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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能从痛苦的教训中，领悟到对其他政客施点小惠的价值。他所受的教育及工程师的训练，使他在为立法添加润滑剂——也就是使政客们感到受重视——显得缺乏耐心。
在私下的场合包括白宫小型晚宴或是在他佐治亚老家的个人会晤里，我发现卡特相当亲切有趣，但是许多国会议员却认为他难以亲近。在他的早餐聚会，由于忙于阅读，所以他常常迟到，然后他会谈到目前正在推行的政策。卡特曾向一位《洛杉矶时报》的华盛顿特派员抱怨说，一些国会议员根本在浪费他的时间，因为他们对于议案没有充分的准备，而卡特认为他的时间相当宝贵。
卡特并未察觉到其他人所认定的会议重点。一位曾于卡特时代在国务院任职的律师观察道：“问题在于那些国会议员并不是到白宫去听取总统的意见，他们从助理那儿便可取得这些资料了。这些人老远跑到白宫，主要是可以回来向其他人夸耀：‘总统告诉我如何如何，我又告诉他什么什么’，而卡特却不了解这种心态。”
在他任内第三年，我听到他对一位南方议员的聚会中嘲笑自己的愚蠢，他说，他总是问别人要如何与国会打交道：“有人告诉我，就像对佐治亚议会一样就好了。我试了，但是没有用。”
卡特是个圈外人，他不知道华盛顿的权力游戏，也不清楚整个权力网。从他在总统大选时的作风，就可看出他的缺乏洞悉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1976年他就是以向华府挑战和与党领袖划清界限为号召，而获得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大选后，卡特在佐治亚州背负着使命的亲信到达华府，他们与人保持冷淡的距离。最初，卡特夫妇刻意不与乔治城政治圈和华府政客交际。卡特尽量不去使用至尊的总统职权，甚至和华府的既有势力也保持距离。例如，当他提出能源法案时，他就没有和民主党的国会领袖奥尼尔及参议员勃德先行咨商。在卡特当选后数月，奥尼尔连与他的重要亲信都没见过面。
里根总统第一年的结盟运作上，即因打出和卡特完全不同的主张而获利良多。他那完全不需预演的爱尔兰式的亲切及爱开玩笑的作风，凸显了他和卡特的不同，也为他赢得支持。在其他政客以及人民的眼中，里根极为称职。
而事实上，里根一点也不完美，我曾经听到共和党议员派克伍德、多米尼西、鲁德曼等人在会议之后怒骂里根，因为他必须靠提示卡演说，并且对重要问题没有说到重点。但是，里根上任的头一年，仍是他的颠峰状态。他证明了结盟游戏第四条规则：对华盛顿权力结构予以相当关注。对民主党人礼遇，使他们受宠若惊，共和党人则常乐于重复里根说过的故事，或获得总统赠予袖扣或肯尼迪中心总统包厢的入场券而喜形于色。
卡特以向华盛顿挑战为号召来竞选总统，里根却是180度大转变，改以迎合的态度。他的竞选方式替卡内基模式（如何赢得友谊和影响群众）立下了新标准。他搁置了竞选的言论，里根扮演一个渴望获得华府接受的局外人。
在特色上，除了充满预言式的论调，在意识形态上里根并不是枯燥的极右派总统，他随时准备低头与共和党主流人士讨价还价。198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里根试图提名前总统福特为副总统人选，此举震惊了共和党人。最后他选择竞选对手布什，而不是他在政治上最亲近的盟友赖克绍特参议员。当党内右翼力陈以赖克绍特取代H。贝克为参院共和党领袖时，里根也在赖克绍特鼓励之下拒绝此提议。就这样里根超越了加州帮的格局，而将前总统福特、尼克松的顾问全都收编为白宫幕僚。
里根当选后第一天，他在城内F街俱乐部邀宴50名地方父老。许多被卡特冷落的名流很惊讶并欣然接受邀约，如休斯（马里兰民主党州长）；巴瑞（敢言的民主党自由派华盛顿市长，他在竞选时曾以犀利的言辞攻击里根）；奇克（华府黑人大学霍华大学的校长）；以及著名民主党籍律师威礼斯。里根对《华盛顿邮报》的布米勒解释：“一旦到了华府，一个公职人员倾向于表现得像个客观的公仆。所以我决定利用这个场合宣布，我们都是华府的居民。”
里根在当了8年全国最大州州长（加州）和州议会多数党民主党周旋后，使他知道如何对付敌人。接下来数个晚上，他先和共和党人庆祝，接着在一场名政论家乔治威尔特别为他举办的晚宴上，和华府政治圈人物，例如葛莱姆（《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格林费（《邮报》社论主笔）、斯特劳斯（卡特前任竞选策划人）打交道。稍后，里根也和一些政治上的对手如参议员小肯尼迪及众院议长奥尼尔会面。奥尼尔说：“我喜欢他，因为他相当有风度。”奥尼尔也喜欢里根的幕僚。他说：“和这些人相处比卡特的幕僚要容易多了。”
