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总之，我军现在正处在建军的新阶段，正在实施巨大的有历史意义的转
变，这个转变又是在我国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我
们着重提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并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部队中对光荣传统的错误认识和曲解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和纠正。几年来，
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成绩是巨大的，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
下，只要我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就一定能够把我军建设成为一
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完成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光荣的任
务。
古田会议和我军的政治工作①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
一九六○年八月十九日）
古田会议是在一九二九年底召开的。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
来红四军的建军经验，批判了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了建
军的方向。我们要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对这个会议的意义才会清楚。
红四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另一
部分是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的
农军。
秋收起义部队主要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平江、浏
阳的农军和鄂南、湘东武装起义的农民，骨干是武汉政府警卫团（张发奎［1］
的队伍）。部队开始叫工农革命军，编为一个师，有三个团。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有些地方党的骨干跑到军队里来了。上
海、武汉的一些进步大学生，在城里存在不住，也跑到军队里来，所以起义
部队里的政治工作干部很多是大学生。连队党代表
我是一个。我是从武昌中山大学出来的，搞了通城、崇阳暴动，有几百
支枪。那时就是气愤，不服气，也没有什么办法。当时的兵大都是农民。班
长们多是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军官大部分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政治工
作人员多数是受过大革命洗礼的大学生。可我们都没有战斗经验，黄埔的学
生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战斗经验。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
［2］的口号下，起义部队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进击。那时部队
中几乎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些党员活动，有些像秀才造反，大摇大摆的，并
没有打起红军的旗号，也没有什么政策。起义很快受挫。有些部队垮了，毛
主席在文家市收集了剩下的部队，命令放弃攻打长沙，然后带领部队到了江
西永新县三湾村，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
有两个营。这就是三湾改编。接着就把支部建在连上，搞党代表，各级都建
立了党的组织，总的仍然设有前委。这样不仅整顿了这支要垮的部队，而且
明确了要搞一支什么样的军队。随后，毛主席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井冈
山上有地方农民武装［3］，我们和他们搞了个统一战线，才有了落脚点。
上井冈山前部队比较多。一路上生活艰苦，卫生也很差，长虱子，闹疟
疾，很多知识分子动摇了，也有的开小差了。为了巩固部队，毛主席说：不
愿意留的，拿上五元钱可以走。这样一来，不稳定的分子走了很多。有些学
生走了，有些营、团长也走了。这是个自然淘汰，这样就把部队稳定下来了，
人虽然少了一些，可留下的大都是坚定的了。上山后，冬天又来了，没有棉
衣棉裤、没有鞋子穿。为了解决困难，训练了一个时期，就下山打湖南茶陵。
把城市占上几天，补充一下。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报纸，知道外面的消息了。
后来又回到山上，在井冈山周围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及湘南
农军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因为广州
① 本文是根据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两次谈话和一次访问记录综合整理的。当时罗荣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罗荣桓作为古田会议的参加者，在谈话中真实地反映了古田会议的情况，深刻地阐述了人民军队的建
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本文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古田会议五十四周年之际，在《解放军报》上
发表。
暴动的武装叫红军，所以朱和毛会合不久，中央有命令，将工农革命军改称
为工农红军。紧接着是粉碎敌人的几次“会剿”和“八月失败”。彭德怀同
志率红五军上山后，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朱、毛率领红四军
主力下山，一九二九年一年间转战于赣南、闽西。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
一九二九年底这两年多时间里，部队发生了一系列问题，需要总结经验。到
达闽西以后，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4］上对一些问题产生了不同看
法，需要统一认识。于是，陈毅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状况。他带
回中央指示［5］后，便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
在会前，毛主席召集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用半个月时间，边调查边分析，
一条条的讨论，写出决议案草槁，然后拿到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古田会议
本身只开了两天，有毛主席一个讲话，还有陈毅同志一个讲话，朱德同志一
个讲话，再就是通过决议。
