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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竟拒绝写申请，声明自己不是右派，“是你们搞错了，我一直没有承认，因而没有必要写。”贾是湖南人，湖南人的那股刚正与傲骨之气、不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之性，在他身上显露无遗。可是在领导眼里，却认为他是顽固不化的，其顽固程度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所领导碰到这样的顽石也显得束手无策。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所长求贤若渴，看到这样一位老专家长年埋没深为可惜，为了早日摘掉他的帽子，发挥作用，老所长在所的干部会上，提出由工厂长征干部厂长替贾右派代写脱帽申请的建议。当然这建议立即遭到全所干部的反对。这事以后被掀出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革命造反派造老所长的反的一颗重型炮弹。
我与贾公素不认识，1960年我们一起下放到莫山农场劳动改造，同吃同住又同劳动，因而逐渐接近熟悉起来。贾的家乡在湖南常德，与我的老家益阳相邻。我们是同乡，现在又成为劳改路上的同路人，劳动之余拉些家常，他就断断续续地向我吐露一些真情。他介绍在英国留学和在国民党时期坐牢的事，反驳来所后对他的指责。他说有人说他无真本事，其实只要看看我所工厂的光学车间，主要由他爱人搞起来的，车间的技术工人是在他爱人亲手教范下学会操作的。他爱人原是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她的本事是他教育培养出来的。如果说他爱人是他的徒子，则车间的光机人员就是他的徒孙了。说他不懂理论，不懂外文，这是不攻自破的，只要找查以前他写过和翻译过的东西就行了。他说：“他们强迫我做右派，我当然就不替他们做事，会装不会，懂装不懂。”他是以沉默和装傻表达他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神的。
对贾公以前的本事我未考察过，但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事使我看出，贾的文学修养是颇高的。在文革中，有段时间曾括起一股翻案风。已近80高龄的贾公不知怎的在此风的吹拂下竟也活跃起来，也可能感到自己的来日不长了，以后没有机会了，于是趁此机会向上面写了一份数千字的申诉信，信落到“四人帮”们的手中，很快反馈回所里，所里当时掌权的造反派便又多了一份反面教材。在反右倾翻案风阶段，造反派将贾的申诉信打印成材发给革命群众人手一份，作为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随时伺机反扑搞翻案活动的典型材料，供广大群众批判。于是我有心读到贾的大作，发现全篇申诉写得有理有据，结构严谨，可谓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贾公活到80高龄，到文革后期以老右派的身分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见马克思去了。四人帮倒台后，也对他的亡灵作了平反昭雪。
4。9人亡家破
物质越来越紧张，生活必需品粮油肉蛋及豆类等，和日常必用品煤炭肥皂火柴等都凭票计划供应，既使凭票供应也经常难以买到，一天得花几个小时去排队，特别肉食平时需凌晨2～3点去，排到8点多才买到，去晚了肉食柜台就空荡荡的了。市内供应的米均为陈米，内含带有黄曲毒霉素的大量黄米。一些开始不要票的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如蔬菜也得去排长队抢购，这类东西政府不便发票，后来就改由居委会发卡。我们小洪山这个家，因我下去劳动就只有一切靠我爱人独撑着，她身边虽有岳母陪伴，但她是位60余高龄的小脚老人，外面帮不得一点忙。爱人白天上班，晚上经常加班，买东西只能在业余时间，当听到来了货的消息，轮到她赶去时已抢购一空，往往空手而归。按票供应的食物显然不够吃，而购到的一点点自己又舍不得吃，首先得留给小女吃，小女不能过于缺乏营养，否则将影响正常发育。而我们小女实际因营养不足经常闹病，西医吃药打针有时无效，请中医开的药方，到药店里总是配不齐，一些极普通的药如党参红枣都缺味。爱人为这个家，每日急得心发慌，忙得脸发白，她们的日子艰苦难熬。
我在磨山农场的生活条件就好得多，在开始几个月内农场未办食堂，全部人员在植物园搭伙。植物园地盘大工人多，他们利用林间空地开荒种粮种菜，利用收获的粮菜养鸡喂猪，所以食堂办得很好。吃饭不定量，只要每月交足定量粮票后可放开肚皮吃，每天保证有一餐晕菜。这与当时小洪山地区连蔬菜都抢购的情况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后来我们农场自办伙食，质量比植物园更好，因为我们种的粮菜喂的鸡猪更多。所以我虽下放劳动改造，精神上不愉快，但生活上却过得很充实。如果说在单位挨批斗对我来说是一种“祸”，但下放到农场享受菜足饭饱的生活则就“因祸得福”了。
