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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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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洪述祖的另一面
应该说,唐德刚把1913年3月20日发生在上海沪宁火车站的武士英剌杀宋 教仁案,比喻为袁世凯的“江南案”,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蒋经国晚年对为他作 传的“叛徒”刘宜良即江南,自然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后来曝光的一切证据显 示,蒋经国并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却是,不成问题 的,蒋下面最最忠诚的特务和黑道。他们在杀人曝光之后,据说蒋经国为他们 的愚忠和愚蠢气得死去活来。”不过,具体到宋教仁案中的洪述祖,他尽管有 为赵秉钧及袁世凯效忠的动机与冲动,却不是称袁世凯为“姐丈”的“近亲”,更
30 |知闽臂來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不是从事“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之类“下流勾当”的 下贱之人,反而自以为是一名“爱国者”或“救国者”。
就家世而言,洪述祖并不比袁世凯低一个等级。他是清朝嘉庆年间指斥 朝廷、冒死直谏,以一句“丈夫自信头颅好,愿为朝廷吃一刀”而闻名于世的忠 臣名士、自号“北江”的洪亮吉的后代。洪家是江苏常州的名门望族,洪述祖年 轻时曾经考取秀才,随后到上海学习洋务,是中国最早一批学贯中西的风流 人物。当年的立宪派名人赵凤昌与洪述祖的家族有姻亲关系。另一位立宪派 名人、前江苏都督庄蕴宽(思缄〉是洪述祖的表弟。宋教仁案发生之前;洪述祖 正准备把女儿嫁给无锡著名的荣氏家族。
宋教仁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刊登了大量妖魔化洪述祖的文章,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13年3月29日《民立报》的《纪洪述祖丑史》:“洪述祖即 洪荫芝,常州人,年约五十左右,确为洪北江之嫡派。为人奸狠险毒,不容于 社会,在京之常州同乡,无不恨之人骨,素有洪杀胚之绰号。”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民立报》随后在“宋案证据”中公布的老同盟会会员张绍曾写给 应夔丞的介绍信:“京师自孙、黄惠然而来,与大总统握手言欢,社会之欢迎 日有数起,是为南北感情融洽之证,不胜为民国前途庆。兹有内务部秘书长 洪述袓先生南下公干,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绍。洪君于民国之建设,多有 规划,当道咸依赖之,倘来造访,或有就商事件,务请照拂一切,裨益大局,不 胜感企之至。”
也就是说,洪述祖南下上海与应夔丞合作,其实是以孙中山和黄兴应袁 世凯邀请北上“言欢”为直接背景的。
在江苏常州的博物馆内,收藏有洪述祖的一方“共和砚”,网络中也流传 有洪述祖赠送安徽合肥人李经即“新梧先生”的“共和砚”拓本,其正面题词是 “新梧先生鉴存述祖”;右边是篆书“共和砚”,落款为“壬子十月观川居士属 陶心如篆并刻”;砚背墨拓中的跋语是“中华民国三年即甲寅八月吉林宋小濂 铁梅氏获观”。
“壬子”即作为中华民国共和元年的1912年。“观川居士”即洪述祖。陶心
《袁氏当国》的历史谬误| 31
如即陶家瑶,江西南昌人,字星如,一作心如。他的妹妹嫁给洪述祖的长子洪 深为妻,后离异。“甲寅”即1914年。宋小濂是吉林永吉人,字铁梅。在他的跋 语后面另有砚铭墨拓:“辛亥九月,砚得,主共和诏书起于此,勒铭左侧志忘, 中华男子洪述祖。”由此可知,这方“共和砚”得之于1911年9月,1912年2月 12日由隆裕太后颁布的幼年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最初就是用此砚起草的。 直到宋教仁案发生之后,依然以“中华男子”自居的洪述祖,至少在主观上是 有爱国、救国的政治抱负的,只是他所选择的爱国、救国的政治路径,并不是 宋教仁式的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阳光参政、公平竞争,而是与同为会 党出身的陈其美、应夔丞等人一样,倒退到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外去从事 秘密暗杀及暴力革命。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由唐绍仪组织中华民国第一届内 阁,洪述祖论功行赏’原本要出任内务部总长赵秉钧的秘书长,由于官制里面 没有秘书长的职位,他只好屈就秘书之职。1913年5月3日,逃到青岛德国租界 的洪述祖发表通电,为自己在宋教仁案中扮演的“救国”角色辩护说:“述祖于 辛亥秋,与唐绍仪在北方赞成共和,本为救国起见。一年以来,党争日剧,怪状 百端,使全国陷于无政府地位,心窃痛之。尤以上年宋教仁等连带辞职,要挟 中央,为党派专制祸始。中国教育幼稚,人材缺乏,合全国稳健分子,立贤无 方’共谋政治,尚虞不济。宋教仁乃欲借政党内阁之说,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 垄断政界,党同伐异。一室操戈是共争,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其弊甚于满 清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④
在谈到自己与应夔丞来往函电中的“毁宋”等语时,他给出的解释是:“仅 欲毁其名,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述祖宗旨,不过欲 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接下来他 还表白自己“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与洪述祖的为“救国”而“毁宋”相印证,直接参与谋杀宋教仁的应夔丞, 别出心裁地以“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的名义宣告说:“今日之民国,同 千钧一发,至危极险,存亡呼吸之秋也。譬若婴孩,正维护哺养之不暇,岂容稍
32 |良園嘴崧
| 一政学两界人和事
