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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警备队的一名老看守，与比他们早一批来到阜新高德矿区的劳 工大队长刘绍增及“高德特支”取得联系。刘绍曾被捕前是冀中某分区的副连 长，同李振军、朱韬关系密切，当他收到上写“新邱失败，被捕系狱，情况危急， 望速营救”的纸条后，通过“高德特支”展开营救。10月底的一天，李振军、朱 韬、张新文三人首批离开辅导院，不久又有53名排以上的党员干部被营救出 狱，剩下的100多名没有职务的难友，再也没有找到生还的机会。
四、李振军的后续经历
李振军、朱韬等人来到高德矿后，联合高德特支组建了“十月特支”，领导 特殊工人开展破坏“大出炭”的活动，从而引起日军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 决定分批逃回解放区。
1943年3月5日午饭后，李振军、朱韬等一行5人，带着仿造的“出国证”，秘 密离开高德矿，在附近的阿金车站登上火车，于3月12日回到当时的晋察冀军 区所在地会口，不久便重返抗日前线。李振军在前方部队先后任团政委、旅主 任、军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参加了辽沈、锦州、平津战役。1955年后，他 曾任广州军区青年部长，55军政治部主任，47军副政委、代政委。1970年47军 北调，他留在湖南任省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对军中老帅展开围攻，1969年10月叶剑英 下放湖南，因为戴着一顶“二月逆流”的大帽子，湖南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中，只 有叶剑英的老部下、身为湖南省委书记之一的李振军前来看望。一见面，叶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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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颇为伤感地表示说：“振军，你还认得我？还敢来看我？ ”
李振军看到叶剑英的居住条件很差，而且没有人照顾，就和叶剑英原来 的警卫员、湖南省支左部队五十五军的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赵福和商量，把 老首长安排到容园居住，还专门派遣五十五军的警卫排长胡家虎，充当老首 长的专职警卫员。闲暇的时候，李振军经常到容园吟诗叙旧，令叶剑英感到十 分欣慰。
当时被流放到江西的王震，专程到湖南看望叶剑英，并让时任岳阳军分 区副参谋长兼岳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前警卫员安文华，负责安排叶剑英 到岳阳散心。叶剑英和王震由此订交。不曾想叶剑英刚从岳阳回到长沙；容园 的负责人为了迎接毛泽东，遵照中办主任汪东兴的通知让叶剑英立刻搬家， 李振军只好护送叶剑英去湘潭安置。湘潭阴冷且没有暖气，李振军四处筹集 款项给叶剑英安装暖气设备，还经常驱车前来陪伴。叶剑英曾经打趣说：“将 来，振军就给我编一本诗集吧。”到了 1978年，重掌大权的叶剑英还另有感慨： “我在湖南交下了李振军这个好人，也认识了汪东兴这个人。”
在叶剑英的安排下，李振军很快被调回军队，先后任军事科学院政治部 副主任、代主任兼叶剑英传记组组长。1982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 李振军先后任武警总部副政委及第一任专职政委。1983年出版的《叶剑英元 帅诗词选》，就是由李振军负责编著的。同样是在叶剑英等人的安排下，李振 军与贺龙的长女贺捷生喜结良缘。李振军退休后，享受的是大军区正职待遇。
五、张子元小组的谍报工作
张子元是河北博野人，早年参加过抗日救国军、抗日同盟军。“七七”事变 后，张子元组织冀中民军并自任司令。不久，他率部参加革命，任冀中警备旅 一团团长。在1942年春夏之交的“五一”反扫荡中，张子元被日军俘虏，经老部 下的救援保护而获得释放。后经八路军冀中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请示有关领 导批准，张子元借机潜往石家庄从事谍报与反谍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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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元来到石家庄后，先由地下工作者王革非介绍打人日军3906部队的 谍报班，进而在石家庄日伪上层建立了一个关系网。1942年前后，由于日军集 中大部分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 动”，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灾难。国民党方面乘虚而人，从洛阳战区招募河 北、察哈尔两省的流亡青年进行训练，编成冀察党政总队，由孟宪复任总队 长，分批打人河北各市县的敌伪政府，借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1943年初，张 子元两次向晋察冀军区情报处报告相关情报。1943年5月，博野县的日军宪兵 队根据这些情报，对秘密加人国民党冀察党政总队的博野县伪县长吴清源和 伪警备队田姓大队长实施抓捕，致使田姓大队长畏罪自杀，吴清源逃往外地。 1944年1月，日军第110师团开赴洛阳前线参加作战，把石家庄防务交给 独立步兵第二旅团接管。因为要向日本本土输送劳工，日本政府要求加强劳 工训练，石家庄集中营便在“劳工教习所”之外另行组建“劳工训练所”，直接 归华北劳工协会领导。张子元经日本军方推荐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出任 劳工训练所副所长。
据张子元回忆，劳工训练所成立于1944年1月1日，它同劳工教习所是两 个组织、两块牌子、两套人马。劳工教习所是俘虏收容管理机构，劳工训练所 是从劳工教习所挑选青壮年俘虏，经过简单训练后送出去当劳工。在南兵营 即石家庄集中营的大院里，劳工教习所在西边，劳工训练所在东边，中间隔着 一个铁丝网和一条深沟。
