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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他们痛恨联邦政府”，利兹公司的备忘录上写着：“坏消息是他们同样痛恨瓦斯公司。我们的策略是指出前者的缺失，绝口不提后者。”诀窍在于：“如果让国会一意孤行，情况只会更坏。”计划如下：“先把他们集合起来，再扮演群众煽动家，装出他们那种执拗的‘买下美国’的精神，将一切归罪于政府。”最后的忠告是：“尽可能只字不提瓦斯公司。”
实际上，针对金头脑群，他们将高调的宣传广告抛向他们所重视的团体和报纸（这些团体都赞成解除管制）。中美蓝则接受更为情绪化的宣传，一幅画着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酋长带着堆积如山的扑克筹码，正和一个大笨蛋在玩21点的卡通漫画，这个笨家伙连衬衫和裤子都输掉了，它身上标着“美国能源非政策”，标题是：“再打我”。这种宣传对爱国心强却牢骚满腹的城市工人发挥了作用，它诘问大家：“为什么要向外购买我们在得州、加州、俄克拉何马州、科罗拉多州，还有宾州、密歇根、北达科塔和西弗吉尼亚都有的东西？”这几个州正好包括了众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成员的家乡，他们正考虑要采取立法措施。
这个广告打得十分漂亮，然而却不符合草根游说的第三条诫律：草根运动务必要信而有征，而且看起来货真价实。天然气公司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裴西指称，他的助理针对他们所收到的电报做了抽样调查，发现其中20位民众根本没答应挂名。天然气公司总裁布许担心被指控造假，急忙展开清查工作：检样中的70％（373人）记得愿意挂名的事，但是却有8％断然否认他们同意挂名，另外22％则记不清接过这种电话。布许坦承利兹的电话作业可能有“故障”，但也坚称“绝对没有整批作假之情事。”
其次，天然气公司为了扩增其政治影响力，设立了一个能源安全联盟，但是记者却找不到它的办事处——原来就在天然气公司总部。虽然该联盟列出35家企业团体和天然气用户为其成员，然其资金运作却有1100万来自天然气公司。这种自拉自唱的改头换面伎俩惹火了国会，印地安那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夏普指责天然气公司“蓄意误导公众，混淆视听”。布许答称天然气公司已在报上刊登启事，宣布放弃对联盟的权利，无奈大势已去，瓦斯生产业者终于没能打赢解除管制这一仗。不过布许反驳道，对方也没有完全取回天然气价格的控制权：“我们缓和了歇斯底里的反对声浪，也为将来的反扑埋下伏笔。”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利用邮件进行草根游说不无风险。显然事先拟好的信件和印制的明信片效果较佳，正如他们替银行所安排的能较正确地反映了民意。但唯有真感情，才能使运动获得效力。邮件游说法如果时机不当，或太过刻意求工，反而会弄巧成拙，激怒原本支持他们的人。例如瓦斯生产业者便触怒了一些赞成解除管制的国会议员，像俄克拉何马州的辛纳，他对纷至沓来的沉重压力就感到无比厌恶。
广而言之，群众邮递运动蔚为风气，竟然造成政治上的一种嘲讽的态度：至少有三家华盛顿贸易公司出售国会议员的名单（按照委员会的各种召集小组和各人的专长分类）配上选举人的名单（按照国会选区、邮递区号和利益团体等分类）的电脑带。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设定目标。有些贸易协会从各会员处收集来先遣代理人名单，并将其输入电脑，以便随时出击，发动邮件快攻。全国教育协会是一个教师团体，会员共计180万，旗下拥有25万名合格的代理人为其处理问题，维护社会保险和联邦政府所提供的教育补助。
该会人员表示，他们必须采用这种手法，因为信件在往返太费时，根本无法与右翼团体的电脑邮件竞争。
参众两院的议员斥责这些“人造”信件，声明毫不在意这种内容千篇一律，只有署名不同的群众邮寄运动。“让我们的电脑回信给他们的电脑，实在荒唐。”杜伦伯格参议员向我抱怨。不过国会议员当然重视个别的信件，特别是亲笔信。问题是邮件游说的技术日益精妙复杂，有时想要分辨何者为私人信件，何者为大量制造的电脑信件委实不容易。例如人寿保险业1985年的整套游说案也用了这一招，他们将预先打好的信写上支持者的地址寄给各个议员，里面的文句不同，又利用雷射印刷制成不同的私人信笺，但纸的颜色亦异——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要掩饰大量制造的痕迹。
信件游说的策略即使无法左右决议，仍有若干吓阻作用。有些国会议员，特别是边缘选区或比较资浅的议员，是不愿得罪大群选民的。他们不敢忽视任何一个大型压力团体，即使看起来好像有诈。由于大众投邮行动显得很有组织，这些从政者为了生存和改选，不得不有所顾忌。不论什么团体，只要他们能发动群众签名寄信——或者得到授权——就能动员群众投票，至少理论上如此。
筹募巨款
金钱是游说活动的巨枪利炮，也是自由选择的政治武器。它像马特杭峰（编注：阿尔卑斯山系著名之山峰）一般隐约浮现于政治布景中。
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然被钱淹没，随着每次的总统大选而日益恶化。1984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改选总共花了5。95亿元，到了1986年，单单改选国会议员便花了4。5亿元。而共和党的花费比民主党又更胜一筹，以1986年为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及其下两个国会分支花了2。542亿元，民主党方面却只用了6270万元。