触外邪!本机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凡不正当之议 员政府,必据四万万同胞授与之公意,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执 行严厉正当之刑法,行使我天赋之神权,奠定我庄严之民国。……兹特于三月 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钟,将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 开审判,由陪审员薛圣渡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君判决 死刑,先行即时执行,所有因此罪状当另行罗列宣布,分登各报,俾中外咸知, 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⑤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颇为精辟地总结说:宋教仁案 “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 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 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1919年3月27日,60岁的洪述祖被国民政府大理院以“教唆杀人”的罪名判 处死刑,并于同年4月5日执行绞刑。他在狱中曾为自己题写了两副挽联,其一 为:“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 埃。”其二为:“人地狱乃佛语,知天命是圣言。”
洪述祖死后,他的表弟庄蕴宽在挽联中给出极高评价:“古来才大难为用, 夙世因多可奈何。”他的儿子洪深当时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后来成 为中国影剧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注释:
①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6页。
②袁寒云:《辛丙秘苑》,见《稗海精粹丨闲话民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③《金勋致徐树铮报告在沪与国民党人会晤情形密函》,1913年3月14日,见朱宗震、杨 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丨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231 页。
④《洪述祖通电》,见《民立报》1913年5月8日。
⑤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丨12页。
《新青年》教训徐世昌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经通过官方渠道间 接干涉过《新青年》杂志及其所在的北京大学。北大教授特别是《新青年》同人 团队,对于掌握最高权力的徐世昌,也一直采取教训监督、公开批评甚至于嬉
笑怒骂的独立态度。
一、高一涵教训徐世昌
1918年11月24日,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其中充斥着“天地 君亲师”之类政教合一的神道观念,时任北京大学编译员的高一涵,在《新青 年》5卷6号发表《非“君师主义”》,毫不含糊地批驳说:
这几个月来,我是不谈政治的,是不读“总统命令”的。一则因为中国现 在无举国公认的政府,无举国爱戴的总统;二则因为我们所讲求的是法治不 是人治,所研究的是法律不是命令。所以就是总统合法的命令,也不大理会 他,何况这种总统的“上谕”呢!然我看见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大总统令”中有 一大堆“道德”的话头,谓:“牖民成俗,是惟道德,……西哲有言,道德为共和 国之元气,……亟当……揭橥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又有什么“教条”, 又有什么“检束身心以为律度”,又有什么“各秉至诚以回末俗”,又有什么 “教育事业……著教育部通饬京外学校于修身学科,认真教授,并酌择往哲
#文栽《随笔》,2008年第3期,花城出版社
34 |氏因货嶔
I ―政学两界人和享
嘉言懿行,编为浅说,颁行讲演,以资启迪……”云云。我读了 一遍,觉得这种 “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在中国是很印入人心的,绝不止徐世昌一人独怀 这种意思。
接下来,高一涵引用了前辈文人严复关于中西比较的一段话:“盖西国之 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 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中国帝王下至宰守,皆以其身兼天、 地、君、亲、师之众责,……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 也,犹奴虏矣。”基于此,高一涵在《新青年》同人中较早提出了“思想革命”的 概念:
严氏论事,多执己见,独这一段实写中国君后观念,却无一字虚构的。所 以这种“神圣的”总统,“元后的”总统,“家长的”总统,“师傅的”总统思想,在 中国社会上很占势力。惟其为“神圣的”总统,所以能定“教条”;惟其为“元后 的”总统,所以能“一正心而天下定”;惟其为“家长的”总统,所以云“在下则 当父诏兄勉,以孝悌为辅世之方”;惟其为“师傅的”总统,所以“教育”、“修 身”,皆得由彼“酌择”。然则这次“大总统令”,实为中国旧思想之结晶,所以 不得轻易看过去的。我以为这种“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所以发生的原因 有二:①是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②是行制度革命而不行思想革命的坏处。
作为结论,高一涵进一步写道:“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 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入民 国以来,总统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亦祀天;皇帝尊孔, 总统亦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 亦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 责’。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我的意见’不是说道德是不必 要的,是说道德不能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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