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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跑了回去，等到姜维一行（和姜维在一起的也就是演义中提到的那几位梁绪尹赏那几人）发觉太守跑了，跟了过去到了城门那不放他们进去，然后又跑去冀城，也不放他们进去，这一行人走投无路，结果只好跟了诸葛亮，演义在其中加了一些作料，将太守的疑心归咎于诸葛亮的计策，应该说比历史还合理，但是毕竟不是历史。姜维这样做肯定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日后诸葛亮退兵他和母亲妻子都失散了，此时的他没想到的是他日后大半生涯都在为蜀汉做事，成为了蜀汉的大将军。
姜维的事先介绍到此，日后他有颇多篇幅，我们还是来说说另一件大事。王朗被诸葛亮骂死。当然，这只是演义而已，诸葛亮在演义中有两大论战，其中第一次是舌战群儒，第二次便是骂死王朗。自然，这两次都是演义虚构的，诸葛亮到得江东没有舌战群儒，更没有骂死王朗。但是演义这虚构也并非完全凭空，因为这两次诸葛亮都有发生过论战。
这第一次自然不需说了，诸葛亮虽然没有和江东群儒论战，但是却和孙权论了一次，说服了孙权与刘备同盟对付曹操，这在诸葛亮的传中占了颇多的篇幅。这第二次嘛，也不是没有来由，刘备死后，华歆，王朗，陈群等几位汉室老臣，曹魏显贵写信给诸葛亮，干吗呢，劝降！这几位知道刘备死后刘禅年幼，大权在诸葛亮手中，便写信给诸葛亮，（对于大权在诸葛亮手中这点谁都清楚，国内如此，曹魏孙吴那边有事也就找诸葛亮。）大意便是曹魏这边天命在此，你们就降了吧。诸葛亮一开始不回信，后来看写信的人多了，大有攻心宣传战的意思，便写了一《正议》公开发布，也就是公开信了，这一事可以说便是诸葛亮与王朗论战的雏形，之所以找到了王朗作为这个被骂的人物，一来是王朗正好当年是写信给诸葛亮的一人，另外王朗在诸葛亮北伐那年死了，这时间最近（虽然诸葛亮北伐是春天的事，王朗是十一月才死的）。《正议》其实比演义中为诸葛亮所写的那些话好了许多，想想当年诸葛亮就是靠说服刘备孙权两人才有了日后的功劳，其辩论之力自非一般。
说其这论战，这历史可就早了，从人类会用语言表达能力的时候就开始了吧，只是那时应该辩论的是对具体利益的分配，比如今天打到的鹿应该怎么分，我们部落该不该和别的部落交换猎物。等到了社会制度秩序建立起来，人类便不单对具体的利益，而且对总体利益，人类利益，道德，思想，行为规范，制度开始了全方位的辩论。
古代西方，最出名的便是希腊罗马的辩论，那些思想家们都有着极其漂亮的辩论能力与语言组织能力，但是最知名与出色的还是那些街头演说家们，用华丽的语言煽动人们，用刻薄的话打击政敌，尤其那些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一个优秀街头演说家便能煽动其可以撼动政权的力量。这点在近代西方革命中有着极好的体现。
至于中国社会，地域的辽阔使得街头演说家的影响力有限，但是也不乏杰出的辩论者与演说家，在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时代，诸子百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辩论。哲学，军事，政治，道德，几乎无所不包，各家的代表人物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自己的学说，也在抨击别人的学说。
在孟子等这些诸子百家人物的辩论中，辩不是第一位的，而论才是最重要的，辩只是为论服务而已，他们的辩论只是一个目的，宣传自己的学说。在民众中辩论，为的是获得民众的支持，多收信徒，在王者贵族面前辩论，为的是获得上层的支持。在那个时代，各国之中，无论是在王侯的住宅，还是平民的聚集区，甚或农民甚至奴隶的集会上，都可以看到几个士人在激烈的争论着。
辩论，终究只是一个软力量而已，只能间接的影响别人，而不是直接作用于人，要想如诸葛亮这般骂死王朗毕竟只是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场面，人类之间还是要靠拳头说话的，诸子不能应付秦国大军，而儒生也只能在秦皇的面前被炕，无论多么的善辩。
说到底，辩论只是一个手段，无论是在市集之上与人辩论，还是朝廷之上与人辩论，都只是一个手段，为的是达到一种目的而已。为辩而辩，也只有在练习课与现代那些辩论比赛中才会出现。（辩论辩论，所谓辩者，只是下乘，做的不好便是陷入诡辩术的境地，没有立论基础，再好的辩者也只是一个说客而已。所以说一度流行的辩论比赛根本毫无益处，随便抽取一个论题做正方反方，这使得选手只是单纯的比较辩论技巧，甚至堕落到以抓对手语言上而不是理论上的漏洞，调侃以获取掌声为乐，这样的辩论纵使胜了，又有何用？相比起来，那些魏晋空谈家都比之好得多，至少他们辩论的是自己想论的，而不是机械的抽取论题辩论自己不喜欢甚至不懂的东西。那些大专辩论会与其说是在辩论，不如说其在作秀更好些。）
辩论目的其一：说服别人，让别人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辩论的最初目的，所谓语言的魅力，以改变历史，历史上那些说客的名字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而说服别人也有一些分别，如从说服的程度上分，或是彻底的说服，让其成为自己的信徒，就好象那些宗教传教者所做的一般，不单从技巧上辩而胜之，而且将思想也全部灌注了进去，获得全身心的胜利。历代那些思想大师便是此中高手，尤其是那些宗教开教之初者，以一己之力获得众多门徒的拥戴支持，进而成就盛举，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即便现在的各大宗教中人，也多有能言善辩者，当年便是靠这起家的嘛。