古田会议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反对流寇思想。当时部队的流寇思想很严重，有些同志想拉来拉去，
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例如一九二八年七月，湖南省委代表乘毛主席不在，
附和二十九团一些人要回家乡的情绪，使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造
成“八月失败”。二十九团原想拉回湘南打游击，结果全垮了。这实际上是
单纯的军事冒险，好在二十八团没受到大的损失。
这种单纯的军事冒险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反映，而“左”倾盲动主义
实质上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盲目急躁病、破坏性、报复性的表现，它的产
生要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当时，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
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
屠杀政策，这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它虽然纠正了右，却没有
防“左”，所以就种下了“左”的根苗，连续发生了几次“左”的盲动主义。
而毛主席在井冈山是抵制了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因而引起了犯盲动主
义错误的同志的不满。当时中央曾撤销了毛主席前委书记的职务，一度让他
去当师长。
流寇思想是主张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打城市、打土豪、打倒一切。口号
是：打来打去，造成到处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在思
想上是不要组织，不要纪律，不要政策，不要政权。在城市里对工商业实行
没收。毛主席严厉批评这种错误，说这是流寇思想。因为问题严重，所以定
出了政策。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带领部队上井冈山时就提出了三条纪律：行
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春，毛主席正式
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补充为“八项注意”，还提出了城
市政策等。
古田会议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军阀主义。虽然那时军队本身建立了党的
组织，但是，军队内部有矛盾，官兵关系很不好。军官们虽然受到过大革命
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仍然是旧的。军官随便处罚人，搞体罚，造
成官兵对立。老兵也欺侮新兵。在井冈山被敌人四面封锁的困难环境中，要
巩固部队，就非和这种随便打人骂人的军阀主义作风作斗争不可。
要向军阀主义作斗争，就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要有新的一套，反对旧的
一套。那时把政治工作地位提得很高。指出军队要生存，就要靠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要保证部队的行动符合党的要求，按党的政策办事。在这个基础上，
后来毛主席就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军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在三湾改编时提出并在井冈山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是为了发扬民
主。士兵委员会、经济委员会都代表士兵的意见。士兵委员会连里有，营也
有，团也有。战士有了发表议论的场所了，谁也不敢打士兵了。反对军阀主
义，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战士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民主
就从这里开始了。旧官长的气焰下去了，士兵的情绪很高。
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了些副作用，如极端民主化也来了。士兵委员会的
权力很大，有时也用打人的办法，连、排长犯了错误，也要打手心，当然，
这也不对喽。以后很快就纠正了。随着党委会健全起来，士兵委员会就自然
消亡，改为军人大会。
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绝对平均主义。当时，军官和士兵在物质生活上是
一律平等的，有些事情还是先士兵后军官，如发衣服时，士兵就先穿上，再
发给干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产生了绝对平均主义。如在打土豪时领
到了几个鸡蛋、一瓶酒，也要平分。后来士兵很自然地感到，一点东西没有
平分的必要了，送给干部吃了算了。随着觉悟的提高，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也
就逐渐克服了。
那时，党的工作是经过党代表来作的，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和士
兵关系很密切，在行军的时候，官长骑着马走在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
士兵背枪和士兵共甘苦。士兵对党代表是很拥护的。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
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要怀疑的。这也并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
是出于士兵自愿尊重党代表。
那时，绝大部分干部的模范作用、联系群众的作风都很好，士兵自愿给
干部打草鞋。分到伙食尾子，士兵还请干部吃个辣椒呀、泡豆腐呀，那是最
好的饭菜了。官兵关系真是密切，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如一九二八年夏天，
二十八、二十九团冒进湘南，毛主席带领我们三十一团三营往桂东迎还大队。
我们在桂东遭到土匪伏击，部队给搞散了。到了拂晓，大家都自动地集合起
来了，检查了一下，全营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到井冈山时，这个
担架兵早就回到山上了。那时，谁想拖上几个人几支枪逃跑，那是难极了。
这是政治工作的威力。党的工作很细密，环境越困难越团结。
古田会议还解决了一个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
表大会上曾经就“军事首长、政治首长，倒是谁大呀？”“是司令部对外还
是政治部对外呀？”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有的人认为军队能打仗就行了，军
事高于一切。不重视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