在我们面前，如何疗治值得所有有良知、有忧患意识的人共同思索。特别是那些和中国足球一同成长的记者更应该有所贡献。
在这个时候，李承鹏愿意把自己的文字依照时间的顺序依次拿出来，让我们看看一个足球记者眼中的中国足球是如休演变的，一个足球记者又是如何在复杂的中国足球的环境里逐步成长的，理当是中国足球的一件幸事。尽管其中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理解并不能够和其他人取得一致，尽管他也可能犯错误。
如果今后多几本这样的书，并且是不同的作者，那么我们在这样的汇总里就应该可以得到中国足球大约的全貌。进而对中国足球这几年的变化有真正接近事实的评价和判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清浊混杂。把历史记录下来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总结。
1999年初的一天，为了给节目组购买一些足球书籍，我走进了一家伦敦的书店。在这里我不疑难问题间窥到了足球王国的另一种财富，人家足球书籍种类的繁多、印刷的精美、装帧的考究，无一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我深深感受到和人家相比，我们足球文化在贫瘠、足球历史毕竟短暂。那时我也曾想到，作为记者的我们不应该总是生产快餐之类的垃圾，百应该多一点禁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资格入选书籍。
我期待着能够早点看到李承鹏的第一本足球文集。
——刘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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