爱人的体质原本不好。据岳母说，她出生不到一岁岳父病故，在岳父生病期间，岳母的心力主要放到对岳父的护理上去了，而忽视了对她的照看，因此她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自幼体弱多病。在这次运动中，由于我的问题她也受到打击；她精神上的刺激不亚于我。为了扭转在运动中领导对她所下的思想落后立场不稳的坏印象，在领导面前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进步形象，她不得不更加拼命工作，忘我劳动。值此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吃不饱又吃得差，消耗的大大超过需要补充的，虚弱之身怎经得住长时间的困境折磨！她的身体已被工作和生活折磨得憔悴不堪了。每次回家我见到她的脸色是灰黄的，在呆滞无神的眼下一带浅蓝色的圈，一幅极度疲惫的面容。想到在我被烧的时候，她没有把我往火里推，而是用她自己的身体为我遮挡烈焰，现在她也被烧得焦头烂额了，我的心很不安。为了度过难关，求得生存，今后我们唯有休戚与共，同舟共济！我有心分担家务负担，减轻她的磨难，但因假日太少，每2周只休息一天。当年从磨山至小洪山没有汽车，我周六晚饭后离开农场，约晚8时走到家。利用周日一天的时间帮助排队买些难购的计划物质，晚饭后又得赶回农场。为了从物质上对小家庭有所支援，我在离休假的前几天，从农场食堂供应的荤菜里，将肉片单独挟出来，用一个干净瓶子装着，休假时带回家。用这种每两周带一小瓶熟肉的办法对于她们困难物质生活的解决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能给爱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在里面受饥外面受欺的情况下，精神上的安慰是我们小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支柱了。
大约劳动半年以后，舜的艳姐因流产来武汉休息。1960年5月16日我周末回来，像往常一样，晚饭以后约9时我们便上床了。在这晚的性生活中，我感到她的举动异常，接吻的时间和力度都超过平常，好像是在初吻，滋味无穷，久久不想松口。平时完事以后我们很快就睡着了，但这次她又将我紧紧抱住，显得格外亲热和温存，久久不想松手。当我们的脸相贴时，我突然触到她眼窝内冒出的热泪，我不知她今晚为何哭泣，只是轻轻擦去了她的眼泪。因身心疲倦，我很快就入睡了。但我没有料到这是她在暗暗地向我作永久诀别！难道她有预感吗？真像杂志上介绍的在她的脑垂体中能释放一种类似“丧钟”的死亡激素，预感到即将与世长辞，因而在最后一次的人生爱恋中出现与亲人依恋难舍的格外强烈的激情！我无法解释那夜异常的真正原因，但对她死前异常举动的感觉却是千真万确的，虽然这种感觉是事后回忆起来的。
礼拜天晚饭后我回农场去了。星期4下午突然接到艳姐来信，说舜妹染病数日，日趋严重，急盼我回去陪伴求医。我执信请示农场领导请假，领导认为单凭个人信件依据不足，我只得作罢。晚饭后我正在清扫猪圈，农场领导突然来找，说单位来电话要我赶快回去，爱人在医院病危。我即马不停蹄，约晚9时赶到家，见岳母正抱着小女在房内团团转，显得十分焦急和紧张。岳母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单位派人送来的，我一见原来是医院下达的死亡通知单，上写“急性坏死型肝炎……”。这消息真如五雷轰顶，我隐约感到又将大祸临头。我以小跑速度奔到医院住院部，在隔离室内见到躺在病床上的妻，她的瞳孔已经放大，不省人事了。通过与艳姐交谈，我了解到妻得病的经过。星期日傍晚我走后，她晚上又去办公室整理材料，至晚10时许感到头昏体软，无力回家，只好临时借宿在附近一岳姓女同事家。第二天早起似乎感到好过些，想排队买点小菜，不幸在队伍中晕倒，几位熟同事扶回家。休息数小时后艳姐陪她到科学院医务室，医生未作认真检查，只开了一般的感冒药。拖了一天以后，病未好转，艳姐又陪她去医务室，医生未检查出她的病因，仍认为是感冒。当天下午艳姐到她工作的计划科，请求领导打电话叫她爱人回来，或者科里抽人送她到医院。领导的答复是，目前单位正在开展“三清”运动，她爱人属下放有问题的人，不能随便请假，而科里今天抽不出人来。这样一直拖到今天（星期四）上午，单位派来一位同志，顾了一辆三轮车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出是肝炎，说是送来得太迟了，安排在隔离室打吊针。大约3小时后，病情恶化，她开始感到肝部疼痛，约半小时后，疼痛难忍，出现挣扎叫喊。护士只好停止输液，后来挣扎越来越厉害，喊声越来越惨烈，不断地叫“妈妈，我痛呀，黎哥，快来呀！”声嘶力竭；呼天抢地。喊叫声惊动整个住院部，惊动邻近好多病人围观，发出同情的叹息声。到最激烈挣扎阶段，护士和艳姐两人都按她不住，护士用床单绑着她的四肢，最后她还是挣脱捆绑的床单，摆掉两人的按压，从床上滚落到地上，几个翻滚几声惨叫之后便不动了。
后来值班医生告诉我，她的精力已经衰竭，现在正在用药挽救，如能醒过来，则有好转希望，如不能则就不行了，除非出现奇迹。并强调这种肝炎病是因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引起，调养得当，治疗及时，是可以痊愈的，只可惜我们送来太迟了。
我守在她的身边，看着她虽双眼紧闭，但呼吸还是均匀的，心想她决不会就此舍我而去的，奇迹一定会出现的，她一定会醒过来的。醒来以后，我有好多话要说，我要当面描述她这次发病的丑态……。我守了大约3小时，这时艳姐因夜深人困已靠在另一空床边打盹。我忽然看到她的呼吸出现不均匀现象，在连续呼吸若干次后就出现一次像打呼噜一样的鼾声，后来鼾声的间隔越来越短，我感到异常，即刻叫醒值班医生。医生采取急救措施，将强心针直接打入心脏部位，再在心脏上方按压作人工呼吸，几次按压之后不仅没有使她回过气来，反将原来肺内的不多余气全部挤压待尽，她已经完全气绝身亡了。这时是5月21日凌晨1点15分，她享年只有23岁。
数分钟后一位彪形护士拿来一付手抬担架，那个年代在这种省一级的大医院里，手推车式的担架都没有。大个护士令我用舜病卧的床单将尸体抬到担架上，抽出床单后，指挥我抬着担架后头，她抬前头，将尸体运到太平间。然后我和艳姐收拾从舜身上脱下的几件衣物，一面走一面哭，回到家里大约凌晨3点，岳母闻讯后伤心哭泣达旦。
第二天单位开出一辆小面包车，先到汉阳归元寺火葬场接一位和尚并带一付活动木板棺材，再到医院，我找到那位令我抬尸的大个护士，她却只将太平间的门钥匙给我。我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