石家庄集中营劳工训练所的日方名誉所长依东大佐，于1944年病死在石 家庄，名誉所长一职由日本驻石门特务机关长嘉岛大佐担任。华北劳工协会 任命的所长，由伪正定道尹杨缵臣担任。劳工训练所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日本 顾问奧滕寿人和芦田孝顺手中。其中的管理人员分为教官、事务、会计三个 组。教官组组长是日本人岛田之助，日籍教官是钉奇、藏本，中国籍的教官有 傅充闾、李兴卜、石炎年、赵英杰、郑彭年、刘建光、朱广余。傅充闾又名傅惠 远，曾在劳工教习所任科长，1942年夏天被释放回家’这一次是根据地下党组 织的安排，重新打人石家庄集中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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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元除带来两名地下工作人员邓锡善、肖炳彬任警卫班教官之外，还经 日军司令部翻译张政天介绍，聘请曹荣耀担任私人翻译兼事务组事务员。就 任劳工训练所副所长后，张子元经过考查，首先解除了王润丰、黎平、米银庆、 魏国华、张振和、孙风岭、石宝昆、程清雅、王小凯、于义生、池喜元、李宝生等人 的俘虏号码，让他们在劳工训练所担任管理干部，从而在教官、助教、职员中 间，形成了一个在公开的战俘管理机构掩护之下秘密从事地下工作的张子元 小组，成员多达20余人。
张子元小组一方面通过在日军河野谍报班任谍报员的王革非、邢树勋同 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和冀中六分区联系；一方面通过打人日伪建设总署河渠工 程处的地下党员王子兴（又名孟庆元〉与冀中公安局保持联系。地下党组织分 配给张子元小组的任务，主要是搜集日伪军及国民党特务在石家庄、保定等地 的活动情况，以及在劳工训练所营救被日军俘虏的中共领导干部。为了顺利 开展工作，张子元倡议集中营中的中日职员每星期日按名次轮流请客，地点 分别是中华饭店、永信兴、裕华饭庄。轮到张子元小组成员请客时，还专门邀 请王子兴到场与大家会面。
1944年4月，日军3906部队在进攻洛阳之前，部队长林芳太郎意识到河北 省皇协军的大多数，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国民党方面派来的特务，也已经插 手控制这些伪军。于是，他从保定调上板联队，到辛集解决特别剿共旅的李佩 玉部5000余人。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驻石家庄的甲字1417部队，也清除出了 1000多名不可靠人员。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被送到石家庄集中营的劳工教习所 进行改造。1944年秋，张子元小组重要成员傅充闾多次劝告日军当局说：李佩 玉土匪出身，很狡诈，他在石家庄地区的匪徒很多，如果让他在集中营里长住 下去，必然会发生里应外合的暴动。日军便采用傅充闾等人的建议，命令卫生 员通过注射石碳酸水，处死了李佩玉和他的刘姓参谋长。
1944年9月，日军第110师团开赴洛阳作战，要调两批人随军服务，张子元 小组趁机委派党内干部张辅卿带去50多人，委派耿万昌、弓棣带去30人。这些 人出去之后大都逃回了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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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1944年，日军1417部队仿效八路军敌后武工队的办法，在石家庄 市郊成立特务组织兴亚工作队（又称特别挺进队广专门针对晋察冀根据地开 展工作。张子元小组趁机选派中共战俘干部，分三批送去90人。兴亚工作队的 中共党员利用这个组织既打击了日伪汉奸和国民党特务，又为根据地收集大 量情报，后来还通过发动起义，把部队拉回了太行山根据地。
1944年盟军飞机轰炸石家庄之前，晋察冀军区根据美军观察员的要求，由 王子兴出面让张子元小组绘制石家庄日军兵营、仓库、机场的位置地图。由于 张子元小组绘制的地图目标准确，1945年春节前后，盟军先后出动飞机48架 次，对石家庄日军实施了两次轰炸和一次空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石家庄之 战，成为八路军与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协同作战的一个成功范例。
盟军飞机轰炸后’日军当局人心惶惶，劳工训练所向日本输送劳工的工作 也被迫停止。张子元小组趁机以回家探亲的名义，放走一些解除俘虏号码的 管理人员，并把小组中的骨干力量与集中营之外的地下工作人员联合组成石 门游击队，对日军目标进行袭扰、破坏和打击。日军投降前后，他们在市内贴 标语、撒传单、抓汉奸’为八路军的接收工作做准备。后因国民党军队的阻挠， 八路军没能实现接收石家庄的目标。张子元等人也被迫撤回根据地，在冀中 十一地委敌工部石门联络处继续从事谍报与反谍报工作。
《历史背后》的错误和答谢
2006年6月21日，笔者收到林嘉明先生从香港寄来的航空挂号信 件，打开后得知是对于《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的认真纠错。 一本书一旦公开发行，就已经成为公共产品，必须接受读者的批评和时 间的检验。出于对读者感恩和对于林先生无私教正的答谢，现把来信中 的相关内容予以公开，并且承担属于自己的一份罪错。
一、林嘉明的纠错信件
林先生在来信中写道：“张耀杰先生：你好，拜读大作《历史背 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我发现有笔误和资料错误之处，现提供资 料给张先生参考之用。希望再版时能作出改正。……日前我从友人得知 先生大作《历史背后》面世，友人都赞赏先生的治学态度，是位难得人 才。尤比国内仍有一些学者……常以‘成王败寇’论历史人物。惟张先生 没有‘包被’在文字里。”
林先生的第一项纠错，是《历史背后》第9页的“1917年10月21日，李 大钊代表前北京政府内政总长孙洪伊前往南京〃。据他介绍：“孙洪伊的 ‘北京政府内政总长’应为内务总长之误。1916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
“11本文原栽《青年知识报‘今日关注》，2006年7月26日
附录：《历史背后》的错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