或是普通的说服，论而胜之，让他做到了自己想让其做的事，但是并非全身心的迷信之。与其说是思想上的臣服，不如说以利益分析上的选择，各代说客都是以此为生，诸葛亮能说服孙权，便是利用了对时局利益的分析，而不是思想上对孙权的洗脑。假如前者可说是思想的征服，后者便是利益的驱使。当然，这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胜利者只是点拨而已，提个醒，另一方其实在内心中和胜利者在基础面上有一个共识，或者说，潜意识里有这样一个共识，胜利者只是说出了失败者想说或者还有疑虑的事物而已，让他下了决心而已。也就是说，真理，至少辩论双方认为的真理是一致的，或者说利益是一致的，而且一直存在，胜利者只是早些发现了这点而已。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双方根本在基础面上没有共识，他们认为的真理或者基础利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条件下的辩论目的不是说服。而是宣传。
辩论目的其二：宣传。诸葛亮在收到陈群王朗等人的来信，并不回信，可见他知道辩论并不能说服陈群他们来投，就象他们说服不了自己一样。但是为何他依旧还写了《正议》呢？这便是出于宣传的目的。
从古至今，自有文字以来，各种势力甚至每个人之间的争斗都会伴随着宣传。而其中多是以辩论的模式。一方提出自己的观点论据，另一方反驳之。尽管双方都知道这些辩论便是胜利了也毫无用处，这些宣传并不可能使敌人不战而降，但是都在做，而且乐此不疲。在其中捏造事实，诽谤，顾左右而言他，各种手段都用上了。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辩论并不是要达到说服对手的目的，而是为了在第三方之中达成一种宣传而已。当然，这种宣传若是辩论能够胜利，那就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如当年各宗派思想家往往会去其他的宗派思想家的老巢进行辩论，即便知道这根本没有效果，但是却做了，为何？便是因为这有宣传之效果。在敌人本营中做些宣传，拉些人马，树立些名声，何乐而不为，尤其是那些初出茅庐之辈，一生轻松，败之无伤大碍，胜之却可扬名立万，实在是包赚不赔啊。（就好象江湖里那些踢场子一个道理，只是一个用拳头，一个用嘴。不过假如有了偌大基业的名声后，就要小心呵护自己的地盘，自重身份，不能轻易跑去和别人争长短了。）
所以这些辩论根本不在乎真理为何，只是强调一点，真理在我们这边，形成一种宣传模式罢了。所以往往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若是能拉来对方几人，少得己方几人过去，便是好事，辩论的胜负则不打紧了，重要的是宣传的胜负。
辩与论确实重要，但是并不是重点，三国之中，诸葛亮自擅长辩术不用多说，荀彧，周瑜也非口舌笨拙之人，但是这些人有几人以辩术成名于史。事业是做出来而不是说出来的。
当年天主教非无有擅长辩论之人，否则无以成就在欧洲之伟业，但是这一切在机器的轰鸣面前，也只能被科学取而代之。同样，各国也都有宣传机器，但是绝对性的力量还是实力。
天下间，被骂死的寥寥无几，被打死的数不胜数，这世界上，手还是比嘴巴管用些。
第九十四章 重要角色的登场
三国随章侃 第九十四章 重要角色的登场
（演义第九十四回诸葛亮乘雪破羌兵司马懿克日擒孟达）
在说正题之前，先简单说说本回的内容。曹魏面对蜀汉时，请来了羌兵助阵，说起这羌。在东汉朝廷来说实在是一件头疼的事，东汉对匈奴作战可说是节节胜利，战绩之辉煌比起西汉不虞多让，这也是因为有西汉的基础的缘故。但是东汉对付这羌便是头疼至极，这到并非羌人比匈奴还要厉害，实际上羌人在东汉年间一直没有建立如匈奴一般的强权，而东汉军队对羌人在军事上也往往占据主动。但是关键的问题便在于这些羌人游动不定，降而又叛。这些羌人分散在各处，但是必要时却又会聚集起来对东汉各处进行攻击，等大军来了打败了他们就一哄而散，一时归降，一时又叛变。东汉对这些变幻无常的羌人也没有办法，将他们迁移关中各处意图好好管理，结果适得其反，这些羌人就在关中闹了起来，东汉末年为这些羌人实在伤透了脑筋。
其实各代中原的政权面对的往往是这些以游击战方式的边疆民族，这些人往往时而聚集，时而分散，骚扰抢劫多于作战，说他们是战士更不如说他们是土匪马贼更为妥当，偏偏因为大草原的限制中原政权对这些人都没有办法，消灭不太可能，他们一打就逃，而且就算灭了这族，还是有其他族会取代真空。屯田到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费用太高，很不划算，这些不适合耕地的地方要改造起来太花时间人力物力。相比起来造长城这种消极防御到是最经济的办法。（自然，这其实还主要是为了对付骚扰战，万一出现草原强权还是要派大军才行。）这种情况只有自然条件或者技术条件变化的时候才会变化，比如草原突然变成耕地，铁路的出现，其实也就是说只有当机械化来临才能彻底的解决草原的游击战。
自然，羌还和匈奴不一样，羌没有建立如匈奴一般的政权，大多数情况下是以部落的形式出现，自然也对中原政权产生不了什么危险。东汉主要是对他头疼，三国时期曹魏和蜀汉虽然都拉拢之，但是并不把他们摆到盟友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羌人的作战实力远逊于两大政权，无论哪方都能轻易制服之；另一方面这些羌人实际上虽然时常骚扰，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往往也为中原政权所驱使，东汉的一些边乱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