里根很成功地安抚华府自大的政客，整个华府已准备好从佐治亚乡下到加州上流社会的改朝换代了，朝臣们受到总统礼遇而觉得受宠若惊。总之，里根的个人魅力的糖衣和顺从，使他在开始这场政治战争之前，已巩固权力的基础。他不只显示总统职位正在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掌握中，也安抚了其他政客因竞选活动所唤起的动物本能。他的魅力已经完全解除了怀疑论者的武装，这些人曾抨击他为好战者和他激进的意识形态。环境亦给予里根很大的助益，在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总统任内施政的失败后，国家亟需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若再有总统失败，政客们都将认为总统的权势遭到越战和水门事件影响之故。一般人觉得总会有位总统成功的。这种气氛对里根有利。而里根软性的诉求也使人们愿意帮助他。1981年共和党内部的温和派和自由派是一股很重要的势力，他们虽然不相信里根的哲学，但却支持他的诉求。一位支持布什而思虑缜密的爱荷华州议员李奇，曾指出里根和卡特之间强烈的对比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他说：“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卡特的情形，他进来，做二点指示：‘第一点，你必须了解你的选民也是我的选民；第二点，也许这点做起来很艰苦，但是我希望你尽力为国效劳，而不是为私人营取利益，这也是我们来到全国政治中心——华府——的原因。’他第一次说的时候，令我印象深刻：当我第九次听到相同的话，我想要反击。我认为卡特的表现令人想反抗，而里根却使共和党人，甚至与他意见不同的，都愿意服从他的领导，特别是在1981年和1982年，总统施政面临危机时。而且，一位总统以局外的身分来到华盛顿，一个善良而不了解内部的权力游戏的人，由于他的亲切，人们真心愿意协助他。”
一些事件的发生也有利于里根。在他就职典礼当天，伊朗释放52名作为人质的美国外交人员。这个事件，卡特应是功臣，因为这是他任内所努力的成果，但里根却捡了便宜。
第二个事件是1981年3月30日里根遇刺事件。在此枪伤事件之前，民意测验显示，里根个人的声望在下降中。任何危机都能使全国上下团结在统治者领导之下，更何况是枪伤总统的事件，里根个人勇敢的行为引起大众同情，弥漫崇拜英雄的气息。
个人声望对里根政治结盟相当有利，特别是对态度犹疑的共和党籍议员以及南方民主党之国会议员。由于里根在1980年大选时，曾席卷南方州60％到70％的选票，因此可以直接向南方选民诉求。坚强及情绪化的支持，给了里根作为领袖的第三个利器——人民的爱和怕。有24位众议员和6位参议员是靠里根的声势及帮助才得以进入国会，这些共和党议员自不会背叛里根。至于南方的民主党人则怕里根。里根向其保证，若他们在1981年支持他的计划，他便不会在1982年的竞选活动与他们唱反调。这些民主党人害怕与里根为敌，使得里根得以在1981年获得胜利。
压路机效果
在制造多数联盟时，新总统在把他第一个重要立法计划，作为对他个人信任的测试上，占了很大的优势。这个策略的关键亦即游戏规则第五条：使总统个人和他的计划，成为焦点议题。它能立即使国会的反对力量陷于守势，因为在这个时候投票反对新总统，好像他们拒绝接受刚结束的选举结果一样，而许多政客并不愿意这样做。
里根藉着选举胜利和枪伤事件后，群众对他的沸腾同情，更加倍地武装了他的战略。吉尔根机灵地建议里根，不妨借此机会在4月28日两院联合会议上，做一个相当于就职演说的演讲。这是很有力的一步棋子。我仍记得那晚，里根充满活力自信地大步走进国会，在热烈的掌声中，愉快地频频答礼。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一样高兴他的康复；里根的幽默，也使他们备觉温馨。全国对他一致拥护，使接下来的一百天里，对里根施政的投票都很顺利。
事实上，身为立法领袖的H。贝克，才是个深谋远虑的下棋高手。参院一位幕僚说：“H。贝克极端理性与固执。大胆是他的标志，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1981年是他一手左右里根的预算。”
早在1981年，贝克就已对参院失去耐心，各种拖延战术阻挠议案通过，更使他倍感挫折。他对我说，参议员们不仅在议案上发表冗长演说来阻挠议事进行，并且在提出辩论的动议、各种修正案，甚至在理论上应该结束讨论的投票之后仍阻挠议案通过。更过分的是，大部分立法时所提出的修正案漫无限制，且通常与原案无关，等于法案常被永无止境的修正案绑死。
以H。贝克南方的俗语来说，任何人都能将一根棍子插入辐条卡住轮子。他埋怨道：“使参院正常运作，如同推一根湿面条般。”
H。贝克安抚其他政客时，表现得很得人心，亦颇有耐心；因此许多人忽视他将以激烈的手法通过里根的经济计划，他承认，他在立法时采取的手段是一种高压且残酷的方法。
贝克建立他的联盟的方法，是使所有的投票的关键成为一项对总统忠诚的测试。这在推动里根野心的预算削减计划很重要，因为预算不是抽象数字，而是有血有肉的计划。所谓预算是一张国家用度的优先顺序表，理论上，国会议员主要任务是帮人民看紧荷包，希望削减预算和赤字；但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拒绝删减对他的州或地区有利益的计划。H。贝克正想打破这种政治上不成文的习惯。
在预算委员会主席多米尼西和他幕僚主任贝尔的纵恿下，H·贝克决定采取一种严密的立法程序，他称之为“和解”。而也多靠“和解”，里根1981年预算案才能获得戏剧性的胜利。当时里根在众院以四票之差险胜，而那次投票的议题则是是否要从严界定“和解”。所以“和解”已经成为里根立法战略的中心。
“和解”的程序在1974年已被列入预算法案中，但并非H。贝克原欲使用的方式。对H。贝克来说，“和解”吸引人之处在于，正常状态下，两院预算委员会草拟的预算决议案，将作为税务编制委员会增加财源和其他委员会的行动准则。但是一般预算决议案缺乏法律力量，而且其他委员会为保护自己的计划，并不愿受到这个指标的约束。各委员会预算总额必定超过预算委员会的目标。因此产生了第二个预算决议案，如果国会愿意的话，还有第三个。到第三次时，“和解”有强制的法律力量，它可以要求各