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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那时我就想，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有的，我怎么会料到，温
斯顿后来竟死于车祸，那时，他才十六岁！
温斯顿出世两年后，我又有了你另一个哥哥文森特，我之所以为他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这发音很像“赢一百”，也是赚钱的声音。结果想赚钱想得太入神，我在公
共汽车急刹车时撞歪了鼻子，这以后，你出世了。
可能是那只歪鼻子改变了我，也可能是因为襁褓里的你，实在长得太像我。我
希望你这一生完美无缺，我给你取名薇弗莱，那是我们住的街名。我住在这里，但
将来你长大了，你会带着我离开这里的。
①Wins——赢得，ton——吨。——译者注
四
劳雷先生用刷子刷着我头发，我的头发依旧柔软、乌黑。
“哇，妈，你真行。婚礼上，大家都会以为你是我的姐姐的。”
我从理发镜里打量着自己，我知道自己长相上的某种缺陷，这种缺陷我也带给
了我女儿。
“哎呀，你的鼻子怎么了？”我失声叫了出来。
她看看镜子，莫名其妙地耸耸肩。“怎么了？我鼻子没什么呀！”
“它怎么有点歪曲的？”我问，的确，我发现她鼻子的一边偏歪了一点。
“怎么啦，这是你给我生成这个样的！”
“它确实是歪掉了，你得去整容医生那里弄个塑料撑架把它矫正过来。”
女儿只是无所谓地一笑，头一侧，挨着我焦虑万分的脸面，说：“别傻了，妈
妈。我们的鼻子长得都还可以，这样的鼻子令我们看上去有起伏。”
“这个‘devious’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曲折，喏，一条路不是坦直的，它有许多支路，我们可以走这条也
可以走那条，就好像我们俩看上去是同一脸型，其实我们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讲着
所想的，但我们各自的理解却是不同的。”
“人们会从我们长相上看出这个吗？”我问。
她笑了：“才不呢。人都有两面性。”
“这样好吗？”
“如果你能因此而如愿以偿，那当然是好的。”
我看看镜中我们母女俩，我又想到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准则，我实在弄不明白，
哪个是中国式的，哪个是美国式的。反正我只能两者合其一，取其一，多年来，我
一直在两者中徘徊，考虑取舍。
去年我回了阔别四十年的中国大陆，尽管我取下一切珠宝首饰，也不穿颜色过
分鲜艳的衣服，我用他们的货币，讲他们的语言，但他们仍能认出我不是纯粹的中
国人，他们还是要我支付比一般价格高几倍的外国人标准的价钱。
所以现在我常常百思而不得其解：我到底失却了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我不
知道，我女儿是怎样想的。
我们共有一个母亲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们的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
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
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
十五岁那年，为了坚持我皮肤下面流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与母亲大吵了一场。
当时我是旧金山市加利略中学的二年级生，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承认：我是中国人。
唯有母亲一口否认：“这没有用的！”母亲曾在上海一个著名的护士学校读过书，
她说她精通遗传学，因此不管我同意与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国，否
则，你无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国人。”
“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
腾的时刻。”
这样的话让我恼怒、生气。可待我母亲真的显出典型的中国行为时：如与店主
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
配等等。
但今天，当火车开进中国边界时，三十六年来，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坐在火
车上，带着一团归乡的梦幻，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心态。
我们的第一站是广州。我的七十二岁的父亲吴坎宁，将去广州拜望她的姑母。
从十岁离开他姑母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我不知是因为急于与姑母见面，还是
因为回到了中国，七十二岁的父亲像个小男孩一样，激动得坐立不安。他显得如此
地天真快乐，令我觉得简直要上去拍拍他额头和替他扣好纽扣似的。我们面对面隔
着张小茶几坐着，桌上置着两杯冷茶。这是第一次，我看见父亲泪眼盈盈。在窗外，
可以看见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整齐的黄绿色的耕地，狭狭的沟渠，像晶莹
的饰带一样，缓缓流过。村路上，三个穿着蓝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着的牛车上。
不知为什么，这个十月清晨，中国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会使我双目也满噙着泪水，
似唤回我一个遥远的记忆。
三小时火车后，我们抵达广州。除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名称没有改变拼法外，几
乎中国所有城市的名称的拼法都改变了。我想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各方面都
改变了。在广州与爸爸的姑母见过面后，我们将赶乘飞机会上海，在那里，我将与
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
她们是我母亲与她前夫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在战乱时从桂林出逃到重庆的途中，
她不得不把她们丢弃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战时期。妈曾经和我讲述过这件事，因
此我对她们的印象还是一对嗷嗷待哺的婴儿。
直至今年得到了她们的讯息后，我才知道她们还活着。
这时，这对婴儿在我印象中，变成一对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们并肩坐在桌子边，