矛盾的是，1974年的竞选财务改革承认有组织进行募款的合法性，也给了美国政治新巨人，即无所不在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极大的推动力。时至今日，不论法人团体、工会、商会或利益团体都成立了PAC，负责向会员募款，并资助候选人，以便推动总会的政治事务。
1974年的改革旨在防范有钱大老和秘密会社私下贿赂立法官员，造成不良影响。为了减少贪污贿赂，选举法改革者订出捐款上限，个人是1000元，政治行动委员会每次选举只能提供每名候选人5000元，至于政党则依办公室和选民的多寡而有不同的限制和规定。所有的候选人都得报告资金的来源。但是这项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样，其结果是始料未所未及的。根据法院的裁决，政府承包商所组成的PAC是合法的，如此一来，方便之门大开，PAC乃成为商界的抢手货，举例来说，1985年间，在政治奉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有全国国会俱乐部（赫姆斯的PAC）：1580万元；全国保守主义PAC：930万；维护社会安全PAC全国委员会：620万；房地产经纪人PAC：600万；美国医药学会PAC：540万；全国步枪协会政治胜利基金：470万。
PAC在1940年代与产业公会大会同时崛起，真正获得开展却是70年代的事。其数目在1974年只有608个，到了1986年却多达4157个；国会选举捐款的成长则更惊人，从1974年的850万增为1986年的13220万。其中成长最快的是法人团体公共事务会：1974年只有89个，1986年增为1902个（有组织的劳工团体只不过418个）。更重要的是PAC的法律限制漏洞很多，便其得以为所欲为，视法律规定如无物。
“PAC的钱破坏了整个选举过程”，高华德参议员在公听会上抗议：“造成特殊利益团体的激增，只为了能把钱投入选战，使得金钱垄断选举的情况愈演愈烈。”
“变化太大了”，共济会领袖魏塞玛忿忿地说：“你看人们花了多少钱来请说客，花了多少钱资助选举，花了多少钱请国会议员关说，花了多少钱来搞宣传邮件和草根游说运动，花了多少钱来打电视广告——没有人去算过总共要花多少。整个情况非常微妙，没有人愿意开炮发难。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就是不愿开口。PAC的竞选捐助限于5000元，但是没有人当它是限制，他们把它当成许可证。”
前卡特总统的白宫顾问克特勒更是直言不讳：“只差一步就成了贿赂。PAC之所以捐款，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会支持他们。无功不受禄，受禄必建功！”
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但也有人不赞成。学者专家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梅尔宾就认为很难证明公共事务会用钱买票，也不能断言现在的情况比1974年进行改革前糟。梅尔宾在其讨论筹备竞选基金的文章中写道：“1972年大选的不洁纪录所显示的是半强迫的募款方式，是秘密的现金捐献，是由少数儿个大金主控制财务的局面，他们都别有所求……PAC的出现其实是一大改进。”
也有一些说客认为把PAC当成代罪羔羊是不公平的，如一向袒护商人的税法律师渥克和拥有不少商界大客户的共和党老将柯罗洛哥斯。他们指出现行制度比过去的好得多，因为现在有好几千个PAC在筹募经费，整个过程都受到公众的监督。渥克提醒我一件1956年发生的事：已故南达科他州参议员法凯斯愤怒的在参院透露，有个意在解除天然气管制的匿名捐款人，在其接待处留下装有2500元现金的信封。结果解除管制案虽然通过，却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否决了，理由就是有贪污受贿的嫌疑。“我们已经摆脱红包的时代了”，渥克强调：“权力已经分散，所以我说从道德的观点来看，目前的情况比25年前好太多了！”
但是各家对此仍有争议。正如1986年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格林所说，只有财大气粗的政治势力才能拥有PAC——穷人、失业者、少数民族，甚至大多数消费者是不会有的。再说2500元的贿赂现在已经上不了台面了，近年来，国会议员可以经由PAC或私人管道合法募得竞选经费，并把余款留为己用。这样年复一年下来，许多势力强大的在职者，便在没有竞争对手或只有象征性对手的情况下，累积了好几十万现金。例如1986年选举过后，就有20位众议员手上握有40万现金，有的还不止此数，其中只有三人在竞选时遭到对手或象征性的对手。他们就这么安稳便当地发了大财。在群雄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有：加州共和党议员德瑞勒，选战后的银行存款高达943371元；纽约布鲁克林区民主党议员索拉兹；790864元；阿拉巴马州民主党议员傅立波；594680元；由于情况过于暖昧，众院在1979年特别立法禁止新进议员采用这种方式增加个人基金，但是老议员却不受此限。
许多说客对现行制度极表不满，却仍置身其间。前卡特总统的白宫官员今日的说客韦克斯勒女士指出，这种恶性循环的金钱游戏已然无法控制：“但你还是要给，否则无法办事。同时你也希望能帮助国会中你喜欢而且敬重的人。”1986年她个人便拿出2。5万元给候选人，这还只是别人要她提供的零头部分。邀她参加政治募款会的请柬多得可以用斗来量——每逢选举年可能有2000张，款项高达好几十万。“我们公司一天可收到10张邀请卡”，她说：“我们每晚需参加两三个募款会。”
事实上，现在玩的是政治扑克，参加PAC或者买张250元或1000元的筹款券只是入场券罢了——第一次发牌前所下的注。想往前冲的说客得增加赌注，加入候选人的“指导委员会”，这意谓着你得大力赞助他，帮他推销筹款券。名律师勃格斯拥有一项纪录——参加过50多个指导委员会。至于下大注，说客还得主办募款餐会才行，亲自负责筹募现金。
“小餐会也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