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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部对外呀？”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有的人认为军队能打仗就行了，军
事高于一切。不重视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单纯军事观点。
这种观点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以我为主。旧军队只讲究下命令。我
们不像旧军队，也不像外国，我军有特点，历来就是反对“我”的，用只是
用“我们”，我们主张集体领导，这是个很好的传统。
确定军队有党的领导，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到班排，现在看起
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大革命时期的国民
革命军中，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但并没
有把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连队去。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致使后来党代表
都被赶出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党的基础，当然也有把共产党人保留
下来带到南昌去的。如贺龙同志、周逸群同志的部队、叶挺同志的部队。
部队中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就没法联系群众。在黄埔军校，党的力量是
比较大的，但没有基层组织，一赶就被赶出来了。有了基层组织，就会联系
群众。毛主席提出支部建立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
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正因为红军是党领导的，“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所以，它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早在一九二七年底，毛主席就提出了我
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到古田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
军队就只打仗吗？不筹款就没有饭吃。在井冈山时，我们打完了仗就以班为
单位去做群众工作，分乡、分区地去做，因为许多班长和士兵，原来都是搞
农民协会的，他们对领导农民打土豪、组织农民协会、建立政权、组织农民
武装、建立党的组织，都很有经验。那时部队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军队和
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
关于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在九次大会以前的七次代表大会上，有
很大争论。有些同志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由党来决定，感到不满。有的高级
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
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
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
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
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七次代表大会后毛主席就离开部队，休
养去了。八次代表大会［6］毛主席没有回来。这时，中央指示，乘广东军阀混
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出击东江。等我们到达东江，广东军阀混战已经结束，
可东江特委仍然要求我们去打梅县。第一次攻下来了，敌人只有一些民团。
我们在城里只歇了一夜就走了。第二天敌人跟上来了，来了蒋光鼐、蔡廷锴
一个教导师。可我们第二次又去打梅县，三个纵队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一。经
过事实的教训，干部、士兵一致要求毛主席回来。这时陈毅同志从上海回来，
当时党中央支持毛主席的领导。于是，就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
总之，古田会议就是总结经验，把部队中存在的错误的东西，如：流寇
思想、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
级思想，总括起来，做个总结，重申军队内的民主作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
了。
然而，我军发展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一九三○年又发生了孪立三［7］
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要夺取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
先胜利，要组织全国暴动，要各地红军在武汉会师，结果使部队受到了损失。
当时红军的力量很薄弱，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基础也很薄弱，想夺取武汉、
长沙、南昌等大城市是不行的，即使打下来了也不能坚持。光靠单纯的军事
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应当积蓄力量。因此，毛主席对立三路线是抵制了
的。南昌就没有打，以后他又建议停止打长沙。从长沙撤回根据地以后，在
毛主席的领导下打了吉安。军队对李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是抵制了的。如下
抵制是不能取得后来反“围剿”的胜利的。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
统治时间也不长，三中全会［8］基本上就解决了。
当时，王明他们似乎也反对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但不是反
“左”，而是说李立三同志的那一套右了，“左”得还不够，因此他们就更
“左”了。他们天天搞游行示威喊口号，九一八事变以后，还大喊保卫苏联。
在根据地内也是一切都打倒，不但打倒地主，也打倒富农、打倒资产阶级，
一切都打，没有什么统一战线，使自己非常孤立。
在军事上就是单纯防御。军队片面强调正规化，把三大任务变成单纯的
打仗了，不筹款，也不做群众工作。
在保卫工作上就是在内部搞情报，甚至在党内也搞情报，一直怀疑到指
挥员身上。在部队中搞“十人团”，有人有点思想问题就要秘密告发，就整，
完全是学外国的一套。没有民主，强调军事法庭，强调惩罚。政治工作搞强