轮流用毛笔写出一行行整齐的中国字：最最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活着，赶快把我们
带走吧！
当然，她们不会想到，妈妈在三个月前已经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
的。去世前一分钟，她还在向父亲抱怨着楼上的房客，马上她就紧抱着头部大声呻
吟，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因此上海来信是我父亲拆开的。这是一封长信，她们称她妈妈，她们甚至还保
留了她的一张照片。在信上，她们详细讲述了从桂林与母亲失散后至今的情况。
这封信很伤了父亲的心——他从未想到，在那另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也会有人叫他的妻子为“妈妈”——他把信给了妈的老朋友琳达姨看，并请她给这
两个上海女儿写封回信，用尽可能婉转的口气告诉她们母亲的死讯。
琳达姨把这封上海来信带到喜福会里，与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为她们知道，
多年来，我妈一直竭力在打听这两个女儿的下落，这是她朝思暮想，铭心刻骨要想
实现的事。因此，她们觉得一定要为此做些什么，来慰抚她们的老朋友的亡灵。
因此，她们这样给我的上海姐姐们写着：“最最亲爱的女儿们，我无时无刻不
在思念着你们，我从不放弃一丝努力，为了让我们能团聚。遗憾的只是，我们彼此
等候得太长久了。现在，我把与你们失散后的我的经历，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
她们签上我母亲的名字。
待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说起，我在上海还有两个姐姐。
“可她们还以为，来的是她们的妈妈！”我喃喃自语着。在我想象中，她们还
是一对蹦蹦跳跳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她们正满怀激情地等待着与母亲的重逢，然
而事实上，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们说，她不能来了，她死了？”琳达姨说，“她
既是她们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应该由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要知道，这么
多年来，她们一直梦想着与她重逢呀！”我想她讲得是对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亲回去看她们，那一切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也
无法想象，当我与她们相遇时，一切又会怎样！她们会踞着脚尖在机场上焦虑地观
望着每一个下飞机的黑头发，可我，一下子就会认出她们的。
“姐姐，姐姐！”我会用蹩脚的中国话向她们招呼着。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头，
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藏起来。
这时，她们会指着我身边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被淹没在一大堆行
李之中，行李里塞满了食品、玩具、礼物……“喔，那是妈妈吧！”
我就会对她们说：“姐姐们，对不起，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无需我多说，
她们就会明了实情了。她们会恸哭，痛苦不已，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机场上回头走
了，我只得怏怏独自一人又登机飞回旧金山。
每逢这样的幻觉一出现——她们的失望和沮丧，我总觉得受不了。我多次恳求
琳达姨另外再给她们写封信告之实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们说你母亲已死了？我不能这样写。”琳达固执己见地说。
“但我这样欺骗她们太残忍了，她们会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会呢，”她说，“你是她们的妹妹，她们唯一的家人，怎么会恨
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说。
“不懂什么？”她问。
我嗫嚅着：“她们会认为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对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达姨被我说动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个小时写了长长两
页的信纸，我觉得我最惧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当她把这封用英文写好的
信交给我时，我连读一遍的心绪都没有了，只是轻声向她道了声谢。
二
窗外暮色浓了，沿铁路路轨挤满了低矮的水泥建筑物：老旧的厂房，随后，轨
道像蛛网一样密集起来，只见窗外月台上，挤满了身穿灰色斜纹布西式外套的人群，
偶尔点缀着几个鲜艳的身影，那多为小孩子，他们身穿粉红色、黄色、大红或桃红
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榄绿。最后火车到广州站了。
火车还没刹车，人们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顿时，我头顶上沉甸甸
的行李，晃来晃去，真怕给砸一下。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只用绳子捆扎好几道
的破纸箱，或者是塞满毛线的塑料袋，也有装满蔬菜、干菇的。然后在你推我挤之
中，我们脚不沾地地随着人流移动，奇迹般地被送到海关的十二道队伍之一中，这
景象令我觉得自己似乎还在旧金山三十路公共汽车上。我立时就提醒自己：这是在
中国。
我拿出护照和申报单，姓上面写着“吴”，名字一栏上写着“精美”，出生地
在美国加州，1951年生。我曾怀疑海关人员会承认我与护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
我戴着假睫毛，涂着眼膏和唇膏，双颊涂着弗洛杰的腮红。可现在的我，头发汗涔
涔地耷拉在额上，而且也没化妆。我没料到十月份的气温还会这样酷热。
即便没有化妆，这里的人们也永不会将我作为中国人接纳。我身高五英尺六英
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头，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