制压服，吃苦瓜不准说苦，说苦，就是怕吃苦。
因为军队原来执行正确的路线，还是有基础的，没有完全按他们的那套
去执行，但军队还是受了影响。教条主义对政治工作影响很大，削弱了民主
作风，削弱了党的集体领导，官兵关系也不那样密切了。王明他们还闹宗派
主义，拉扰一些人，排斥一些人。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一家。要按教条主
义搞下去，革命早就完了，哪儿还会有今天的胜利呢？
很明显，因为教条主义否定了古田会议的传统，结果使我们丢了根据地，
长征了。
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又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主张对国民党只联合，
不斗争，主要依靠国民党抗战，不在敌后搞根据地。王明的右倾和过去的“左”
倾都是以国际路线吓唬人的，当时他住在莫斯科，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发
号施令。
在长征中，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也是背离了人民军队本质的。他搞的是右
倾逃跑路线。到了草地，他又反中央，那时他借口王明他们有错误，就要用
武力对抗中央。在军队建设上他搞军阀主义，军队就是我的，拥兵自卫，反
对中央。他完全是搞旧军队那一套，小恩小惠，假心假意拉扰人，对干部是
愚民政策，排斥知识分子，不要有文化的。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是拥护中央的，是反对张国焘搞的那一套的。张
国焘是孤家寡人，以后他逃跑了，连个警卫员也带不走。
古田会议总结的党委制、集体领导、民主化、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等
已经成为我们的优良传统。它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这些，哪行啊！
因此红四军九大决议的精神也适用于今天。
为什么要集体领导呢？为什么要发扬民主呢？为什么要贯彻群众路线
呢？没有就不行呀！军队是革命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没有民主不行啊！
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不同就在这里。政治工作脱离了
群众路线，干巴巴的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最近举办了一些展览会，有好多新创造。像防空军的展览会就有二百八
十多件合理化建议，绝大多数是班长、排长、士兵创造的。有些合理化建议
还是很复杂的呀。我们的一些战士和干部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为什么他们
能把现代的科学技术接受过来，并且还有所创造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民主，
有群众路线，其他什么理由也解释不通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
也不行，没有民主，科学技术也学不好，学习首先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而
且官也不是什么科学知识都知道，既要领导大家学，还要和大家一起学。不
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我们几个人看完了展览会得出了这个结论。
谁要不发动群众，谁要违反民主，谁就要受到批判，这是个长期的斗争，要
很好地保证它，否则，就会使我们的人民军队变质。
对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历来的方针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主要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只要他不坚持错误，不抵制
批评，党还是要团结他的。对李立三同志就是这样，毛主席说，应当选李立
三为中央委员。他很受感动。
今天我们对党员的错误也是如此，对有错误的同志采取正确的方针，就
会使同志间互相了解，使整个党团结得更好。
毛主席讲：团结——批评——团结，批评、斗争就是为了团结。我们经
常讲团结，就是因为有意见分歧，团结就是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意见
都一致了，就不存在团结的问题了。所以要经过思想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
求得意见的一致，求得团结。
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的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
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
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
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军队中的军事工作是要用命令形式的，例如出操，军事工作干部就要发
出“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为了保持战斗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
证战斗行动的一致，指挥员、军事工作人员就要用这种形式。而政治工作却
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
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有区别的，又是统
一的。军事指挥员下命令是适合军事工作需要的，却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政
治工作是可以弥补军事工作的局限性的。有的政治指导员和连长争权力，争
高低，说连长能下命令，政治干部为什么不能下命令？其实用说服教育的方
法，使战士听了你的话，自觉地把你的话变成命令一样去执行，这多么宝贵
呀！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要互相结合，互相补充，这样才能解决矛盾。政治
干部不要和军事干部争权，争那些无味的东西干什么。
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要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把连队工作做好。红
军时期，毛主席常是一到宿营地，就留下党代表、指导员，要他们汇报，问
他们连队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不厌其烦地了解连队的情况，帮
助解决问题。可是现在有些人光浮在上
层，不重视连队工作。有些机关光拼命地向下发文件，轻重缓急也不管，
闹得连队的指导员晕头转向。还有些人下连队是为了写报
道、找材料，而不是一方面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